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队的罗老师

在复县25中学上高中的时候，学校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文艺队的指导教师是罗世宽老师，相当于现在的导演。罗老师课讲得好，为人又厚道，再加上纯业余、且无任何报酬的文艺队工作，使得他连年获得优秀党员的称号！罗老师是全校也是全复县有名的数学教师。

罗老师戴黑框眼镜，个子不高，胖墩墩的，红脸盘，冬天戴一顶黑色的皮棉帽，别的季节则总是戴呢子单帽。他家住在我们公社南边的阎店公社的郭屯，离我们这所中学有三四十里地。他住校单身宿舍，骑一辆八成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每周六傍晚回家，周日傍晚或周一早上返校，雪雨无阻，从不迟到。他特喜欢抽烟，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通常都是被香烟熏成了棕黄色。香烟是万里牌的，一毛九分钱一盒，每天一盒。他常和我们说，我这是恶习难改呀！这一年下来啊，差不多一辆自行车就没了。

罗老师的文艺才能，纯属天赋。他简谱五线谱全懂，什么歌儿都会唱，什么乐器都能来，也能指导我们怎么使用乐器。罗老师还会作曲，自谦说作词不行。于是我就有幸成为文艺队的“编剧”。记得有一次，文艺队缺少一个结合当时政治形势的节目，罗老师让我编一个相声，内容是批判孔孟之道的。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相声，罗老师说，你听过广播里马季的《友谊颂》吧，那就是相声。我想再听几遍，罗老师就注意半导体里的节目预告，届时就让我去他的宿舍里听。我记得那时我们学校有四排瓦房，前两排后两排，后一排最西侧的一间小屋，就是罗老师的宿舍，只住着他自个儿。那次罗老师把我关进他的宿舍，说今天拿出草稿，写不完别出来。我还真写了出来，题目叫《臭不可闻》，那是我写的第一个相声，也是我们文艺队第一个自编自演的节目，演出效果还相当不错。

乐队缺少低音乐器，学校没什么钱，罗老师就用一破旧的大红鼓，做了一把低音大提琴，音效相当于大贝司。可是，又没人会拉。我鼓捣过二胡、京胡、小提琴，也识谱，还看过几本作曲类的书，罗老师就让我拉。经过罗老师的指点，加上我自己的琢磨，后来还就成了乐队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原先那些劣质的笛子、二胡、板胡等刺耳尖音，一加上我的低音，就融合了许多。罗老师高兴，还经常赞扬我几句。有一句我记住了：大贝司是厚道的，厚道能包容一切！

文艺队的生活，有苦也有乐。盛夏之夜，我们曾被蚊子咬得睡不着，领队的田巨洲老师是教物理的，他给我们换上个一千度的白炽灯泡，原理是亮度同白天一样，蚊子就退了；隆冬晚上，我们曾穿着棉衣戴着棉帽睡觉，浑身钩成一团叫“当团长”，早上醒来嘴边全是白霜。在那每天只有听广播，一年看不上几场露天电影的年代，文艺队的演出就为村民们的平庸生活，增添了几分新鲜和亮色。同时，我们也很在意每次到各生产大队演出时的伙食。

临毕业分手的时候，我们的文艺队也要解散了，当时高中只有八、九两个年级，我们走了，文艺队后继乏人，还因为罗老师将调回本公社的中学工作，那里离他家近一些。七月初的一天下午，罗老师给我们文艺队的同学开了会。他希望我们走入社会后，能早日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实现各自的人生理想！

罗老师在说他永远怀念与文艺队的同学在一起的日子时，两眼红红的，并和我们一一握手。这时小提琴手突然拉起低沉肃穆的《国际歌》，想起离别，想起未来的日子，大家的心里都不是滋味。一位李姓的女生突然的就失声痛哭，泪流满面，使得我们大家也都双眼潮湿！那一天，大家都久久地不舍离去，也永远深刻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