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绪与认知视角看道德两难困境选择

陈莉 付乐祯

道德判断是一种评价性活动，指对一个人的行为或性格的评价（好的或坏的）。在道德判断的诸多情境中，两难困境是最特殊的一种。在一般情境中，通常根据二元道德理论（Theory of Dyadic Morality，TDM）评定伤害程度和意向性，便可以对该情境的道德程度进行判断。而两难困境的道德判断，并不是对该情境下的行为的道德程度进行判断，而是对该情境做出选择。

道义论和功利论：道德两难困境的选择类型

电车困境：一辆火车在铁轨上飞驰，正在行驶火车的轨道前方站着五个人，另一条铁轨上站着一个人。其他人没有看到即将到来的火车，而你站在轨道转换扳手旁。如果你不拉动扳手，将会撞死五个人；如果拉动扳手，就会撞死一个人。最后你选择了不拉动扳手，让火车按原路线行驶，最终撞死五个人。

两难困境选择主要包括道义论和功利论两种类型。道义论的原则是遵守道德义务，认为一个行为的对错与否不是由行为的结果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行为本身及责任、权利和义务等。道义论者认为，存在不可侵犯的道德规则，这些规则不会因情况不同而发生改变；如果一个道德规则在一种情况下可以被违反，那么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被违反，如此便不再是一个道德规则。换句话说，如果认为“不杀人”是道义论者经典的道德义务原则，那么只要谋害了一个人的生命，即使是为了拯救更多生命，那它依然是错误的，这意味着目的并不是采取该手段的合理理由。在道义论判断中，面对汤姆森经典的人行桥困境，被试几乎不会选择推那个旁观者。麦克奈尔等人的研究也发现，与年轻人被试相比，老年人被试较少选择在困境中实施干预（杀五救一），并对选择干预的年轻人有着更低的道德评价。此时的牺牲者被当成工具使用，目的就是为了救人而杀人。因此，该困境也被称为工具性困境。

人行桥困境：一辆火车在铁轨上飞驰，正在行驶火车的轨道前方站着五个人，他们没有看到即将到来的火车。在火车前方人行桥上的你要么任火车行驶，撞上铁轨上的五个人，要么将你身旁的一名壮汉推下去阻止火车行驶。最后你选择了将身旁的壮汉推下人行桥阻止火车行驶，救下了铁轨上的五个人，最终撞死一个人。

功利论的原则是利益最大化。通常基于结果的收益最大化来评价道德相关行为。功利主义也被看作一种伦理哲学，主张社会福利或“善”应当最大化，痛苦或“恶”应当最小化，并遵守道德规则。正因为既要保证利益最大化，又要保证不与道德规则相冲突，所以困境看起来较难解决。困境通常会出现选择或假设，如是否要通过牺牲一个人来挽救更多人（电车困境）。从功利论的角度来看，只要利益大于成本，谋杀也会被看作合理的，这是对结果的衡量。在洛托等人改编的困境中同样出现了这一情景，为了挽救被暴徒挟持的同行六个游客的生命，只能杀掉其中一人以给暴徒一个交代，这同样是出于对结果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这时的牺牲者只是附带损失（incidental），目的是救人，但额外的伤亡是意料之外的，因此该困境也被称为偶然性困境，并表明目的是采取该手段的合理理由。还有研究发现，对智能机器人的道德困境选择依然偏好功利论，认为与人类相比，在困境中选择救更多人的机器人更能被接受和喜爱。对智能机器人有着功利倾向偏好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大众并不认为机器人在做决定时会将情感列入考虑因素的范围内。

从情绪与认知视角看道义论与功利论

在过去几十年里，心理学家不断地在探索道义论与功利论的成因，目前已取得一定进展。格林提出的道德判断双加工模型（dual-process model），承认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性，但并不认为仅有情绪起了作用，像道德推理这样的认知加工也是有其作用的。格林指出，想要清楚情绪和认知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前提是区分道德判断的类型，即道义论和功利论。因为个体在作出不同的判断时使用的认知加工是不一样的，如作出道义论判断的个体使用的是依赖情绪的道德直觉；而作出功利论判断的个体使用的是受控的认知加工，即道德推理。因此，格林的双加工模型实际上是对休谟与康德关于情感与理性的观点的调和。而在这两种心理机制中，又包含不同的影响因素：内外群体、年龄差异、空间距离、权力。其中内外群体也是一种特殊的空间距离。下文将详述心理机制是如何体现在空间距离、年龄差异以及权力上的。

根据双加工模型，两难困境的两种选择产生于以下两种情况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伤害的情感促使拒绝伤害发生；对结果的认知评估促使允许接受伤害以求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道义论判断通常与相对较高的情感反应相关联，即个体作出判断时采用更多的情感加工；而功利论判断通常被归因于审慎推理。有学者指出，两难困境会触发大脑中与情绪密切相关的区域以及这些区域的处理过程，而这种情感处理过程会干扰个体做出为了避免伤害更多人的功利主义选择。这些情绪包括一系列离散的个人情绪（如受害者痛苦和同理心），以及一些由于做出伤害他人行为而产生的生理反应。神经成像研究也表明，人行桥困境比电车困境激发了更强烈的情绪。此外，腹侧前额叶皮层有情绪相关损伤的患者表现出异常高的功利判断。但是当这种消极情感开始与困境联系在一起并影响个体时，他们将不再倾向于做出功利倾向行为（为了提高自己的幸福感），而选择做出在道德上更直观、更可取的行为，即道义倾向行为。因此道德判断的双重过程模型研究表明，当人们面临困难的个人道德困境时，认知和情感因素都会影响他们的决定。以上发现促使格林和他的同事对道义论与功利论道德判断进行阐述，道义论判断是由快速和自动的情感过程驱动的，而功利论判断是由缓慢和费力的认知过程驱动的，需要动机和认知资源。

埃弗雷特等人的研究发现，被试如果在作出困境判断时投入较多的努力，结果将带有功利论的偏向；相反，投入较多情感时，则会带有道义论偏向。这一发现在不同类型的道德困境中得到了验证。例如，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相比，有宗教信仰的人有更强烈的情绪并作出道义论判断。这是因为个人选择会增强道德困境的情绪显著。同时，在有关道德判断的年龄差异上也发现了相同的结果。有研究表明，老年人对困境的道德判断会较多偏向道义论，而年轻人则较多偏向功利论，这是由情感和认知过程中与年龄相关的变化引起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情感处理能力会增强，而审慎推理能力会衰退。还有研究发现，在用外语表述的困境中，被试更愿意选择伤害，以达到结果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这与功利论的观点相一致。这是因为从双加工模型的角度来看，非本国语言既可以反映对伤害的情感反应减少（即义务倾向减少），也可以反映对外语所呈现困境的结果的认知评估增加（即功利倾向增加）。这种将外语情境功利化的情况，可以被看作由对距离感知的差异造成的。个体总是倾向于对距离较近的事物投入较多的情感，对距离较远的个体进行较多的认知加工。在一项研究中，被试大多不会在人行桥困境中进行伤害干预，这是因为在该困境中，被试与受害者之间的空间距离近，并涉及肢体接触，因此触发了被试较多的情感反应。同时，被试与受害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也会影响其作出判断，青少年与成人更愿意对与他们有积极情感联结的个体作出道义判断，对与他们熟悉程度较低的个体作出功利判断。但并不是情绪强烈的人就一定不会做出功利选择，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们进行审慎思考或拥有更高的工作记忆容量时，他们倾向于作出更功利的判断。有研究发现，权力与功利主义之间也存在联系，被赋予高权力的人比被赋予低权力的人更容易接受功利主义行为。同样，在社会中拥有更大权力的人会做出更实用的决策，这时的高权力者针对一个问题所考虑的就不仅仅是自己而是整个集体的利益。

综上所述，对道德判断两种类型的解释集中在其背后的情绪与认知心理机制。无论是年龄差异、空间距离、内外群体还是权力，最终都会以情绪与认知的形式反映出来。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行为与心理健康甘肃省重点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