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类型与治理机制

廖辉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类型学与治理机制》（《课程教材教法》2021.7）一文中，提出了基于课程改革行动逻辑的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四种类型和四种治理机制，为我们正确认识新世纪我国课程改革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对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深化有启发。现将个人读后感触颇深的内容摘录如下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四种类型

（一）创新型扩散型

创新扩散型是指国家、地方和学校在普遍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既分工又协同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采用“分级制试验”，分别建立国家级、省级课程改革实验区，先实验、后推广以及建立课程改革样本校。这种“由点到面”的“试点----推广”的推进模式，并非单纯的“水平扩散”或“垂直扩散”，而是一种更为微妙和复杂的创新扩散模式。

廖文中把洋思中学模式、杜郎口中学模式、东庐中学模式（江苏溧东庐中学）的推广认定为是“创新扩散模式”。所以，创新扩散模式是理想的课程改革深化推进的模式

我们在区域课程改革推进的实践中，坚持国家课程政策的方向，结合地方实际，以“杭州市农村中小学课程研究联盟”为依托推进农村中小学课程改革深化发展，采取的方略是，总结比较成功的学校的经验，以此为示范，进行推广，与“创新扩散模式”有着，同样的追求和实践逻辑。（此段内容为本人读后感想，下同）

（二）执行落差型

各级政府与学校在缺乏达致共识与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国家自上而下地强力推进课程改革，导致地方与学校课程改革者消极应对，致使课程改革偏离改革的轨道与目标。在课程改革推进过程中，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驱动下，地方与学校为完成层层加码的行政目标，其行为具有相当的随意性、短期性和变通性特征。

即使是地方和学校“积极执行”，也会由于各自的利益和价值追求、政策理解、改革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差异，从而导致国家的“理想目标”和“实际状况”的“落差”和“偏见”，从而导致了执行落差。这种“落差”是客观的、必然的。

允许落差，鼓励分层发展，鼓励个性发展，才会有更多的课程改革创新实践的出现。这是推进课程改革进程中应该有的“辩证观”。

（三）孤岛效应型

孤岛效应型是指国家、地方和学校在尚未普遍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各主体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体实施有限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各主体之间缺乏的必要的协同。合作困境是对“孤岛效应”的一种理性定位。

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过程中，由于参与改革的主体涉及国家、地方和学校，彼此之间会因秉持的利益考量、价值取向、学科立场不同，内在的文化地景、知识结构不同，而出现合理的“偏见”。地方政府迫于行政压力往往扮演着积极主动的角色，但由于难以达成共识，导致改革动力不足，甚至成为昙花一现的试点项目，以及出现改革的形式化与表面化，缺乏可持续性。

由于教育的独特性，“失败”是其所不能允许的。但是任何一项改革的政策都不可能一开始就“完全地成功”，所以课程改革中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包容性。

教育行政管理在推进课程改革的过程中，要包容学校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进行了个性化的改革探索，当然，底线和红线是必须有的，对“二线”的督查是必须有的。

我们常说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原因常常就在于，对课程改革的行政管理一方面缺少包容性和政策的弹性，另一方面又常常没有明确的底线与红线，缺少专业的督查。

（四）构建变通型

构建变通型主要指地方政府和学校对新课程改革已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在国家支持与鼓励下，地方政府和学校会充分考虑课程改革的风险、成本与代价而进行有效规避，采取妥协、变通的与渐进性调适的改革。在新课程推进过程中，课程行动主体会在未改变课程改革价值与精神的情况下，自行作出课程决策，从而推行一套经过改变的课程制度安排。构建变通强调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通执行与“自下而上”的自主创新过程，通过实质绩效的取得而获得改革的合法性。

我们在“杭州市农村中小学课程研究联盟”运作中得到的经验是，要把“自上而下”的变通执行与“自下而上”的自主创新过程有机地整合起来，发挥课程改革实践中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课程改革本身是一种非常专业的工作，让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让学校的课程建设和课程管理由管理型的“照章执行”转向领导型“创新执行”，是课程改革深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要改变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四种类型中可能造成的问题，廖文中提出了构建和完善四种课程治理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上下联运机制

即完善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与自下而上的内生发展机制相融合的上下联运机制。

（二）问题倒逼机制

即以责任落实、问题解决、目标实现为强有力约束，引导改革方向、规范改革措施，推动改革不断深化。

倒逼机制是深入推进课程改革一种重要运行机制，具有明显的主动性。

以问题倒逼改革，是解决问题与矛盾的现实基础。

（三）试点推广机制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一项周期长并影响全局的事业“先实验，后推广”无疑是一个理性审慎的选择在课程政策实验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学校的课程改革和创新的动因主要受到国家推行课程渐进改革的影响，地方政府和学校是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努力发掘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并能够最大限度地多次反复实验，再把实验积累的经验和结果运用于更大范围乃至全国的课程政策，充分体现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的开放性和适应性。

（四）协同推进机制

当前是以综合性的课程制度创新引领课程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从课程领域的单项改革转变为综合改革，从增量改革推进到存量改革，从表层改革深化到深层的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课程改革的协同治理。

把四种课程治理机制结合起来运用，就能够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化推进创造良好的条件，从而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可持续发展。

而能够把这四种机制有机地串连起来的关键是专业研究、专业指导、专业咨询、专业支持。也就是说，需要充分地发挥专业部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