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医生应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白岩松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央视著名主持人、记者。
01
我们应该用更宏大的视角看待医学
2020年太特别了。这一年让人们更深层次地定义医学，更深层次地定义医生，更深层次地思考健康。
人们在应对一种疾病，尤其是未知和让人感到担心的疾病的时候，重要的转折点就在于你开始了解它，开始有办法。前不久，当欧美宣布新冠疫苗研制成功，且90%有效后，欧美股市一路暴涨。但这之后，或许我们该更冷静地思考：疫苗会不会让我们彻底战胜这种疾病？从1796年第一种疫苗——天花疫苗诞生算起，经过近200年的时间，人类消灭的唯一一种疾病就是天花。
面对健康的挑战，2020年不是第一次，也绝不是最后一次。一切会正常起来的，就像过去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出现的这方面的健康挑战一样。但是我们面对的常规挑战难道少吗？当我们都在谈论新冠病毒的时候，其他的健康威胁退居二线或三线了吗？
前不久，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2019年结核病调查报告。2019年全世界新发结核病1000万，死亡141万。一个曾经被我们认为已经有了特效药，无法再夺走生命的疾病，怎么会依然在2019年对人类形成如此大的威胁？
更不幸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显示，新冠肺炎大流行对结核病防治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第一，导致结核病相关卫生服务下降，结核病患者发现和治疗比例将下降25%~50%。第二，可能造成全球结核病防治工作倒退5年~8年。第三，新冠肺炎和结核病各自都可能导致全球150万~200万人死亡，很难说哪种病会成为2020年头号传染病杀手。
健康的敌人一直都在。上世纪70年代，由于疫苗、抗生素的快速发展，过去很多让我们非常担心的疾病好像迅速地被遏制了。因此，当时有人乐观地预测，未来传染病将是一个非常乏味、无聊的话题，一切都结束了。可事实呢？20多年前，我嫂子的妹妹，突然因为患上结核病到北京来治疗，没多久去世了。我当时想，结核病还需要到北京来治疗？还能导致人去世？由于耐药性的大量出现，现在结核病又变成了一种非常棘手的疾病。
医学在进步，病毒也在进步。新冠病毒的生存能力太强了，它对于身体的危害度可能弱于SARS，但它的传染力极强，生存空间更大。我们面对新冠肺炎的时候，要不要去思考两个字“敬畏”？我们真的可以用技术进步消除一切问题吗？我们对于技术、医学的快速发展是否过于乐观？就像电视剧《士兵突击》当中所说的：“生活，什么是生活？就是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来了。”
2003年SARS来了，后来还有埃博拉，还有MERS等。新冠病毒之后，下一次会是哪种疾病？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去面对，去思考。未来，人们对健康有更高的需求，将会是更加需要医生的时代。将来最大的产业一定是大健康产业。我们应该用一个更宏大的视角去看待医学。
02
信任医生会让你成为最大受益者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我们应该一起思考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医生？
医生是一个停留在佛和普通职业者之间的行当。佛教说，慈悲喜舍。有两个格外需要德行的职业是教师和医生。教师讲师德，对应的是舍。佛教认为人世间最大的舍不是给钱财，而是把我拥有的知识和全部的智慧无偿给你。医生讲医德，对应的是悲。这里的悲指悲悯。医生对众生的苦要有一种上帝视角的悲悯。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每一个医生也是普通人，也要养家糊口。不能把医生未来的发展仅仅停留在讲理想、讲情怀上。他们的工作环境好不好？他们的工资水平如何？前两年我看到全国医生的平均工资只比全国平均工资高一点点。很多人说，都高一点点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可是医生学习需要多少年？从家庭投资的角度来说，性价比其实不高。前年，纽约大学率先在美国医学院中为医学院学生免除学费。纽约大学认为，如果最优秀的人才因为学费的问题不能学医，未来谁保护我们的健康呢？
医生最需要的是什么？其实，工资不会排在第一位。我们需要给予医生群体最需要的尊重、职业成就感，其次才是与辛苦匹配的收入。
一个医生连做两台手术，累计8小时，滴水未进，凌晨4点手术结束之后喝了一瓶5%的葡萄糖水。结果有一些网友说：“谁付钱啊？”这个质疑一定“翻车”。不要说治病救人的医生，就是一个普通的8小时没喝到水的人，你愿不愿意为他付一瓶水的钱？这瓶水绝不仅仅是水，也是救命的东西，更何况这瓶水还由他们科室出钱。发出如此质疑的人，生活中该是什么样的人呢？社会不能无情到这种地步。
所以，我的一个梦想就是让中国的医生心无旁骛地做好医生该做的事，把很多乱七八糟、不该让医生去牵扯太多精力的事情都抛开。如果专心致志地做好医生就可以得到应有的回报，社会大众也会成为真正的受益者。
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患者？
上个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生病了，被送进北京的一家大医院。手术出现了事故，报纸上就开始批评西医，因为当时西医刚刚引进中国不久。没想到，医疗事故的受害者梁启超，反而发文支持医生。如果没有梁启超这样有影响力的人大力支持医学事业的发展，恐怕西医当时在中国的落地会艰难许多。
十几年前我做骨折手术，上了手术台还没打麻药的时候，医生可能觉得是熟脸，就问：“咱要做手术了，你有什么想法没有？”我说：“一切听您的，您是医生，一定是最棒的！”我就转身开始跟麻醉医生聊天。手术非常成功。两个月后去医院里拆钉，手术5个月后我和我的篮球队回到医院，和医院打了一场汇报比赛。我的恢复速度是专业级的。
信任会让你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前不久和朋友在一个北京的蒙古族餐厅吃饭，餐间请乐队的马头琴手帮我们拉一首曲子，马头琴手下意识问：“你们想听什么？”我跟他说：“拉您最想拉的那一首。”他突然一愣，应该少有人这样对待他。他用了一段时间去思考，然后拉了一首曲子，水平极高。临走的时候，他说：“我能为你们再拉一首吗？”然后又免费为我们拉了一首水平极高的曲子。
我总是成为信任的受益者。信任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力量。不信任和信任都可能有风险，但以我50多年的人生来说，信任的风险远远小于不信任的风险，不信你可以试试。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逐渐兴起了患者赋权运动。以往，患者通常没有权利参与决定治疗意见，都是由医生来定。随着全球患者赋权运动的发展，现在的医疗已经明确要求在治疗决策和治疗方案的选择中，患者有权利参与决策。可是问题就来了，当医生告诉患者患了什么病，然后有A方案、B方案、C方案可供选择时，患者该选择哪一个？
患者一点儿不懂，好办；特别懂，也好办；懂一点又不全懂，就麻烦了。在患者赋权的背景下，医生承担着相当大的责任，所以即便只是做个阑尾手术，医生也会把可能的最糟糕的结果提前告诉你。而且医生越来越谨慎地开始用挑不出任何毛病的术语给患者讲各种问题，因为如果把它翻译成患者能听懂的话就可能有漏洞，将来如果出现问题，就可能要承担责任。
医学中相当多的诊疗过程是需要冒一定风险的，用这种方案有50%治好的可能，还有50%可能治不好，但是如果不选择这种方案，百分之百治不好。那么，面对这种巨大的责任、压力，我们如何给予医生更多信任，给予他们一个敢去为患者冒险的理由？
接下来，我们还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当患者开始有权利参与决策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建立一个能够辅助患者做决策的平台？比如，我们有没有搭建一个网站让患者了解其他同病患者的感受？对于一个迷茫的患者而言，最有效的沟通者，可能是患同样疾病，经历过同样治疗的患者。
2020年5月14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正式开设抗疫心理康复门诊。这是国内首个专门针对与疫情相关心理问题的门诊，患者可通过网上预约挂号后前往医院就诊。
03
想成为好医生，要有良相的思维
医生要和患者有一个将心比心，互相理解、了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医生应该先迈出一步，因为医生有专业知识基础。然而，医生了解患者心理吗？医学院有患者心理研究这门课吗？
有一个大夫诊断出一个哥们儿患有癌症。他坐在那儿很理智地告诉他事实。
“知道了吗？”
“知道了。”
“那咱们谈一下，一个礼拜之后你再来找我选择治疗方案。”
“好的。”
“一……行不行？”
“好的。”
“二……行不行？”
“好的。”
“三……行不行？”
“行。”
“好，那你回去吧，一个礼拜之后再见。”
一个礼拜之后患者回来了，医生跟他说：“就按咱们上回说的办。”
患者蒙了：“您上回说的什么？”
“啊？我上回都跟你说了，你都答应了。”
“上回自打听您说我是癌症之后，我脑海中就是一片空白。”
这就是患者心理。没有多少疾病仅仅呈现为肉体病症，它一定会带来相应的精神心理层面的改变。
这两年，健康中国战略提出以治疗为中心向以预防为中心转变。我们整个医学教学和医学实践，包括每个医生的职业生涯也应该发生相应的调整。
战国时期，魏文侯问名医扁鹊：“听说你家兄弟三人都在行医，那么你们当中，谁的医术最高明呢？”扁鹊回答说：“其实我的大哥医术最高明。他目光犀利，一眼就可以看出得病的征兆，可以在疾病尚未形成之前就把它治愈，所以他的名声并没有外传，只有我们自家人知道。二哥次之，他为人治病，可以把刚刚开始发作的小毛病治好，所以他的名声也只在家乡流传，没有传播到太远的地方。我其实是最差的，我治病的时候，一直要等到病毒侵入血脉的时候才能诊断得出，所以要使用猛药，大动干戈，结果反而声名远播了。”
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中，中国就是在大哥和二哥层面做得特别好。让大家戴口罩、隔离就是大医干的事。在一个人还没有得病的时候，就预防疾病。接下来就是二哥干的事，建方舱医院。方舱医院是去年2月5日开舱，是武汉战疫或者说湖北战疫甚至中国战疫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对疫病初起的轻症患者应收尽收，可阻断传染源。最后加上“三哥”的大力救治，这次抗疫才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这足以让我们更加理解“大医治未病”这句话。
一个伟大的医生不是通过治疗减少患者的人数，而是通过改变他们健康知识不足的局面，改变患者的生活方式，让他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病早治，不转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科学有效地控制，健康地生活。
最近半年，我在做健康知识宣传的时候经常强调，一定要记住健康知识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与健康有关的知识；第二层含义是知识一定得是健康的。二者缺一不可。
互联网自媒体中关于健康知识的普及非常多。对此，我一边是欣喜，因为健康越来越引起大家关注；一边是难过，因为伪健康知识四处传播。一说到跑步，有人就说伤膝盖，别跑了。其实科学跑步会提升保护膝盖的能力。膝盖最大的敌人是体重。体重在跑步的过程中降下来，难道不是对膝盖的保护吗？
前几年，我作为政协委员提了一个提案：请将医务工作者的优秀科普文章纳入专业职称的评定范围，从根本上驱动和激励更多医护人员投入科学普及的行动中。
医生能开出的最牛药方是什么？首先是希望，然后才是具体的药物。
医学到底是什么学？医学是科学，不是神学，也不是玄学，不能给人以确定的允诺，告诉大家什么都能治。
十几年前，我因为咽炎找一个特牛的大夫看病。我一进诊室，大夫就问：“哎呀，岩松，咋不舒服啊？”我说：“我咽炎。”“咳，我也是。”后来我俩就聊了点别的，再后来我就走了。
咽炎听着多简单啊，能根治吗？高血压能根治吗？糖尿病能根治吗？新冠肺炎现在有特效药吗？相当多的疾病都不是治好的，而是通过激发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战胜它。医生现在依然面临着“偶尔治愈，经常帮助，总是抚慰”的局面。医学在发展，科学在发展，技术在进步，但仍旧做不到无所不能。
在暴力伤医的恶性犯罪事件当中，五官科占比较大。因为医疗的结果和患者自身的感受有差异，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治疗完成了，但患者总是觉得不舒服，不接受。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做很多沟通工作，要告诉公众，对待医学需要理性、科学。
医学是科学和人文相叠加的一个综合学科。我不太认同把医生的人文素养当作增量部分，有空就办个讲座讲讲，没空就算了。任何一个医生面对的都是肉体疾病和由此引发的精神改变的一个个综合体，因此必须要重新看待医学。
医生能开出的最牛的药方是什么？首先是希望，然后才是具体的药物。医生要让患者看到希望，即便是在患者患有恶性肿瘤的最后时光。
医学其实也不仅仅是科学加人文。老祖宗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更大的医学其实是政治学，是社会学。
一套叫《医学大神》的书，介绍了15位在现代医学发展当中处于关键节点的医生。其中一位德国医生叫菲尔绍。他定义了白血病，定义了细胞病理学。热心政治的他，认为最好的医生应该治好政治，治好社会。1872年，菲尔绍参与了柏林城市地下水道系统的改造。这是他为柏林做出的巨大贡献。柏林曾是全欧洲最脏的城市之一，卫生环境恶劣，疾病泛滥。他改造柏林下水道系统后，公共卫生环境迅速改善，德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快速增长。
所以，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好医生，要有良相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说，医生应该积极参与到推动社会前行的进程中来，站在健康中国建设等更宏观的层面去思考如何提升公众健康水平。如果说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那么，没有医疗体制和公共卫生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
编辑：张昊华
制作：张昊华
审核：孟小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