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他们这样战斗——汤希伟教授访谈录

那些年他们这样战斗
1965
2021
汤希伟教授访谈录

原古田医院  陈正康  顾月明  朱彩云

纪念“六·二六”指示56周年

2020年12月22日,原古田医院顾月明、陈正康、朱彩云三位老同事相约,拜访原古田医院老专家汤希伟、岑幻仙夫妇。

听到门铃声响,汤希伟夫妇双双在门口迎接我们,这是间隔20多年后的再次相聚,看上去汤医生依然那么干练热情,音容笑貌一如当年;听说岑医生生了一场病,痊愈不久,所以有些消瘦。主客落座,我们仍像在古田医院时期一样,一面分享着他俩为我们准备的糕点糖果,一面毫无拘束地攀谈起来。

当谈到1969年响应党的号召前往小三线支内的感受时,汤医生说:当时仁济医院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去安徽皖南参与筹建一所战备医院,我不假思索就一口答应了,那么大的事情也根本没有考虑征求一下夫人意见或跟她商量一下,这与我们这代人长期所受教育密切相关,好儿女志在四方,祖国需要就是自己理想,何况是保家卫国的事情,更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开始去山里,谁也料不到以后还能回到上海,都是准备一辈子扎根山区的,这都不是马后炮。一年后,我夫人把2岁多一点的女儿托给邻居照顾,她也进山支内了。到了第三年,夫人回上海看望女儿,带她上街买冰淇淋吃,女儿说:“妈妈,妈妈,我怎么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夫人鼻子一酸,两滴眼泪掉下来,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女儿,过后就下决心把她带到山里来,跟自己生活在一起。女儿从小很乖,性格内向,不多说话,有事也不多讲,很听话。

标语:  好人好马上三线

我们问汤医生古田医院初建时期的情况,汤医生说,上次给你们说了医院的筹建故事,今天再给你们讲两件小事:

有一天晚上,我和岑医生在妇产科抢救急诊病人,临走嘱咐三四岁的女儿:“不要怕,安心睡觉,爸爸妈妈上班回来就陪你!”进了科室一忙就把这事给忘了。第二天,住在我家隔壁的赵丁心医生跟我说,“你俩昨晚通宵在病房,抢救很忙,是吗?女儿半夜哇哇大哭,我起先认为是汤君彦家的女儿在哭,后来听哭声老是不停,才知道是你家小峰在哭,赶紧披衣起床,敲你家门,叫'小峰开门,我是隔壁赵伯伯’,进屋后陪着她,等她睡着了才离开你家。”第二天早上我俩回到家里时,女儿也没说起,如果不是赵医生提起,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此事。

第二件小事。有一次我从上海开完一个会议回古田,下午四点钟刚下车,产科护士长杨留赶过来,哇啦哇啦叫“汤医生,汤医生,快一点,有一个忽略性横位等你处理”,我没进家门就先奔手术室,这种忽略性横位都无法自然分娩,如不及时处置,不但胎儿尚未娩出就会死亡,而且会造成产妇子宫破裂危及生命。这边第一位病人尚未处理完毕,那边杨留护士长叫道:“啊呀,又来一个忽略性横位!”一查胎儿已夭折,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做已死胎儿断头术,分别助娩出胎儿身子和头颅,这样对产妇几乎无损伤。

古田医院地处皖南山区,由于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所限,老百姓送医院的基本上都是急诊病人,因为他们一般的小毛小病不会来医院。在上海碰到疑难杂症立马可以外院会诊,但在胡乐,最近的医疗单位都在几十公里以外,且医疗水平远不如上海医院,远水救不了近火,古田人必须学会自己担起来。胎位不正,横位难产,尤其是忽略性横位(产前根本不知道的严重胎位不正),这种现象在上海一年都碰不到一二例,但在古田经常碰见,根本原因在于山区农村既不重视产前检查也受经济条件所限。

我们请汤医生介绍一下古田医院妇产科医护合一、着力培养年轻医护人员的情况。汤医生说:我们妇产科不比内科和外科,科室小人手少,总共19个床位,但业务量不小,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不得不实行医护合一的办法,不这样做周转不过来,所以提倡大家学大家做,护士当医生用,医生也做护士工作,全科打统仗,紧要关头就能及时解决问题。

我们科室的贺爱珠、刘青兰等虽然是护士,但接生、负压吸引、刮宫等手术都能做。每逢像春节、国庆这样的节假日,就大有用处,这是在特定条件、特殊环境下,没有办法的办法!包括在妇产科轮转实习过一段时间的护士陈明宝,下乡医疗队期间,尊重当地男同志不能进产房的习俗,在外科、神内科医生隔墙指导下,也能为紧急待产孕妇进行接生,这就是最好的注解。我们把毁胎等助产手术早早教给年轻医生(在上海大医院不到一定职级不让做这种手术,但在山里是现实需要),我们科里的小朱就做得很好,可以这么说,周良玉老师是我科年制最高的医生,来胡乐前早已是主治医师,她对我们也很“放手”,重危病人处理,总把我们推在前面,自己做我们的坚强后盾。所以山里年轻医生处理疑难杂症的水平一般要高于上海同一层级的医技人员。

有一次,碰到一位女病患膀胱破裂需要修补,本来可以转泌尿外科处置,但由于泌尿科姚德鸿医生下厂医疗去了,只好我们自己动手,我对朱彩云说,“不要急,我们慢慢做”。所以山里医生不光要做自己学科的手术,特殊情况下,别的科室的手术也要摸索着做,这是逼出来的!要是在上海,转个科就完事了。

汤医生的夫人岑医生特别提起一件事,说:一批72届定向培养医技专业的初中毕业生进山,离开上海时与家人车里车外哭成一片。车子途径广德,进入宁国,满目青山,没有房屋,没有行人,荒凉触目,再次大哭起来。随车迎接他们进山的院长朱南康在宁国停车休息时,赶紧借用车站固定电话告知书记陈一诚,这批男女青年能来古田工作,很不容易,一定要让他们感到大家庭的温暖,要让他们破涕为笑,建议组织欢迎队伍和联欢晚会。

老陈当即动员组织全体职工,拿出凡能敲得响的搪瓷脸盆、钢筋锅、茶缸、搪瓷碗、筷子,从主干公路岔入医院的喇叭口开始夹道欢迎,晚上还举行了热情的联欢晚会,医院老一代领导渴求爱怜年轻接班人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那时我们是“买来黄狗当马骑”,中专生、医士分配到古田医院,我们都认真培养他们,所以后来回到上海在技术职称晋升时,因为临床基础好,一般都很顺利。以至于老一辈医生回上海后,年轻医生也基本上能撑下来。

多年后,医训班学员和带教老师合影

汤希伟、岑幻仙医师的学生朱彩云补充说:从安徽回到上海后,参加技术职称晋升定级考试,我全部吃山里时学来的老本,人家不会做,我们都能解决问题,考得快,出来也快,平均分80多。那是因为我们在安徽经受锻炼多,熟能生巧。当然,这都凝聚着周医生、汤医生、岑医生等老一辈医学专家对我们的言传身教!古田医院后期,碰到产中子痫很多(上海很少碰到),我们也都能让病人转危为安,老一代医生回沪了,我们必须学会独当一面。

我们问汤医生,有些医务人员经常说大好青春都浪费在山里了,是不是有同感?汤医生回答: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青春被浪费在山里,刚从皖南回来,有些科室同行嫌弃我们,说我们是山上下来的,土八路进城,但经过一段时间处置疑难杂症的实践,他们准备要开刀剖腹产的患者,我们用产钳解决问题了,他们就感觉到份量了,不得不佩服我们的临床经验,逐渐尊重我们了。

我们再次提及在古田医院时,汤医生协同胡乐医院郭玉玲医生翻山越岭出诊的事。汤医生说:不要老觉得上海人进山支内了不起,安徽当地同样有好医生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胡乐医院的郭玉玲就是最好的例子。郭医生比我大8岁,尽管她只是一名医专毕业的助产士,但她借助一把简单的产钳,多种临产病人的引产都敢于担责做,是不多见的!

郭医生曾经说过,胡乐离宁国县城50公里,她刚到胡乐时,公交班次极其稀少,老百姓出行基本靠走,大山里缺医少药,怀孕分娩靠本能听天由命,遇到凶险的急诊病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作为一名医生,碰上困难只能自己撑起来!曾经有一位难产妇试图送宁国,半路就不行了。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郭医生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玩命似的奔走在山间小路上,风里来雨里去,解除了大量妇产科凶险急病,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古田医院开诊伊始,当她知道我是妇产科医生时,对她来说,多了一个老师,多了一个帮手,当然就“揪”住我不放了,加上我也好说话,跟着她到处出诊解决疑难杂症和危重病人。

胡乐当地由于社会经济生活条件所限,怀孕妇女一般都不做产前检查,只有在分娩时才发现问题,所以在临床上碰到的困难、得到的锻炼是上海大医院的几倍!城市医院等级森严,达不到一定职级是不能上手术台的,但山村不是这回事,大城市妇产科动不动剖腹产,既方便又减少风险,很少上产钳,但深山里面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对郭玉玲这样的医生始终充满爱怜崇敬之心。时至今日,郭玉玲医生的后代依然和我们保持着密切联系。

汤医生继续说道:有一段时间,各种思潮泛滥,把以前的教学说得一无是处,我不能苟同。首要一点,思想境界、精神状态就不一样!“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博极医源、精勤不倦”是我们二医人的终生校训。回到上海仁济医院一段时间后,我担任妇科、产科科主任,我常对年轻医护人员说,在大城市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医生,习惯于大城市大医院那一套,一旦来到缺医少药的山区农村,都会做不过赤脚医生,所以没必要摆架子耍威风!医者仁心、仁术济世,是医生的首要之义!

救死扶伤  践行革命人道主义

我们问汤医生,在山里工作、生活苦不苦?汤医生说:在山里工作那么多年,我们也没觉得苦,本来么,一开始就有思想准备进山是要吃苦的,但也就那样过来了。所有老医生虽然进山时,上有老下有小,心挂两头,但在工作岗位上,也都是一心一意干工作,没有一位吊儿郎当的,也没觉得怎么苦!有几年过春节,我和岑医生就把女儿小峰接来医院,夫妻双双留在古田值班,这样科室就可以多一二位同事回上海与家人团聚。有得有失,是正常现象。

回沪时,人员安置、住房分配都做得非常人性化,比之一般的上海企事业单位职工还要高出一等。我们夫妇对生活是满意的,工资、职务都不比别人差多少。工作那么多年,上门求医、上门求助的人那么多,我们从来不收红包。廉洁从医是我们的本份,不能沾污白衣天使的崇高品德。到了1982~1983年左右,随着老一代医护人员离开皖南,为了减轻古田医院医技力量一定程度上青黄不接的窘境,经古田医院与仁济医院双方领导协调,我仍与仁济妇产科总住院医生苏彧、赵庆安分别再赴古田医院支援工作两个多月,合起来半年左右,我觉得这是应该的,算不得什么!

拜访中,我们都非常怀念老一辈医务专家,感叹说如果有更多老教授老医生一起回顾古田医院的历史该有多好。汤医生说:这些人都是高龄老人了,有的是新四军出身(陈一诚、燕山),有的参加过抗美援朝(陈一诚、方舟、燕山、徐世芬、薛志新),有的在解放前是地下党老革命(螘国钧),他们对自己的光荣历史很少提及,像徐世芬医生参加过抗美援朝一事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老同志现在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应该体谅他们。同时汤医生夫妇也非常牵挂在山里一起工作的蒋惠人、薛春大、颜子武、潘根长、陈曙霞等老同事,愿逝者安息,存者幸福!

我们为汤医生夫妇的崇高医德深深感动,可是汤医生却说,“每个人的环境、时间、机遇不一样,换了别人,这些事情也会做的”。岑医生插话说:“汤医生脾气好、技术高、服务态度好,大家都很尊重他、佩服他,在皖南时,连当地老百姓都说他太老实。”事实上汤医生一向为人低调,从不标榜自己,不愿讲自己的事。难怪他说回到上海,平时在家里,夫人岑医生是老大,女儿小峰是老二,他是老三;女儿出嫁了,自己才升级老二。岑医生回沪后,开始在仁济医院工作,由于夫妇两人在同一科室,自己又是科主任,总觉得有点别扭,后来岑医生调去上海岳阳医院任妇产科科主任六七年,直至退休,自己工作管理更放得开。从皖南回沪后,逢年过节,科室年轻医护同事(朱彩云、黎建、贺爱珠、刘青兰等等)都要来看望自己和家人,心里感到特别欣慰和踏实。

拜访汤医生夫妇一直延续到下午一点多,好客的汤医生挽留我们共进午餐,临别又拍照留念。听着汤医生岑医生的历史回顾,让我们感慨良多。是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就是这样战斗的!“选择了医学就是选择了责任!”,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二0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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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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