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98年旧作）坟头草 2009-06-16 22:40:45| 分类： 小说——

坟头草

补充：心中无缺叫富，被人需要叫贵。快乐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能力。20161110

〇

我仿佛忽然间接到调令，从教育口到县委大楼上来上班儿，其实这后面有背景着呢。——虽然来的是史志办，不是组织部，可是那情况也比当年王蒙先生讲的《组织部里新来的年轻人》来得不知道背景多少层呢；社会进步了，组织手续要是不程序起来那才叫怪呢——原本以为史志办不过是个“耳动肌”或“阑尾”那样的部门，而对我本人也不过是个过渡，可是想不到这一来便有业务找上门来了。

原来是前几天省民国档案馆在整理旧资料时发现了一份65年前的文件，是有关我县的一次民众闹事的“平叛”报告，文件没有编号，省馆本着为地方负责的精神，给复制了一份并挂号发了过来。县史志办的几个老专员看了材料当即如获至宝，说确实这是初次发现；而且新县志上有同一个人写的同一事件的文章，写作年代已是“文革”期间了。并且他们还知道此刻该作者的具体居所——如果请他亲自过目一下，则更符合史志编纂之精神——该作者若干年前已搬到他外甥家去颐养天年了。而史志办除了领导就是老同志，则访问作者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我身上，于是我便坐上了这趟旅客不多的长途公路汽车，一边上车心中一边念叨着《夏堰新县志·人物卷》上的简记：赵汝海，曾用名赵汝悔，民国十九年任旧县师范讲习所所长（省教育厅委任）时兼旧县政府文书长（县长特聘）；抗战胜利后，任县教育局局长兼师范学校校长；解放后县师范撤销，专任县实验学校校长；后该校改为县一中，代校长；后专任县文史馆馆长，“文革”中受冲击，后退休。

然后我取出他先后相隔40余年所写的记叙同一件事的文章，仔细地阅读起来。

长途汽车摇摇晃晃地行进着。

一

题目：民国二十二年，第三区平叛纪事

（甲）事件起止

是年秋初，第三区之青龙乡与龙乾乡商议借占龙乾乡正道村之一角边地为青龙乡武韦村等通一大路，青龙乡许以适当补偿，并计于秋赋中集募一给之。龙乾乡应之，此路遂通。然后无日，正道村或私掘此路，扬言路基某处压其祖茔之围，礼不可通。龙乾乡乡文书某前往说通，反被擒至省宪论质，省使归县处置。此后即值秋赋之期，正道村民众皆以抗税为胁，以求所谓公道，并使人往省说陈。乡里延人物出面游说多受其窘辱。影响所至该乡秋赋累月无收，几成民变。其祸甚至有蔓延之势。县长便委第五科长公庇唐全权处置之（盖因墓宅之基为因，属风化之流也。公乃追查三日，悉明原委），后立即约集县民团大队、公安局、管狱等，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夜半缉拿其元凶叁人入狱，时有激烈冲突，重创之一人，后毙命。该村之秋赋次日缴齐，事件平息。

（乙）土匪肖薪力事略

男丁肖薪力，年三十五岁，独身，世居龙乾乡正道村，幼失祜失学，少教养，靠其近族乡绅大户、大善人肖济仁收养大。此次事件，其行为最恶、蹿腾最力，后经县大队、公安局等侦缉证实，斯人与五道口得胜林中的劫匪素有往来，实为匪徒之一流。

据称，肖自少即以凶残闻名乡里，年十五时，季夏，与邻村某男有过节，某男长其三岁亦有凶名，而肖丝毫不惧相约斗于其村南洼之高粱地中，同行各有一位年龄相若之少年，为之助阵。肖与某皆赤裸上体，令其各自同行之人为其拔高粱秸，肖与某画地为营，然后得同伴之高粱秸为鞭，狠抽对方，直至一方退却为决，不退者得胜。——据称，此战最终胜负未决，而其各自同行为拨高粱秸之少年皆累于手痛而泣矣。或见者曰：观其残秸堆积如山，二人四目皆赤，遍体血丝累累，而相视微笑。其人凶悍侠气之若是。

细究县大队暨公安局有关人员，是夜，大队等共三十余人，分六组，其两组戒备，外四组案名单守户捉人；肖薪力亦为受辑对象之一，然其所居草屋无院墙，且家徒四壁、房顶露天，而其人警觉甚敏锐，当辑手破门而入时，其忽于炕上冲檐而出，遂凶喊恶叫，引起该村多数村民群起而攻击县大队，凶焰之炽将该村公所大院推倒，窗户俱毁，幸所辑叁人早已押送于村外，该村遂以肖薪力为首向村外追赶并有砖石投击，县大队诸人危机之下，当机立断、鸣枪示威，其众皆惊，迟疑不前，而肖薪力独无视权法犹往前闯，县大队以抢击之，中，重伤，不治。

（丙）乡长肖廉吏事略

肖氏廉吏，籍属龙乾乡正道村，曾游学于省府，中学半年，未结业而返故里，协助乡里会计，工作严谨细致以闻名；且好学上进，乐读四书五经及廿四史，常虚心向县第三完小之师长求教，称誉日炽，后得时任之校长公庇唐举荐，为县长准保，官批录用为龙乾乡文书，后任乡长。

肖廉吏为人至孝，其故母尝患瘫疾之症，饮食不便，廉吏则每每口嚼细食以反哺；后其母临终喉中积痰，呼吸艰难，廉吏嘬口为之吸出，益为里人亲友所激赞焉。

当事件之初，正道村人募齐洋九十八元，为其众人挟乡文书至省城论质之资，是日省宪电话急传县府派员消解，县长令知事与肖乡长偕两乡绅同行上省。至驿馆见众人，知事即和颜悦色许以公道，并着众人先释人质，众人颇多犹豫；后其首领扬言“官话不可信”，且此时已威迫文书写具诉状历数贪腐，只待翌日拦省长之轿大告地状，斯言既出、群情复激愤，知事势不可抵挡；两乡绅诺诺不能言。

危急之刻，一直默默无语之肖廉吏忽对其众人长跪于地，伏首有顷——众人微错愕，肖薪力等人面露鄙薄之色，而知事颇尴尬——待其再仰面时，则泪如泉涌、满目凄凉矣，遂至泣不成声，曰老父方病欲死矣！（事实其父甚健康）众人与其皆为乡里父老，凡红白之礼无不襄助，骤闻此言，其心志皆涣散，乃还乡而暂罢事。知事归而盛赞肖廉吏氏谓之能大义灭亲，揽狂澜于即倒，为识大体、明大义之吏员，并提议予禀上宪给以褒励云云。

（丁）第五科长公庇唐事略

公庇唐，北平人，民国十七年由省长、省教育厅长委任为县教育局长，民国二十二年教育局改制县府第五科，公连任。

……公科长行为光明磊落，虚怀待人，公正不阿而敬上守令，得县长之信赖，为同僚所敬重……

……之初，公科长积极建议，以迅速之手段处理，并会同同僚执笔为县长进书，以“养奉重生不重死，祭祀重诚不重仪，民情重戒不重惩。”立意，愿借此有利之时机，一肃民俗社仪之旧风。怠后事态恶化，县长又欲借重公之力一平叛之，（谓“受命于危难之中矣”）公科长谨尊宪命，深入体察，团结同僚，慎之又慎而风行果断，不辱使命，乃归功诸属，诚可以为楷模。

                                             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夏堰县县政府文书长（兼）

                                                  赵汝海  执笔

文稿复印在雪白的A4高级复印纸上，而原件尺寸是15×27cm的竖签，这样一来，省里给精心制备的这份文稿的大布局像极了《大家》那种天宽地阔的版式，有一股十分新潮的味道在扑面来到；然而，再一看时，无论字形的刻板、结体的垂老、行式的古旧、句段的窒密都给这文稿笼罩着一层沧桑的气息。一地焦黄的烟尘，从雪白的纸张下面氤氲开来。

为了方便起见吧，我在阅读的时候用意念为它加了标点，并把古体字简化；那些小一号楷写的起解释作用的文字，也意念着用括号标出来；此外，我看到在“公庇唐事略”部分分明有缺页断章的痕迹，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残缺总是文物不可少的一大标志吧，我想。

而那部“文革”期间印制的县志，相对则简陋得多了，我们那位老成持重的资深馆员从那排暗红色锈着斑斑灰点、裂着长长白缝的旧式大木头厨子里小心而略带敬畏地把它搜索出来、双手捧着递给我时，口中还念念有词：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我几乎被他感动了。

但是它实在是太简陋、寒酸了，那封面是一横粗糙的宋体大字“夏堰县志”，然后就是在下面不远处又有一横仿宋的“夏堰县革命委员会”比现在农村中学里的一些油印的试卷上的字都差，真让人疑惑：那么大一个夏堰县咋就找不到个会点儿装帧设计的人儿？

当着馆员的面我没有翻动这本书，而是略带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了我的小文件包，此后几天我也没有时间看看它，现在，看了上面那一篇拟古文之后，我忽然很想看一点现代的东西，于是我随便地翻开这本陋书。书里的纸页其实更简陋，发黄发脆的土纸粗得不行，间或还有几条黑乎乎的草筋儿在纸面上突兀着，让人可以想见“文革”当年物资供应之一斑；而宋体的铅印极努力着鼓鼓地印得满纸都是，我看着太“满”却一时分辨不出这满纸黑糊糊的的字还有哪些不对劲儿，只是立即与小地摊儿上那些盗版书联想在一起；然后定睛细看，那字，笔画儿也粗，字距行距也压迫得紧紧的，版面天地也留得十分狭窄——整个儿像烙糊了的大饼。所谓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被“文革”之火炒成了这么奇异的一页，个中滋味一时又怎么说得清楚呢？

我急急忙忙翻到赵汝海所写的（又经县革委会润色的）那篇文章处，我要使劲儿品味一下。

长途汽车摇摇晃晃地行进着。

二

题目：33年共产党在索家公社领导的一次暴动

一、案情始末

33年的金秋，在我夏堰县索家公社上演了一幕气壮山河的农民暴动斗争。这是我县共产党早期活动中的一次革命行动，尽管在反革命气焰无比嚣张的情况下，暴动失败了，但是其革命精神将永驻史册。为彪炳后人、激励来者，我们特作简介如下：

起初，伪第三区青龙乡与龙乾乡，也就是现在的索家公社和谢道公社，商量借用龙乾乡正道村的一条角边地给青龙乡武韦村通一条大公路。青龙乡答应给一定的补偿，计划在秋季的税负中提取出来。伪龙乾乡乡长萧廉吏私自答应了，没有报告给群众。

当时，我地下党及时了解到了这个情况，立即秘密发动群众，以这条公路占了正道村的祖坟为舆论掩护，在路上掘出两条大沟，向反革命旧势力挑战。不久，伪青龙乡派文书来找人平沟，这家伙狗仗人势张牙舞爪，用恶狠狠的口气恐吓革命群众。在地下党张刘沟支部的秘密指示下，革命群众以肖新立等为先锋，勇敢上前，一举活捉了这个反革命分子。然后在党的指示下，革命群众把他押到省城河阴府，以有理有节的方针，把地下斗争公开化，一是为了争取更多一些群众的支援，得到了周围十几个村的捐款。二是为了给敌人之间制造矛盾，使新老地主阶级矛盾充分暴露。为此革命群众采取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比如做伪文书的工作，让他这位误上贼船的的人与反革命彻底划清界限，并为我们写了大字报控诉新派地主阶级阴谋剥削贫下中农劳动人民的详细罪证，表示他与旧势力决裂的决心。但是因为当时是在国民党统治下，交通通信等都很落后，地下党对深化斗争的明确指示没有及时贯彻，群众在地主阶级糖衣炮弹的哄骗下在省城河阴府的斗争失败了。

他们回来以后，伪政权的秋季农税天赋征缴开始了，我地下党又积极把握这一大好时机，组织发动了一场秋收暴动，当时革命群众肖新立因为表现突出已被吸收纳新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并成为斗争的直接领导者，他带领广大群众挫败了伪乡政权的多次阴谋活动，斗争节节胜利。后来伪县政府组织了近百人的反革命武装，在一个黑暗的夜晚，以卑鄙的手段，突然袭击，逮捕了三个革命积极分子。不幸，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好儿子肖新立同志在组织革命群众反击敌人准备抢救革命战友的战场上，深受重伤，壮烈牺牲。

二、优秀共产党员肖新立的英雄故事

共产党员肖新立是今索家人民公社正道村人，他出身贫农家庭，自幼父亲即因病无钱医治而不幸去世，他和老母亲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靠给本村大地主、伪善人肖济仁扛活勉强混口饭吃。

但是，人穷志不穷，肖新立遗传了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再加上他本身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和对反动势力剥削阶级天生的仇恨使他从小就具备了献身革命事业的远大志向。至今正道村还流传着一些他的英雄故事。

旧社会农村有一种“顶头”游戏，并分“武顶”和“文顶”两种，文顶就是两个人对面蹲好，互相抓住双肩，额头相触，用力顶，先退者败；武顶就是就是两个人对面蹲好，互相抓住双膊，额头遥对，用力碰，先退者败，当时正道村一带都玩这种游戏。

那一年，肖新立只有十五岁，他在村里已经敢跟一些大人顶头了。有一次，赶集到段闵庄，路上看到一个大个子青年跟一群小孩顶头，一个一个把那些小孩子顶得呜呜直哭，再仔细一看，原来这些小孩都是来赶集的孩子，被截住强迫参加游戏。大个子并没有拦截肖立新，可是肖新立对一些反动恶霸行为就是看不顺眼，就是要坚决斗争。他明知大个子青年是段闵庄的一个街痞，平时无人敢惹，但他还是勇敢地冲了上去。一开始是文顶，因为大个子劲大体重，立新没有战胜他，于是立新提出要武顶，头一下，他们便全力以赴，虽然立新疼得眼中冒火，但大个子已经头皮发奓，双手发抖，暴露出其纸老虎的本质，新立见此情景更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抓紧大个子，又狠狠地顶了几下，正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势如破竹，摧枯拉朽，最后把大个子顶得两眼哗哗流泪，双腿屈膝，跪在当场，他才罢休。这一战，打出了肖新立在龙乾乡的威风，从此段闵集市上的小街痞们简直可以说闻风丧胆，——都被他的革命豪情降服了。

肖新立的母亲在他刚满二十岁时因病不幸去世，临故前拉着他的手说：“少吃不愁，少穿不愁，可没个媳妇实在让人愁啊！”新立立即昂首挺胸豪迈地安慰她：“刘先生说书时讲了，'男子汉何患无妻！’娘，您就放心吧。”——从此也可以看到立新远大的抱负，而且随后有些富裕人家备厚礼下聘，想招他为养老婿，他也坚决不答应，并说不愿意离开母坟，正像一位伟人所说“只有对己爱才能对敌恨”，从中也可以看到他朴素的革命热情。

案件发生那一夜，本来肖新立已经十分警惕地冲出了敌人的铁壁合围——我走访群众，了解到：当时他听到动静即于炕上跳起来，揭开草屋顶从天上一跃而去，本来他可以独自逃跑，但是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没有苟且偷生，而是立即高声把大家全召唤起来，准备用革命的武力去对抗反革命的武力，先把不幸被俘的3位战友抢救出来。然而，穷凶极恶的敌人终于开枪了，最恶的子弹打中了肖新立同志，据一些群众讲，他身负重伤还坚持不下火线，临终还喊着“要战斗到底！……”此情此景，催人无不泪下。

三、伪乡长萧廉吏罪恶史

反革命分子萧廉吏，出身正道村地主家庭，年少时曾经到省城河阴府去读书，据外调证明这期间他就有一些没出息的行为，在外面混不下去了，书没有念完就跑回老家。然后，通过一些投机倒把活动，他干上了伪乡文书，因其积极反共反革命不久即担任了伪乡长。

在这次案件前后他的表现被广大革命群众看得一清二楚。

例如案发之前，他最初准备伙同大地主肖济仁等坏分子，贪污地款中饱私囊，但是，后来因为分赃不均，发生派系摩擦，肖济仁暗中扬言青龙乡与龙乾乡在在修道问题中耍了手段，并煽动一些不明真像的善良群众起来闹事以便浑水摸鱼。后来，被我地下党参与后萧廉吏向伪县政府密告，诬蔑群众为土匪，并且在革命斗争关键时刻，在省城河阴府，他谎报死了老爹，利用我革命群众对弱者的同情和对他平时伪装孝义的轻信，涣散了我善良的革命战友的斗志。此时，其出尔反尔的反革命嘴脸已经暴露无遗。

事后不久，他又得以提升，任国民党夏堰县党部组织处副科长。但是“民心向背定乾坤”，对这个贯使两面派嘴脸的国民党忠实走狗，乡里广大人民群众都骂他是“不肖子孙”，并且在公共场合声明他姓草头萧而不是姓肖，连他的老爹也表示坚决与他划清界线。

后来日寇大举入侵，萧廉吏继续留在夏堰县城担任伪职，在民族危难之际沦为一条无耻的狗汉奸。

再后来，在地方反动恶势力的派系斗争中狼狈弃官，下落不明。

四、伪教育局长公庇唐善恶史

公庇唐，老北京人氏，1926年任夏堰县伪教育局长一职。

本案件中，虽然背后唆使开枪的是反动的、丧心病狂的伪县长，然而公庇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作为旧社会旧势力的孝子贤孙，“77事变”日寇入侵之时他能积极组织民众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投奔到革命的队列中来，在大是大非面前终于有正确表现。

抗日战争末期，在一次战斗中被日伪联军伏击，英勇牺牲。解放初，省委省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在省革命烈士陵园立碑纪念。

                                   夏堰县革委会文史小组

（报告人赵汝悔）

                                    1975.4.1～7.1

三

我跨省过市辗转来到赵汝悔先生的家——准确地说是他外甥的家——所在的这座不大的历史名城，时间已经是华灯初上了。车站上的人们都行色匆匆，一会儿便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我和几盏路灯。考虑到一些做客的礼节及其他情况，我没有立即去找赵先生。本来也有些累了，正巧车站上有几家旅馆的办事处都张灯结彩地伺候着贵宾们的光临，我联系了一家打着“招待所”招牌的住下。接过钥匙进了房间，擦把脸在软床上一躺，忽然心头涌上一种无比温馨的感觉、一种安全感、一种回家的滋味，难道我也曾经艰苦地漂泊过了吗？——不禁想起当年在大学里喜欢与同学们结伙外出“流浪”时的情景，坐车怎么也坐不够，窗外的风景过目不忘，而今呢——唉，“髀间生肉”大耳皇叔的这句著名的感叹句忽然间撞到我的脑子里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按招待所训导员给我服务——唉，说错了，也不是训导员给我训导或者服务员给我服务而是服务员给我训导——的地址，我很顺利地找到了赵先生外甥的家。不巧的是他进京去访友了，我随便问了问，原来他的那些“友”竟然包括几位当下国家级报刊或电台上间或有闻的人物，一瞬间其声威真能逼得人连呼吸都有些顾不上呢。

而赵先生似乎已经掐算好了，这几日夏堰县要来人（他自称是“我的家乡有人要来看我了” ,居留40余载夏堰确实是他的家乡了。）只是时间实在错不开，他便把刚整理好的一部文稿郑重地托付给他的外甥，交代说如果有夏堰来人，就请来人把这份文史资料带回去，或许有助于改正“文革”版县志的一些错误，说关于几段公案，这上面已经完全交代清楚了。我接过文稿一看，好像天意安排的一样，第一篇竟然正是关于1933年发生在索家乡的这一段往事。

我喜出望外，竟然几乎连谢谢都忘了说，仔细交接好文稿便立即告辞出来了。然后我匆匆地赶上返程的汽车，选了车后部一处靠窗的座位坐下，取出文稿细细地阅读起来。

汽车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

题目：公元1933年索家乡民众闹事追忆

一）故事起缘

时间在33年秋，起缘于现谢道镇（旧称青龙乡）与索家乡（旧称龙乾乡）的武韦村和正道村的一次征地纠纷。

当时武韦村准备开通一条出村通往官道的路，须占用正道村老坟地一角，武韦村要求乡里资助、协商。青龙乡乡长与众乡绅研究同意，并初步拟定赔偿金额，计划在全乡秋赋中附捐征收，等等事项。然后与龙乾乡商议，龙乾乡乡长肖廉吏答应了。但是道路开通之后，正道村一些人借口“人死为大”祖坟不应被压，随即掘出两条大沟。

龙乾乡立即派乡文书前去说通，想不到村民一怒之下把乡文书扣住，作为人质，并连夜集资大洋近百元（其中有邻村的小部分捐款）作盘缠，举荐肖新力等十余人，解押人质赶赴省城河阴市去上告并且逼乡文书代写了诉状。后虽被旧乡长肖廉吏等引回来，但群众的情绪并未稳定，事态演变成贫苦的农民集体抗交税赋捐的行动；到了冬季事态愈演愈烈，整个龙乾乡各村都处于观望状态，还时有人扬言到省城去投诉状，秋赋税捐基本无收，甚至邻近乡区也有一定的影响。旧县长终于发觉问题严重，最后委托县政府第五科科长公庇唐全权处理此事。经过深入询问调查，三日后，公组织公安局、典狱署即县民团大队等前往该村，一举捕获三个村民首领并重创首领之一肖新力致死。事情遂平息。

对于这件事的评说，在后来的历史中有许多反复，因为某种需要，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团体有不同的说法。现在，二十世纪之末，一百年的大幕就要落下来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把切身经历的有关史实记录下来，以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对自己过去带有污蔑性的鬼话或无限上纲歌功颂德的神话，说出一个平常的老人所能说的平常人的话。

二）农民肖新力其人其事

肖新力其实是正道村的一位普通农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佃户，租种本村地主肖济仁的一点土地，大部分时间以打短工扛活为生。

肖新力身体强壮、善蹦跳摔跤弄棒等游戏，并且性格比较豪爽、直率，或者说像武松、鲁智深一类好打不平。因此村里有些事情人们爱让他出面。这次集体上告之所以他为首领，也是这个原因。公科长指挥捕捉人犯的当夜，本来他已经从自家的小草房房顶上冲出去跑脱了，但是最终他没有独自逃生，而是急忙招呼村民起来，坚决与县府公差们对抗。黑暗中，他带人冲击了村公所，当县公安局、民团大队拘押着三名人犯退却时他又带头冲奔上来，形势十分激烈，村民们挥舞木棒或抛掷砖石，公差多有伤创。县公安局当即鸣枪示警，肖新力仍然楞往前闯，结果被枪击成重伤，不就便死了。

经过我认真的调查推断，发现：一、像某些人所谓肖新力是土匪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当时龙乾乡相邻的三叉道口德胜林地方虽然有劫匪出没，但是肖新力作为一个以种田为生的本分农民，还要打短工，他没有时间去抢劫，当年农村生产水平极端落后，大多数人家一年到头吃掺了野菜的高粱、瓜干窝头，像肖新力独身一个劳动力，只要不停地劳作，吃食可能好一些，尽管劳苦，不到万不得已农民不会去做土匪，毕竟在当时人们普遍的观念里有很深的道德禁锢，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需要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观察。事实上，解放后有几个德胜林的劫匪被捕，我特别注意到，他们的口供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二、说他是共产党，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尤其是张刘沟地下党支部是在36年前后成立的。绝对不可能去“指挥”33年的工作。当然，如果允许假设，如果说当时真的有共产党的领导，在那种农民负担空前沉重，生活无比艰难，民众身受水深火热的煎熬，残贼公行、腐败成风的社会状态下，如果有共产党的一声号召，则一场开天辟地的大革命风暴是不难发起的。——当时，看到他们村出头，邻村自发捐款资助，这就说明许多问题。

三）旧乡长肖廉吏其人其事

肖廉吏与肖新力是同村且是同一辈分。家庭比较富裕，曾经供他到省府河阴市去读书，后来因其母病等多种原因，家计发生困难，他只能放弃学业回乡，不久即由大户乡绅肖济仁举荐为乡文书；再后，由第三完小教师等举荐县长委任为旧龙乾乡乡长。

事实上，旧社会的“乡长”不过是县政府招聘的一个合同工，任务与现在的乡镇工商所、税务所的税费征收员差不多，或者说是一个“包乡干部”之类。当时全县分九区、四十五乡，每乡二十至四十余村不等。各村由大户组成村公所；乡由各村乡绅组成乡董会，自理本乡日常事务，有大事报乡长上达至县；县为最低政权，凡有政事由乡长向乡董会传布，并协助制定具体措施……职事大致如此划分，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又往往因人而异，如有些乡的乡长比较软弱，则大事往往由乡董会为主，反之则乡长权力大些。也因此，有些乡的乡长与乡董会关系融洽、有些乡乡长与乡董会矛盾则比较突出。

龙乾乡乡民闹事，其导火索正是多次争权夺利斗争的的积淀，是一次集中爆发。

事后经过向多方面人士求证，我渐渐清理出这样一条线索。原来青龙乡答应给龙乾乡补偿占地金额为银一千五百大洋，而后肖廉吏向乡董会通报为一千二百五十大洋，乡董会本拟留一半自用，后肖廉吏与肖济仁力争，议定拨给正道村一千大洋，再后正道村村公所向村民公布为七百五十大洋，该村三大族议定该银不再分派，而三平分后各入其家祠祖堂为祭礼。本来肖廉吏为其本村争得了好处乡董们便都不高兴，不巧乡文书又因为没有得到好处而把第一个二百五十大洋的事揭露出来了，趁机乡董们议定没收该款项。肖廉吏因此心中有气，他便极力挑动本村大户肖济仁等人，抗议乡董会留用占地款额，指使人掘了道路。然后，他又派乡文书前去说通，把矛盾转移，要村民“修理”一下乡文书，实际上是一箭双雕的手法。这一切都是为了尚在口头上的一千五百元大洋。

想不到，事态发展得太快，众人赶往河阴府，把局势闹大了，当县长令知事与肖廉吏等前往劝阻时，群情已经灼烈如火。肖廉吏突然发现：原来乡文书倍受折辱一怒之下竟然把一件大秘密泄露出来——就是当年第三完小接受无主私田作学田时（旧县志有记载，下详）肖廉吏与文书暗地做手脚分别窃扣十亩三分与三亩半，归其私家——虽然那张诉状没有明写此事，但知情人却是一望即知了。情不得已肖廉吏急中生智跪下谎称其父病重要死，早一天回去或许还能见一面，否则一口气上不来也就晚了。因为肖廉吏平日以孝顺闻名乡里，所以大家顿时都受到感动、情绪急遽变化，旧时风俗所谓“入土为安，死不追究”，众人又都是他的庄乡父兄，所以便都跟他回来了。其实他的父亲当时身体很好。

事后，人们对他这种做法大有非议，族人甚至公议把他扫地出门，把他的姓写成草字头的“萧”；当然，旧县政府的大小官僚们则比较欣赏他的做法，事件平息后还上报表彰了他。

后来，肖廉吏凭借与公庇唐早年相识的关系退还私占的学田，又多方找人求情，被上调到国民党县党部作组织处副科长。日寇入侵时，他留在县城，担任伪职！据了解没有做多少坏事情，也许因此没有受到日寇重用，再加地方势力排挤，抗战胜利前即出走上海，有消息说他最终去了台湾，具体细节待考。这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就是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时刻，肖廉吏的人生答卷上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污点。据传闻他已经成为千万富翁，欲回乡投资、报答桑梓云云。他回来，家乡是应该接纳的，但是他曾经做过汉奸的历史我们绝对不能予以修改或者掩灭。

四）旧县教育局长公庇唐其人其事

公庇唐，北京人，古为燕地，故常自称“燕人”，身材魁伟，剑眉虎目，有张翼德之豪气。民国十七年（1928）由教育厅长举报，省主席任命，为夏堰县教育局长。当时全省教育在厅长的鼎力维持之下，上下同心、左右齐力，其教师组织、资金供济皆为当时全国之冠，在迄今为止的本省历史上也是一大巨峰。后虽省政府主席两番更易，县长也屡屡调换，但教育界班底尚能保持稳重有进。相对而言，那是历史上教师地位最高的时期之一。再加上公庇唐先生人品高尚，虚怀若谷，关注下情，善交同僚，夏堰县的教育在各县同行中也称优秀。因此，当时夏堰县便有一句民谣“夏堰县里当县长，还得问问一公一侯一只王”

所谓“一公”即教育局长公庇唐，“一侯”指商会会长侯嘉言，“一只王”是指民团大队长胡广运，人称之为“老虎”，后者勉强与公、侯两位相连，称之为王。三人皆有较长时期主持一方事务，威望并重，在一县之内可以说是比较有号召力，像“一王”而言还具有相当的破坏力，所以己任县长往往要借重于他们的力量。

1928年，公由第三完小校长升任局长约半年，时任县长因民怨被迁任，公即与侯嘉言会长等一干绅贤预谋，众皆好言相送，待县长交卸大印之后，忽然侯会长出示一张账目单据，逼迫县长交出大洋五千元得以私了，该银遂用来建了北关前小，而公之智勇即为中绅贤所知。

再如上面提到，学田之事，已载入志书。盖辛亥后，历任县长均收到诉状，有人告诘隐匿田粮者，后在民国十九年，由时任县长章士奇统一清算，下令上缴划为其本区学田。其收入，学子中有贫不能给者予以补助，或婚丧不能举者籍是以补助焉。这个发生在1930年的征收无主私田为全县各区完小学田的决策，也是在公科长的建议下取得的一大政绩。为全省许多兄弟县仿效。

这次民众闹事事件，当上访的众人被追回来之后公科长即向县长提议要尽早尽快予以解决，并且提议作为一次文教行动，以“养奉重生不重死，祭祀重诚不重仪，民情重戒不重惩。”为口号，把当时的旧风气习俗维新一下。但是县长迟疑没有考虑。到后来，事态愈演愈烈，县长才不得不召集全县干部集会商议解决办法。当时有三种主要意见。

县商会的侯会长提议召集该乡众乡绅代表，让他们分别签名画押，保证本村赋税捐即时交齐，如果实在有阻力，可以由商会暂借给银款，总之，先交齐“皇粮国税”为要。县民团大队胡队长提议要用“招安”的计策，先把三、四个民众首领吸收入民团，瓦解他们闹事的力量，然后再下令征收税捐。公科长因为初到夏堰时曾在第三区任职，比较了解那里的民情势力，他引用曹操的一句话“若除元凶，但用一狱吏是耳”，认为事情其实并非太复杂，但是处理起来要“快刀斩乱麻”才好。

经过一番权衡，县长最后采纳了公科长的建议，并且委托公科长全权处理此事。

公科长虽然主张快刀斩乱麻，但是行动前还是做了悉心的调查了解，对各方面情况都掌握起来。然后他征得县长同意，集合县公安局、民团大队、监狱署等部门的力量，在深更半夜之时悄悄进入正道村，按照早已侦查好的地形设好警卫，然后分兵去捕捉四个闹事的首领。

不巧的是第四个即肖新力警觉逃逸，并且大喊大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这一叫确实喊起了一些人，见到这个情景，公科长果断命令后退。想不到肖新力竟然引人追击，打伤警员，公科长即命令公安局警员开枪示警，当场击退了民众。事后大家一直宣传是民团大队开的枪，实际上也是一种策略，因为当时民团大队过于跋扈，这样一说，从舆论上对他们也是一个小小的束缚。

此后，龙乾乡的秋赋很快收齐了。

“77事变”后不久，日寇大举进犯，县政府得到消息准备渡河逃亡，公科长与我商议，由我带教师队伍南迁，说要尽力保护师资，“以图为中华多保存一点文化在”。而他已决计投笔从戎，组织地方武装在战场上与日寇对面厮杀，我们洒泪而别。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夏堰县才知道，原来他在日寇投降前夕的一次战斗中，遭受日伪两方面的阴谋夹击，不幸壮烈牺牲、为国捐躯。

建国后，省委、省人民政府在省烈士陵园为他修墓立碑，并名之为“民族英雄”，公死得其所。

附：公庇华小志

公庇华是公庇唐先生的胞妹。庇华原名子丹，关于这个名字还有一段小故事，说当年其父预定，若生男即名庇华，若生女即名子丹，等到孩子降生了，就是子丹，后来其父母未再生育，子丹长大入学时，其父为她改名庇华。大概有希望她成为女中丈夫的心愿。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1935年夏天，夏堰县公庇唐先生的寓所里。我们两个人正在商议学校方面的事，忽然她朗笑着从外面进来，健美的身材着一袭鲜黄的长裙，笑面白皙红润，嘴角天然微微上翘；长眉龙睛，目光流转如电。我乍一见她竟然恍惚疑为九天仙女下凡尘。公先生立即做介绍说是他的妹妹，留学欧洲刚刚回来，然后又介绍了我。庇华冲我微笑注目，我忙起身——同时想对一个刚刚从西洋回来的人抱拳或者鞠躬总不合适，于是伸出右手——当时见面握手已经是很时髦的礼仪形式了。想不到她一边说“你是我在这里见到的第一个穿西服的先生呢”，一般无比轻盈地飘到我面前，在面颊上轻轻一吻，然后又朗笑着到里屋去了。那一吻教人终生难忘、刻骨铭心。后来，我请庇华到师范讲习所给学生开了一个专题讲座，她讲解西欧诸国的典章制度等经世致用的大理论已经是十分透彻，诸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而后来又联系到中国历代的经济著述，如王莽的“王田令”、“六管令”张居正的“陈六事疏”，竟然都条分缕析、鞭辟入里，见解发人深思，诚然可称人中俊杰。

不久，庇华即到南方去寻找她在法国交识的一位男友。此后抗战爆发，人各流零，消息都渐阻塞。八年抗战，恍如隔世。

当年她南下，我受公先生之托送她到黄河岸边上船，最后分别时与她互相赠诗。我牢记她曾经说过今后一定还会回夏堰来找我的话，所以抗战胜利后我立即提出要到夏堰来任职，当时局势是人们都想方设法到大城市去，我的请求是以很快被批准。不久我便得以以国民政府教育局长的身份回到战火方熄的夏堰县城……

然而，造化弄人，待我再次见到庇华时已经是“文革”之后了。当时她也是独身一人，在北京某科研单位任职。细问起来，她到南方，找到男友，后来结婚，随后抗战爆发，她在上海，丈夫辗转去延安。抗战胜利时她在北京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决定派大批干部进入东北，他的丈夫即从延安出发经北京出关。两人得以秘密相会，久别短聚，临别分手时其丈夫书写一首古诗留念“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至今水犹寒。”表现了一种悲壮的惜别情怀——不久便传来他光荣牺牲、为国捐躯的消息。

庇华曾说她一直想见到我，一则因为抗战中公庇唐先生对她说过，在夏堰县的岁月他无愧无怍“唯对二十二年龙乾乡正道村村民抗税捐之事处置不当，心中时觉歉疚。”二则公庇唐先生未知其与巴黎同学订交之时曾经向她推荐我，她见我之后也有好感，只是可惜当时“相见恨晚”……

庇唐先生作为一个值得敬赖的师长好友，我有必要写一写他；而他对庇华的一番追悔交代愈使我看到一颗赤诚之心，因此我更有必要对那件事做一说明。是以记。

                                         赵汝海 九七秋暮三稿于

                                         市场东路鑫源胡同54号

四

掩卷沉思，我不但看到了一个光明磊落的汉子，也依稀望见一位英姿卓绝的少女。那工工整整的毛笔小楷一定是从赵汝海先生心口上揣了许多时候才写下来的吧？我抬头望望窗外绿油油的田野，真不能想象，六十年前这里该是什么样子呢？——然而，我想这些又有什么用？记得临别时赵先生的外甥随便说的一句话：我真不觉得重要，只是这三次改稿都有我爱人帮助查找资料的的辛苦因此我才觉得有些价值——我真的觉得不重要。

换车之后，一群青年男女兴高采烈地挤上来了，我的身边立即响起许许多多当下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东南亚金融危机”、“十五大召开”、“美伊海湾战争”、“人权白皮书”还有“世界杯与甲A联赛”、“李娜出家”、“玉米涨价鸡蛋落钱”还有“《水浒传》(电视剧）的成败”、“打工比种地合算”……

等他们终于说累了，打开随身听放起一段段上榜流行歌曲并陶醉地随之浅唱低吟时，我打开一缝车窗，迎着扑面而来的土腥味儿气息，望望窗外绿油油的田野，我眼前仿佛又看到几条或躺或跪、或立或行的汉子，还有一位女士——唉，真不能想象，如果用这样一句话，叫做“四条汉子和一位少女”甚至“四个光棍和一个寡妇”来作题目，文章效果会怎么样呢？——而眼下的这些如花青年一旦遇到那些事件，他们会有什么新鲜的表现吗？

窗外忽然闪过一片绿草青青的坟墓，我又想：历史有时候真的太软弱了，就像坟场上的小草儿，如果屑于、谁都可以来踩上几脚，甚至割它几刀，点一把火；而它只是一味地忍耐着、退让……只是到了最后，你也死了，屑于也罢不屑也罢却阻止不了，它也会青青地盖满你的坟头。

我忽然觉得好像有些活得明白——看来，这个文史工作还是有其一定的意义的。

但是，这一明白却又发现了问题，就是：这个庇华和汝海俩人后来是什么关系呢？有谁知道呢？嗯，我回去一定马上查询他一个结果。

汽车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