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卢志英：曾救下8.6万红军，解放后下落不明，开棺才知被活埋
1935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过后，地下党员卢志英奉命掩护红军伤病员，并策应红二、六军团的活动。期间，卢志英带领四名战友前去接应一支红军队伍，要将他们转移至云贵边境，正巧路遇妻子张育民抱着2个多月大的小儿千里迢迢从南昌赶来会和。
就在卢志英正为一家团聚欣喜不已之际，一队敌军人马正从后方尾随而至，卢志英和战友们急忙隐蔽起来。谁知此时襁褓中的婴儿却被行驰而过的马队惊地哇哇大哭，怎么也止不住。眼见骑兵调转马头，去而复返，千钧一发之际，卢志英一把从妻子手中夺过了小儿子，迅速朝另一道山梁飞奔而去。
在山梁上，小儿依旧啼哭不止，卢志英狠了狠心，将孩子挂在了一株酸枣树上便往回奔。紧接着便是几声枪响，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作为母亲的张育民见丈夫空手折回，险些晕倒，同志们也在一片沉默中哀痛不已。卢志英忍痛反劝慰众人：“同志们别太伤心了，牺牲个孩子挽救了大伙，值得！”
考虑到敌人一旦来寻，就会发现藏身水沟的同志们，卢志英立即指挥大家有序转移，众人昼夜不停地一路跋涉，这才找到了驻扎在盘县小镇的红军部队，摆脱了追捕。
卢志英为救同志牺牲儿子的事迹很快在队伍中传开来。一向坚强的彭德怀将军听了也不禁流下泪水，他感叹道：“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连婴儿也在贡献啊！”
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去看卢志英，摆在他眼前的生死抉择无疑两难而残酷，但若纵观这个隐蔽战线英雄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穷其一生的革命信仰背后，竟就是在这种两难与残酷的悲剧循环中不断成全大爱、坚守大义。
01
卢志英原名卢志江，于1906年生于山东潍坊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幼年时，卢志英上过私塾，后又转入本县乙种蚕桑高级小学。在这里，卢志英不仅学到了丰富的专业知识，还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熏陶。
1922年，由于家境难以支持卢志英的学业，16岁的他随亲友闯关东谋生。期间，他辗转于黑龙江、哈尔滨、张家口等地，饱尝人间的心酸冷暖。在苦难的打磨之下，卢志英立下了“壮志欲填海，苦胆为忧天”的大志，并于次年考入了东北绥宁镇守署军官讲习所。
毕业后，卢志英投身于东北陆军第三混成旅，成为一名司务长。可当他怀着满腔救国热忱随军南征北战时，目之所及却尽是军阀战争的残酷与暴虐，内心苦闷的他毅然脱离军阀部队，只身南下寻求革命真理。
1925年，卢志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他遵照党的指示，转入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期间，卢志英因工作出色，先后担任了营长和师参谋主任的职务，并以这两个身份作为掩护，在士兵中宣传革命，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1927年，“4.12”政变爆发，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卢志英毅然举起了起义的大旗。同年11月，经过广泛深入的思想发动和周密军事部署，卢志英率自己在二营的500余名亲兵揭竿而起。
然而，就在转战甘肃、宁夏之际，起义军遭到了敌人的突袭。在激烈的鏖战中，卢志英连人带马坠入了冰雪覆盖的黄河，战马跌死，左腿重伤。但他还是强忍剧痛，召集散兵，在绝境之中杀出了重围。
1927年底，卢志英再次为革命事业身陷险地。这一年，他凭借关系打入陕西蒲城县，以保安总队长的身份在地方旧军中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却因事泄连同其他四位同志被捕。消息很快传到了地下党员的张育民那里。
张育民原本受命在本地展开宣传工作，却因敌人追杀，暂避到蒲城县立小学教书。她本因与组织失散苦闷不已，如今听闻驻军师部关押了几个刚抓到的共产党，暗下决心要救出这几个同志。
经过一番周密的调查和准备，张育民利用一个学生家长在部做饭的特殊关系，偷配了牢房钥匙。并在夜里冒着生命危险，闯入敌军师部，放出了卢志英等五位被押的共产党员。
卢志英从蒲城脱险到达宝鸡后，化名卢涛给张育民写了一封感谢信，并汇寄了50大洋给张育民，约她赴北平求学深造。在那儿，卢志英、张育民与周恩来的特派员项与年组成了三人秘密小组，共同领导学生运动。并肩作战的革命经历也成了张、卢二人爱情开花结果的土壤。
02
1928年2月，在卢志英与张育民抵达北平后，这片中国大地尚被白色恐怖笼罩。当时北平学潮不断，段祺瑞执政府更是对学生运动严加监视。为了方便日后的谍报工作，卢志英一直坚持在北大、清华旁听，学习法、德、英、日四国语言。
期间，他和张育民为搜集情报之便，假扮成一对夫妻。除了领导学生运动和情报搜集工作之外，二人还利用各种方式为中共北京市委筹集了上万元活动经费，而他们自己却节衣缩食，艰难的时候两人每天只吃一餐半，用烤红薯充饥。
在北国天寒地冻的冬天，卢志英坚持要把自己的棉衣棉裤送给出狱的同志穿，自己只穿单衣和单裤。有时候冻得受不了，他就跑到火车站等公共场所暂避，等缓过劲来再投入工作。有一位同志看不过他艰辛至此，为其寄了一笔生活费，而卢志英转眼就将这笔钱拿去做了党的活动经费。
当然，在有限的条件下，细心的卢志英也尽可能地照顾张育民。渐渐地，这对假夫妻、真战友在血与火的考验之下，已经从互相信任发展成互相吸引、互为依赖了。
1929年初秋，这两个有志青年终成眷属，结为了人生伴侣。结婚当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给这位年轻夫妇送去了一对粉色的鸳鸯枕套，枕套的左下角分别绣着“伍、邓”二字，个中深情厚谊，让夫妇俩尤为感激。而就在婚后不久，他们也迎来了更为严峻的革命考验。
1930年，卢志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京、沪、杭之间建立了几十个联系点，主要负责营救和锄奸工作，次年被派往西安争取杨虎城将军，扩大党的统一战线。1932年，卢志英调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期间，他广交进步人士，并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元老王昆仑。
凭借着新建的秘密渠道，卢志英为党获取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但不久后却因身份暴露二次被捕。狱中，卢志英受尽火烙、皮鞭、电椅、辣椒水等酷刑，始终宁死不屈，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在种种惊险卧底经历的磨砺之下，卢志英逐渐成长为一名纯熟老道的情报干将。
1934年夏，卢志英夫妇受命前往江西做地下军事情报工作。张育民在南昌开设了一家“张育民诊所”，作为党从南昌到瑞金的秘密交通联络站。而卢志英化名卢育生，打入了当时国民党江西赣北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的司令部。
期间，卢志英不断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着莫雄，二人很快成为了肝胆相照的好友。不久，莫雄便任命卢志英为参谋长，并让张育民做了“附军医所”所长。同时，卢志英又利用自己同特务头子康泽、“剿共”总司令陈诚的相识相交关系，陆续将一些中共党员安插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
在短短三个月内，卢志英铺开了一张神通广大的军事情报网，这张网也很快对我党起到了事关生死的作用。
03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其中，在卢志英等地下党员的“导演”之下“剿共有功”的总司令莫雄也破格邀请与会。在这场秘密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宣布了德国军事专家为其部署的“铁桶合围计划”。
这个计划正是国民党对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计划，计划由 100多万国民党军部队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中心，半径 150 公里的中共中央苏区，实行步步设防，重重包围，意欲让红军插翅难飞。
对于此次围剿方略，蒋介石信心十足，声称要“毕其功于一役”，莫雄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几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
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会议文件星夜赶回专署保安司令部。全部文件约三四斤重，内有包围表、计划书、指示命令等几十份，还有蒋介石的语录、指示汇编及其他小册子，文件上都打有蓝色的“极秘密”印记，并按名单编了号码。
卢志英等地下情报员还未看完这份秘密计划，已惊得额头冒汗。几人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直到天亮才将整个计划书密写完毕。
经过卢志英等地下情报员的努力，这份密报终于在1934年10月7日被秘送到了周恩来手中。三日后，中央发布了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8.6万红军主力开启了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巧妙摆脱了3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1934年冬，卢志英随莫雄部队进驻毕节，这里也是红军转移的必经之地。卢志英便利用参谋长的职务之便，将国民党六十三师调离，并提供假情报以迷惑蒋介石，使得红军轻松穿过了毕节。红军抵达陕北后，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说：“红军得以生存，搞情报的同志功不可没啊！”
1936年初，卢志英夫妇随红二、六军团加入了长征队伍。当先头部队行至黔西南苗族、布依族聚居区时，当地头人听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封锁了道路。卢志英夫妇以谈判之名“借路”，可头人怕担风险，一直犹豫不决。
这时张育民正好看到一个头人的脖子上生了恶疮，心中不忍，当即取出手术工具，为头人消除了脖子上的脓血和腐肉，又给伤口撒了消炎药。这一善举感召了当地的头人，他们也因此认识到红军是仁义之师。最后，头人们不仅率众迎送红军过境，还送给了卢志英一条大红毛毯作为纪念。这条毯子至今陈列于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04
1937年，抗战爆发后，卢志英夫妇被调往上海，开展对日军的情报工作。夫妇二人分别在提篮桥监狱对面开设了“沪丰面包厂”和“大中华咖啡馆”作为掩护，暗中搜集日军情报，为新四军购买和运送药品、 医疗器械和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
为取得当时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的信任，卢志英投其所好，在自己的咖啡馆里开办了“中日琴弦演艺共赏会”，供食客们上台展示音乐才艺。有一次，座下爱好琴弦的保岛终于技痒难耐，上台奏了一曲古筝。
卢志英听罢，又现场邀保岛和他一人古筝、一人二胡，共奏了一曲《春江花月夜》。经过此番“偶遇”，卢志英便常带着一把二胡出入保岛的官邸，与之切磋琴艺。就这样，卢志英成了保岛难得的“知音”和“挚友”。
有一次，卢志英接到了一个采购药品和枪械的紧急任务，却找不到合适的购买渠道。几番思索，他冒险去找了保岛。在保岛面前，卢志英声称自己在本地有一个大户亲戚，近来因不断受各路土匪侵扰，打算建立一支乡村武装，需要采购一批枪械和药品。
保岛其人城府很深，当下便对乡村武装需要大量药品产生了质疑，只是他始终不相信这个“朋友”会是共产党，加上卢志英给到的重金，保岛终于答应帮忙，而附加条件是让卢志英暂时离开上海，以防给自己惹祸上身。
就这样，卢志英从日本人那里搞到了大批救急物资。完成了这次采购任务后，他撤离上海来到了苏中海安县曲塘镇，拉起一支200余人的抗日武装。1940 年10月，卢志英被任命为苏北抗日游击联军副司令兼参谋长，由陈毅直接领导。
期间，卢志英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战法，先后指挥过阳澄湖伏击战、甘露镇保卫战、泰州围困战等战斗，屡挫日军。陈毅尤为欣赏卢志英的才干，称其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家”。
1942年，卢志英接到中央特科的密令，再次回到上海做军事情报的建立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卢志英活跃在京沪杭一带，建立了多个地下军事情报小组，并只身一人打入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机关，将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秘密送往解放区。
遗憾的是，1947年3月2日，卢志英因叛徒张莲舫出卖，在八仙桥青年会门口被特务秘密逮捕，被关入了亚尔培路2 号中统魔窟。次日，妻子张育民和儿子卢大容也相继被捕入狱。
05
蒋介石得知后，一方面以400两黄金犒赏了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一方面指示中统局正副局长出马，以高官厚禄相诱，许诺他当上海公安局长，卢志英嗤之以鼻。狱中的特务们转而对其言行逼供，又试图用骨肉亲情将其软化，卢志英始终不为所动。
当时卢志英知道全国即将解放，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在狱中，他戴着手铐坚持教儿子学习文化，他留给儿子最后的教诲是：“你要好好学习，将来的世界是你们的，不学好本领可不行啊！”在就义前十几天，他还托人给提前出狱的妻子捎了一件大衣，衣服的领子里密缝着几页揉皱了的纸，上面写满了关于革命的诗篇。纸的反面写着“胜利在望，死而无怨”八个大字。
1948年12月27日晚，“最后的时刻”还是来临了。一个特务刚进入审讯室就给了卢志英迎头一棒，将其打昏。紧接着，另一个特务又将一个浸过麻醉药的棉花塞入了他的口中，将其装进一具早已准备好的木匣，埋在了南京雨花台前的密林之中。这位年仅42岁的红色谍战英雄，就这样惨遭毒手，倒在了黎明前的黑夜。
1949年4月，南京和上海相继解放，但是张育民和儿子卢大容却还是打听不到卢志英的下落。直到1951年初，上海市公安局抓获了原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特务任宗炳，他在狱中交代了自己杀害卢志英等人的过程。后经他的指认，卢志英被活埋的地点才被找到。
1951年6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派专人陪同张育民及卢大容来到了雨花台。当日下午，装着卢志英和另外两位同志的棺木被挖出。打开棺盖后，三人的遗体已经腐烂。但从散乱的骨骼遗骸可以看出，这三位烈士当年在棺内均曾苏醒，只因挣扎不出，窒息而亡。
张育民最终通过牙齿认出了丈夫的遗骸，卢志英的骨骸随即被护送至南京中山南路的中国殡仪馆内，用白布裹成人形，穿上军装后重新入殓。卢大容将一枚国际和平纪念章，别在了父亲胸前。
华东军政委员会最终追认卢志英为革命烈士，中央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第60号烈士证书。而上海公安局也在查清卢志英牺牲的真相后，枪决了叛徒张莲舫及凶手任宗炳。
卢志英的棺柩后被移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大炮山麓。因为卢志英生前喜爱铁梗海棠花，张育民和儿子便亲手在卢志英的墓前种下了两株铁梗海棠。母子二人常到这里给海棠花浇水，陪卢志英说说话。而海棠年年开花，飘香无比，常伴烈士忠魂。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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