马一浮（1883—1967）
“极人世之至悲”
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1900年前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国难常常伴随着家愁，在饱受外来压迫的晚清，民众的个人境遇也总是很难如意。祖籍绍兴上虞、1883年生于成都、9岁便有神童之誉、16岁在绍兴县试名列榜首、17岁结婚的马一浮，在1900年到1902年之间更是愁云惨淡、“极人世之至悲”。本来，马一浮已于1899年离开家乡，前往新思想、新思潮活跃的上海游学。他与岳父汤寿潜的学生谢无量朝夕相处，一起学习英文、法文、拉丁文，以便直接阅读西方原著，真正了解西方文化。1898年的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学习和引进先进的西方文化以拯救中国民众，已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首选。年轻的马一浮也是如此。他试图以游学的方式，汲取新营养，找到救国救世的良方。不仅如此，他还立下放眼人类、以文化拯救世界的壮志，自称：“浮之为志，不在促促数千年、数十国之间。以为全世界人类生存之道，皆基于悲之一观念所发布，渐次而有家族、社会、国际之事，讫于今日，其组织规则，尚未有完全者。不改革全世界迷信宗教、黑暗政治之毒，则人类之苦无量期，而国种优劣存亡之故，尚为人类历史事实之小者。浮之言曰：吾欲唱个人自治、家族自治，影响于社会，以被乎全球。破一切帝王圣哲私名小智，求人群最适之公安，而使个人永永享有道德法律上之幸福。”有了这一壮志，马一浮在学习西方文化的一开始，便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一定要将其学通学透，以便真正为自己所用。然而到了1900年，不幸的消息不断从家乡传来，先是父亲瘫痪，口不能言，接着二姐去世……再加上母亲早逝、大姐出嫁，马一浮不得不中断学习，从上海返回上虞，与妻子共同服侍父亲。即便如此，父亲还是于次年3月辞世。马一浮则先得奇疾，再逢父丧，与妻子相对而泣，“念家道之酷，终不能相保，计不知谁先死哉”。安葬好父亲后，马一浮再次前往上海游学。可是，不到一年，家里又一噩耗传来——妻子汤仪终因尝尽委屈、苦病缠身而奄奄一息。等马一浮昼夜兼程回返故里时，青灯之下，曾经相濡以沫的贤妻已撒手人寰——这是何等悲惨的世界！马一浮悲难自抑，一生再未娶妻。
1902年7月18日，马一浮在18岁照片背后的题字。（已往之马浮实死）1901年，马一浮强压心中的悲痛，第三次到达上海，住在虹口租界区，继续游学。除每日与上海南洋公学的谢无量相处外，马一浮还与在震旦学院学习法文的马君武结为好友，共同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每月一册，分十二个栏目：哲学史、哲学泛论、社会学、社会主义、宗教进化论、政治学史、政治泛论、法律泛论、最新经济学、教育史以及地球之最要新闻，尽可能全面地介绍西方文化。可以说，在上海的游学，不仅为马一浮学习和翻译西方文化打下了基础，而且使他结识了谢无量、马君武、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等一大批有识之士，良友间相互激励，可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然而，巨大的苦难接踵而至，尤其是父亲、妻子相继病逝，使得马一浮几近绝望。1902年秋，他在自己的旧照片上题写：“此马浮为已往之马浮，实死马浮矣”。马浮，是马一浮的旧名。在沉痛的心绪中，马一浮迫切地想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为苦难中的自己和家国寻找新的出路。
万里来寻独立碑”
圣路易斯，位于美国密西西比河中游河畔，19世纪初只有一千人左右。美国南北战争后，由于铁路的修建，水陆交通的发达，大量移民涌入，交通和工商业迅速发展，到1900年，圣路易斯的人口已达58万，成为美国第四大城市。1904年，圣路易斯因同时举办世界博览会和奥运会而名扬世界。游学上海时的马一浮，当然不会意识到，这个远隔重洋的异邦城市会让自己拥有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
1903年，清政府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需要聘请一位既懂英文、又懂拉丁文的年轻人担任秘书，同时兼任第十二届世界博览会中方馆筹备处工作人员。马一浮应聘成功，于当年6月初（夏历五月中旬）由上海出发，中转日本后横渡太平洋，在美国西部城市旧金山上岸，之后又陆行二千余公里，到达圣路易斯。此时已是7月3日（夏历闰五月初十），路途时间竟达一月左右。“万里来寻独立碑，丈夫到此自堪悲。”这首写于初入美国时的诗歌，既表达了马一浮到异邦寻找出路的初衷，更有着充满悲伤的故国情怀。刚到圣路易斯的时候，新环境中的新鲜事物，使马一浮对西方世界有了新的直接的感触。第二天便是美国“7·4”独立纪念日，马一浮看到满城的美国人鸣鞭炮、放烟花，喜气洋洋地庆祝，他不由地将此情此景与故国相对比，“慨然念故国之悲境，感叹不能寐。”第四天，马一浮第一次到美国博览会工场，“叹其建筑之壮伟”。第七天，马一浮上街购买西服，返回后便“截辫改服”，用实际行动与过去彻底决裂。只是，马一浮“截辫改服”的行为，被“同住者皆笑而讪之”，他身边的大多数中国同事，虽然身在美国，却处处表现出对清王朝的愚忠，马一浮很是不屑，日记中称他们“真奴隶种也”。这种在观念上的截然对立，再加上马一浮颇激愤，不善交际，使他很快成为使馆中的一个异类，孤独之感自然而生，以致于他的美国经历，虽有工作，但主要时间仍用于学习、读书、翻译西方著作。
圣路易斯的中国书生
在美国工作，国内所学英语远远不够用，尤其在口语方面。所以，到圣路易斯后的第七天，马一浮就和其他几位中国人共同找了一位名叫Codela的英国女子当英语指导老师，第十天便上课，每小时半美元，每天两个小时。他的学习劲头很足，并在日记中写道：“惟亟欲通此，颇有欲速锐进之意，必当达此目的不变易也。”然而，马一浮很快就对Codela不满意了，认为她“一无学问者之状”，费用也是极贵，这样的收费如果放在上海，可以聘请到第一流的老师。再加上他非常厌恶同去学习的两位中国人，所以，到了8月，当马一浮又找到一位名叫Stein的女老师后，连预付给Codela的课酬也不要了，赶紧独自转学，努力进行口语对话，大量阅读英文书报，英语水平大幅提高。1903年底，马一浮收到马君武的书信，发出感慨：“君武发愤攻科学，并致力于德文，可怕之至。书中云'吾人生今世，不通二三国文明语，非但不可以讲学，实则不可以为人’，善哉！如我者，乃当愧死矣！”此后，他更加发愤学习英语，还跟随Nellie Jorviu等人学习文法及杂文等。马一浮还学过弹琴，但需要付出不少的费用，所以不到一月结束了。他的工资有限，需要花在更需要的地方——那就是购书。
从1903年8月起，圣路易斯城内的各家书店便常常会看到一位年轻中国人的身影。他购书范围非常广泛，政治、法律、哲学、文学等各类书籍无所不包。他还经常委托当地书店从纽约等大城市代购，非常执着，一旦购买到想要的图书，马上便感到自己孤苦的生命有了依托。这样的感受不时出现在他的日记中，1903年8月22日写：“得Harrington氏译卢梭氏《民约论》一册，其书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出版，盖近译本也，喜其浅澈易晓。数月来求此书久矣，今得之，其乐可想。五十日中无时不悲愤，唯得此书及前买斯宾塞《社会学》读本二事，差有生人趣耳。”8月23日写：“读《民约论》二篇，甚易解。视斯氏《社会学》浅切可诵。前日以三小时半读斯氏书一叶，以其难晓遂置之。今览此殊了了，益爱之。盖予之得此，胜获十万金也。”10月7日写：“欲寻得《近世哲学史》、《人权论》、《政治罪恶论》，贾书者为取之他所，日望其来，胸中常若有物不能去，若暱者之思美人也。”类似这样的记录还有很多。这段时间，是马一浮全面了解西方文化最集中的一个阶段，单是在日记中就记载了一百多种外文著作，包括斯宾塞的《社会平权论》、《个人对国家论》、《社会学原理》、《社会进化论》、《伦理学原理》、《文体原理》，卢梭的《民约论》、《人权论》、《政治罪恶论》，柏拉图的《共和国》，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心灵哲学》、《论理学》，康德的《纯理批判》、达尔文的《种族起源》，布鲁泰克的《英雄传》，弥儿敦的《失乐园》，摆伦的《叹希腊》、《摆伦诗》，以及《文明史》、《世界近代史》、《欧洲十九世纪史》等等，所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而深入。这些著作，除英文外，还有少量的日文和德文著作，可见马一浮并不只是学过一种外语。不仅如此，马一浮还翻译了《日耳曼之社会主义史》、《露西亚之虚无主义史》、《法国革命党史》等著作。
“余每买一书，必以不得与无量共览为恨。”遇到好书，马一浮还常常购买二份以上，邮寄给远在东方的谢无量和马君武，谢无量、马君武等朋友和亲戚也给他寄来很多中文版和日文版的书籍，包括《楞严经》、《牡丹亭》、《桃花扇》等书，马一浮更是读之不倦。如果从治学角度看，马一浮在美国的学习，使他一步步迈向了学贯中西的大道。只是，西方文化并没有提供给马一浮救世、处世的良方，反而是中国人被歧视的残酷现实、周围中国人的低劣与奴性，以及身体多病、自己与现实世界的格格不入，使马一浮时常产生极度悲观的情绪，甚至称：“平生所怀之希望，对于全世界众生，对于吾国，对于社会、朋友、家族血属之政治思想，必不得毫发遂，而为对于自己求死之希望，断断可成耳，哀哉！”“日来起时不如睡时多也。如此不耐，不如早死。”正因为如此，马一浮有了越来越浓烈的故国之思，不时发出“无家之子、亡国之民，当有感情，何能谴此”“惆怅不如归去”之类的感慨；他在使馆的工作自然很难如意，虽然也有与同事一起到圣路易斯公园、森林、湖泊等处游玩、散步等经历，但终究难以与他们和谐相处。1904年4月30日第十二届世界博览会开幕前，马一浮被解雇。5月6日，马一浮离开美国，随身携带的外文书籍中还有一本德文原版的《资本论》。由此，学者们称马一浮为“原版《资本论》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回归成“圣”
在圣路易斯的309天时间里，马一浮饱受了苦痛折磨，然而客观地说，他的收获是很大的。孤独的处境、嗜书的本性，让马一浮阅读了大量西方原著，对西方文化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而身处西方、水土不服等因素，也让他饱尝了圣路易斯酷寒、酷热等恶劣的气候，真切地感受到西方并非净土，从而以全新的视野看待西方和西方文化。他仍然怀有强烈的报国之心，给舅舅写信：自己不能像同乡的秋瑾、徐锡麟那样以革命的方式报国，但可以通过“贯缀前典，整齐百家”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此后，马一浮虽然受谢无量、马君武等友人的影响，有过继续研究西学、翻译西方著作的经历，然而到了1906年，他的治学重点已转向国学。返回中国以后，马一浮在杭州外西湖广化寺寄居三年多时间，每天都到附近的浙江图书馆“文澜阁”，“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最终潜心读完了规模浩繁的《四库全书》，并做大量的读书札记，由此对中国文化有了常人难及的理解，思想上更是完全回归了中国的传统。
由于有着对西方文化的全面了解，马一浮能在东西文化的对比中，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更为根本、更为深邃的，深切感受到儒学的六艺不仅能统摄中国的一切学问，也可以统摄西方的一切学问，能够为整个人类精神提供最好的帮助。所以，他最终归宗儒学。1912年，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聘请马一浮为秘书长。然而仅仅过了很短的时间，马一浮便因反对废经与蔡元培产生分歧，索性挂职返回杭州。后来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再次邀请马一浮到北大任教，被拒绝。此后，马一浮又谢绝几次到大学任教的邀请，选择了长期隐居、潜心治学、小范围教学、优游名山的生活方式。即便生活条件不佳，但他已有大儒风范，甚至在炮火威慑的艰难困顿中，仍能长存“慈祥、安定而严肃的精神”。丰子恺等人，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被马一浮的精神深深地感染，忘掉了自己的忧愁与恐惧。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在国难深重的新形势下，马一浮最终打破“未尝聚讲”的规矩，接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聘请，以大师名义为广大师生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并创办复性书院，在西学滚滚而来的潮流中大力倡导“恢复本然之性”的国学。很多学生都记得马一浮给迷茫中的国人以信念，称：“但愿诸生亦当具一种信念。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而必要，信吾国术之定可昌明……具此信念，然后可以讲国学。”很多学者都津津乐道过马一浮这样的洞见：“学者当知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唯其可以推行于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至高；唯其为现在人类中尚有多数未能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在讲学的过程中，马一浮留下《泰和会语》、《宜山会语》等重要著作。很快，马一浮之名传播四海。因常年主讲六艺之学，贯通古今，知行合一，着力探寻与开拓儒家思想的新发展，贡献极大，所以，马一浮最终与熊十力、梁漱溟一起，被学术界尊为现代“新儒家三圣”。
（此文发表于《纵横》杂志2021年第4期，有转载者需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