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传世古籍变身今译经典？
如何将传世古籍变身今译经典
文 | 奚彤云
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两套古籍今译图书陆续上市，受到读者关注，分别是：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和岳麓书社的“古典名著今译读本”。1992年，刘梦溪先生看到有关信息后有感而发，撰写了《古籍今译之我见》一文（香港《明报月刊》，2 月 22 日）。他表示，虽不决然反对今译古籍，但“必须有选择有步骤地做，不必一窝蜂地你译我也译”，担心“今译流行，原典反被冷落”，也怕“临时凑人马，急着赶进度”，粗制滥造。这些中肯之言，不啻对升温中的古籍今译打了一针清醒剂。差不多同时，季羡林先生在《漫谈古书今译》一文（《群言》， 1992 年2 期）中虽明确赞成古书今译，将它视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途径之一，但也认为应该有个限度，“不能一哄而起，动辄今译”，他把超出限度的今译形象地比作“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季刘两位先生都担忧不合格的翻译会遮蔽原书的韵味和思想，故提出应掌握分寸，能力有限时，当知难而退。他们的意见很具代表性，所以近年来，自媒体兴起后，上述两篇文章常被各公号转载。
尽管对古籍今译存在一定争议，但谁也不能否认这是整理古籍的方式之一，今译之后也便于古书的传播普及。古籍今译实践成效如何，不妨先回顾一下开头提到的两种丛书的出版情况。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分两辑推出，每辑各50 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丛书第一辑的“出版说明”阐述了“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豹，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的编撰宗旨，在书目的取舍上“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形式为全注全译，内容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该辑被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第二辑的“出版说明”提到首辑“不仅在全国书市上被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书’，而且在欧美汉学界十分流行，备受重视”，成书效果显然与编纂宗旨得到了呼应。续编的第二辑被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图书规划。可见作为古籍今译第一次有规模的出版尝试，国家给予了大力支持，出版社能有信心继续推出第二辑，正可说明图书适合市场需求，读者接受度高。
岳麓书社的“古典名著今译丛书”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陆续出版，共 40 余册，与贵州人民社重视学术性、资料性不同，岳麓书社的策划理念更重通俗性、轻巧性。其书名皆冠以“白话”二字，选目也较灵活，比如选取了《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聊斋》等明清文言小说，选择 “四书五经”等数种儒家经典，并不求十三经全备，另有一批兵法智谋类古籍入选，如《武经七书》《阵纪》《诸葛亮兵法》《鬼谷子·黄石公三略》《智囊》等。除了选目灵活，丛书的编撰有选译、全译之分，全译会在封面和版权页标明“全本”。这套丛书也吸引了大批读者，某些单品如《白话史记》《白话聊斋》在豆瓣上都有8.5 分以上的好评。丛书中的《鬼谷子》《菜根谭》等古籍就此脱颖而出，受到各出版机构的关注，日渐成为图书出版市场的宠儿。
古籍今译出版物能在图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也是时代发展的结果。平心而论，当今读者对文言文多少会有些阅读障碍，各个时代各种文体的文言古书，即使“三古”专业出身的学子，都不敢说完全能读通。没有翻译，事实上许多古籍很少会为专业人士以外的读者问津，今译的确起到了沟通普通读者与传统文化联系的作用。古籍今译本身实为难度很高的工作，需要译者全面理解古籍，深入到每词每句，并能以精准的现代语词予以表达，遇到诗歌韵文，还要讲求韵律和谐，这不仅考验个人学问修养，对其遣词造句能力也有相当要求。而今译不像单纯注释，整理者遇到知识盲点可以藏拙，全文翻译中的理解失误或遗漏，很容易被读者发现，差劲的翻译，甚至会词不达意、不知所云，令人不堪卒读。对出版社来说，找到专业而又乐于译事的整理者最为关键。比如上世纪 80 年代，陕西人民出版社邀请季羡林等学者作《大唐西域记今译》，季先生在前言中坦言“中国唐代以来读《大唐西域记》者众矣，但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完全读懂的恐怕是绝无仅有”。文中还提到翻译遇难解之处时，大家参考各国研究成果，发现已有成果的错误，“学习了不少东西”。可见学无止境，译者也能通过今译加深对原著的理解。
近年来，多家专业古籍出版社推出了自成规模的今译丛书，如“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江苏凤凰出版社）等，前两套都在持续扩充新品。这几套图书除今译外，基本都有注释（除小说等个别品种外）及原文标点等元素，这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被证明为古籍今译较恰当的形式。今译可根据表达需要分为直译、意译，意译时，关键词的含义可用注释补足，古书中的典故难以在行文中完全展开，也需落实于注释。注释的存在，缓解了今译的压力，熟稔的译者能将两者巧妙搭配，充分再现原著的内涵。为突出阅读经典原文的首要意义，编排时将原文字体排大，翻译和注释字号缩小，以显示辅助阅读的作用，绝不使译文喧宾夺主。
这些丛书都经历了一定的孕育过程。“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便是对上海古籍出版社几十年来积累的相关资源的一次全新整合。程俊英《诗经译注》、董楚平《楚辞译注》分别初版于 1985 年、1986 年，两书不仅是较早的《诗经》《楚辞》全译本，而且译者本色当行，尤其是程译，既博采《诗经》古今译者诸家之长，又以今体民歌翻译，具有难以取代的地位，已然成为数代读者阅读《诗经》的首选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古籍今译图书的出版，因意在为每种经典找到专业合适的译者，给每位译者留足工作时间，不为齐备而强推新品，故虽起步较早，却明显放缓了脚步。比如“十三经译注”，从最早的《周易译注》到最后的《周礼译注》，初版时间相差 1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独有的“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从约稿到最后完成，前后近30年。这样经过近 30 年的沉淀，几代编辑的传承，终有底气将经过读者检验的各丛书之精华修订改版，汇为一集。该丛书用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封面上端饰以中国传统纹样，参考《四库全书》区分四色，别具匠心和深意。至2020年11 月已出版50 种，后续新增品种，仍然会约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以保持该丛书多年来形成的品质。
在浩瀚的传世古籍中，值得普通读者反复涵咏体会的，估计不下数百种，如何将这些经典常做常新，让其适应不同时期读者的阅读口味，适应读者的阅读，是需要不断探索实践的命题。古籍今译作为古籍向大众普及的重要方式之一，自当受出版人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