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长，我在中学当过的最大的“官”
——《我们69届》（7）
一点说明：
几年前我写了《我们69届》的系列文章。我在《题记》中写道：
我是1956年生人，可谓出生在大跃进时期，生长在三年困难时期，成长在十年动乱时期。好不容易盼到了改革开放，首先重用的是比我们大5到10岁的老三届。等到老三届逐渐退下来，我们已经过了“知识化、革命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年龄。我们69届，既没有老三届的文化积淀和历史厚重，也没有后来者的生逢其时、风华正茂。可以说，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被边缘化了。当然，不同意我的看法的，也可以举出一些特例来证明：我们这一代人中，也出了一些社会精英。但是，如果实事求是地说，就普遍现象而言，我们这一代人还真的没有什么大的出息。
既然是这样一代人，总是有许多苦衷和尴尬，种种的苦衷和尴尬，促使我有了表达的欲望。
然而不知何故，发了几篇以后就停下来了。闲来无事整理旧文，重读了《我们69届》未发的几篇文章，仍不觉得乏味，甚至还有些“历史韵味”和“芳华味道”，那就接着发，让它们也出来亮亮相吧。
说着打麻将的事，中间穿插了“猫头”和柏哥的故事。现在回到打麻将的话题。
现在的孩子或许会感到不可思议：家里为什么会同意我们在上课时间打麻将呢？我只能说，这是个时代问题，而不是家庭和我们的主动选择。
那时的上课极不正常，即使上课，多数老师也不能认真教学。武斗虽然结束了，但社会上仍然非常混乱，学生中打架斗殴的也非常多。对于大人来说，孩子与其在外面玩、在外面混，还不如在家里玩放心呢！
常逃课，打麻将，学习成绩自然直线下降。尽管如此，在老师眼里，我与柏哥等人还是不一样的。老师们都知道，我在初中时是个优等生，即使现在逃课了，说实话，我的成绩也还是中等偏上的，许多课没有听，考试前看看书，每次也都能顺利过关。至于柏哥等人，属于被叫到黑板前训斥的人，属于经常被大会批评的人。也许是“晕轮效应”在起作用吧，老师怎么也想不到我会与他们为伍，甚至成为莫逆之交。但是，事实就是事实，我们的确玩在了一起，而且成为班上最调皮的一个团伙。
我们调皮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吧，老师在前面讲课，我们都坐在后排（后来我发现一个规律，凡主动坐在后排的好学生不多）。记得是李金斗上课时想吸烟了，就偷偷点燃了一支香烟。在课堂上吸烟自然怕被老师发现，他每吸一口烟，都要把烟往四处吹散。这样一来，教室后面就烟雾腾腾了。老师凭着直觉，叫起来一名男生，厉声地问：“上课为什么吸烟，还像话吗？”那位同学委屈地说：“老师，不是我吸的。”老师恼怒地说：“不是你吸的？那你告诉我是谁吸的？”同学之间当然不可能互相揭发，于是那位同学便低头不再吭声。老师干脆不讲课了，对着那位同学训斥起来。这时，我站起来说话了：“老师，我给你提点意见。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没有弄清楚是谁吸的烟就这样批评同学，这是不公正的。”我的话让老师很没有面子。这是我在中学时期唯一的一次公开和老师过不去。
有一段时间，纪律好像抓得特别严，我们不敢上完两节课就走了。但下午我们常常翘课，出去看电影。那时可以看的电影也就是《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等。这些电影我们都看了无数遍，台词都会背了。记得有一次翘课看电影，散场后，被班长陈建丽逮个正着。第二天，老师便找我和柏继雨谈话。我们判断肯定是陈建丽告了我们的状，不行，必须报复报复她。于是，当天下课放学后，我和柏哥留在最后。看看教师里没人了，我在陈建丽的桌子上用粉笔写了一些不好听的话。第二天，陈建丽来到学校，我们想看看她有什么激烈反应。结果，陈建莉看了看桌上写的内容，毫无表情地擦掉了。既没有追查是谁写的，也没有向老师报告，甚至看都没看我们一眼。陈建丽的冷静，让我们有些失望。
（我的高中同学，中有一人叫建丽）
那些年，我和柏哥等还干过不少恶作剧的事。我们“作案”时，常常我出谋划策，柏哥去实施。因为即便在那时我不是优等生了，但我依然十分注意维护自己的正面形象。柏哥是被全校点过名批评的人，一旦“东窗事发”，无非是再被批评一次而已。记得有一次，我们俩翘课外出，我们突发奇想地想捉弄王银超一番，便到王银超家里去了。王银超自然还学校上课，只有他弟弟在家。柏哥对王银超的弟弟说，你哥哥在学校里把一个女同学打了，你爸爸下班回来，你告诉他一声。说完我们就看电影去了。第二天我们听说，王银超的父亲怒气冲冲地赶到学校，把王银超从教室叫出来，上去就是一个耳光。
那时，我们班有班委，团支部，像我这样的自然不可能是班干部。教室里像现在的班级一样，横排放四张课桌，竖排放几张课桌则根据班级人数来确定。全班划分成四个小组还是八个小组我记不清了，反正我是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别拿组长不当干部，组长毕竟和一般同学是不一样的。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老是跟柏哥这样的人在一起，终于影响到了我的“职务”。有一天，洪佩秋老师专门给我谈了一次话，当时她好像是年级主任。我清楚地记得，谈话的地点是在教室外的走廊上。说是谈话，其实就是洪老师狠狠地训我，我无声地听着。洪老师谈话的大意是，看着你现在的表现，我感到很惋惜。我教过你大姐，你大姐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你也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怎么会和那些孩子搞到一起去了呢？为了给你一个教训，我们决定，把你的小组长职务暂时给撤了，什么时候你表现好了，再给你恢复。
小组长，是我在中学阶段当过的唯一的“官”，就这样被撤了。
时隔多年，回忆起这一段，我经常与柏哥开玩笑说：“你不仅把我拉下水了，而且还葬送了我的政治前途！”柏哥反唇相讥：“景忠，说实话，我们在一起干的坏事，哪一样不是我跟你学的。划拳、抽烟、打麻将……，你说，是谁把谁拉下水了？还有，哪一件坏事不都是你出的主意，最后都是我被处分？”更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经常违反校规校纪，甚至敢于践踏一切规章制度的柏哥，却阴差阳错地当上了法院的执行庭庭长，而经常逃课的我却当上了教学校长。这真是活生生的相声题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