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霍芬山西考察的地理学价值刍议
作者简介：
安介生 （１９６６—），男，山西介休人，历史学博士，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人文地理、中国移民史与地方史。
古帅 （１９８９—）， 男， 山东鱼台人，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
提 要： 在近代中国的地理考察活动中，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考察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对于其所考察的主要省份，如山西、河南、河北、内蒙古等而言，李希霍芬考察的价值与意义同样不能低估。本文作者结合李希霍芬对山西的考察活动，分别从地形地貌、山川形势、矿产资源等自然地理要素和区位、交通 和商贸等人文地理等方面入手，全面梳理与评估其考察活动的价值与影响。受制于肉眼观察以及当时地理学发展水平，李希霍芬对于山西的考察虽有偏失之处，但总体看来，李希霍芬在山西地区的考察，不仅对于其创立其黄土学说意义重大，同时也为我们加深关于山西自然及社会地理环境变迁的认知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关键词：李希霍芬；山西；地理考察；黄土高原；商贸地理
引 言
德国著名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西方现代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洪堡与李特尔之后的 “第一代大师”， 著述丰富， 影响巨大①。而其对中国的实地考察与研究成就更是受到世界学术界的瞩目与高度评价，堪称西方地理学大师中关注中国研究的 “第一人”。研究者指出：李希霍芬在１８６８年到１８７２年间，对于中国进行了七次实地考察，足迹遍及当时清朝的１３个行省，其中就包括山西省②。据 《李希霍芬日记》 记载，李希霍芬曾经先后两次长时间在山西境内旅行。第一次是１８７０ 年 （同治九年）４ 月从河南进入山西，到５月份离开山西东部后，进入河北境内。③ 第二次是１８７１ 年 （同治十年）１１ 月从口外蒙古地区进入山西， 到１８７２ 年（同治十一年）初离开晋南后，进入陕西境内④。
李希霍芬地理考察的内容相当丰富。毋庸讳言，在中国传统地理学实地考察记录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作为一个高水平的地理学家以及经验丰富的旅行家，李希霍芬在中国境内的地理考察成果是弥足珍贵的，其中，对于山西地区的考察的成果同样值得珍视。
① 关于李希霍芬生平及其在现代地理学发展中的贡献与成就，参见〔德〕彭克著，任美锷译：《李希霍芬对地理学之贡献》，《地理杂志》１９３５年第８卷第１／２期；〔德〕魏金鳌著，孙方锡译：《斐迪南·李希霍芬传》，《中德学志》１９４０年第２卷第２期；〔瑞典〕斯文赫定著，李玉林译：《李希霍芬小传》《地理杂志》１９３４年第７卷第４期；〔英〕罗伯特·迪金森著，葛以德等译：《近代地理学创建人》第六章 《第一代大师：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９０－１０２页等。
② 参见《译者前言》，引自李岩、王彦译：《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以下简称《旅行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
③《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７０－５５１页。
④《旅行日记》下册，第５５５－５９２页。
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李希霍芬生平及其考察活动的研究成果已相当多①， 然而， 较多的研究成果多限于宏观之评论及称赞，真正有深度的研讨工作尚有待于深入。正如已故著名科学家刘东生院士所云：“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给公众一个真实性的李希霍芬。对一位像李希霍芬这样的科学家进行实实在在的分析。”② 在本文中， 笔者沿着李希霍芬考察之足迹，从山西地貌及地理景观、山西商业与交通等方面，结合地方志资料以及笔者以往的研究成果，对《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所记录的诸多考察内容进行一番梳理与评述，试图管窥其地理学成就与价值，以求教论正于大方。
① 关于李希霍芬中国考察的研究成果参见：翁文灏：《李希霍芬与中国之地质工作》， 《中国地质学会会志》１９３３年第３期；《斐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第四纪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王根元、CertMichel：《德国学者李希霍芬与中国的地质》，《河北地质学院》１９９０年第 ２期；刘东生：《李希霍芬与'中亚人与环境’》，《第四纪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 期；郭正堂、刘东生：《黄土与地球系统——— 李希霍芬对黄土研究的贡献及对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现实意义》，《第四纪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杨小平：《李希霍芬地貌学思想在德国的继承与发展》，《第四纪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孙继敏：《李希霍芬与黄土的风成学说》，《第四纪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吴凤鸣：《李希霍芬其人及宏著〈中国〉——— 为纪念李希霍芬逝世１００周年而作》，《首届“地球科学与文化” 学术研讨会暨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第 １７ 届学术年会论文集》；潘云唐：《李希霍芬在中国地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地质论评》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郭敏：《李希霍芬对山东的考察》，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年；张梅静：《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华勘矿活动及其影响》，中国矿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 年；薛毅：《李希霍芬与中国煤田地质勘探略论》，《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等。
② 参见刘东生：《李希霍芬与“中亚人与环境”》，《第四纪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４０７页。
一 山西地貌与地理景观
在前后两次的旅行中，李希霍芬对于山西地区的地貌、土壤、水文、矿产资源等诸多方面内容进行了实地考察与思考，其中，对于地貌、环境等状况及问题观察尤为仔细与认真，对于黄土地带的研究成果更是前无古人， 驰名世界。另外，李希霍芬特别关注煤铁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虽然李希霍芬当时的地理考察活动与分述内容，较之于今天科学勘探成果尚有不少欠缺或粗浅之处，然而，这些实地观察资料与观点却能为我们从一个方面了解当时山西地理环境状况提供可贵的帮助。
１．黄土地带地貌、景观及成因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黄土分布最广、地层最全以及厚度最大的国家，而山西所处地黄土高原又是中国黄土地貌最典型的区域。黄土高原地域广大， 南界是秦岭北坡黄土分布之上限线，北界是长城一线③。李希霍芬对于黄土高原的研究，很早就得到举世公认，甚至有研究者指出：李希霍芬是第一个“黄土（loess） ” 命名并提出成因假说的科学家④。
１８７０年 （清同治九年）， 李希霍芬起程从汉口前往北京，途经河南、山西等省。在进入河南中部 （即黄土高原之南缘） 之后，李希霍芬就对黄土地貌发生了浓厚兴趣：
从汝州 （治今河南临汝县） 到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市） 的这条路沿途住着很多居民。这条路经过黄土层，几乎我们每天都要从那些沟壑中穿行。对于如此庞大的黄土层我感到十分震憾。有些土层能达到７０ 米厚，应该是由于巨大的力量形成的。这一带黄土的特点是含有很多碳酸钙的沉积物（Kalkkonkretion），堆积在一起构成一种胶结的砾岩，常常在造房子的时候被当地人使用。黄土中还有很多陆生软体动物的化石， 保存完好，甚至有一圈化石的颜色还是黄色的。我并没有发现其他的夹杂物质。深深切入黄土层的道路、恶劣的路况、到处都是尘土、肥沃的土地、还有窑洞都是黄土地带的典型特征。⑤
③参见尤联元、杨景春主编：《中国地貌》，（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００－４０６页。
④参见〔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２０５页。
⑤《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４４页。
李希霍芬一行离开河南府之后，沿途穿过洛河河谷，后抵达孟津后渡过黄河。途中，洛河河谷的黄土层风貌与特殊景观同样激发了李氏探求的兴趣。
河边是一处广阔的冲积区……这片冲积层边上就是黄土形成的高墙，那里也看不到房子。但是，当走近这些黄土梁的时候，就会发现秘密所在。那里简直就像黄蜂的巢穴一样，无数直接从黄土中掏出的窑洞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一起……黄土坡一层层向高处延伸，每一层上都有这样的窑洞……坡地一层一层抬高，每一层平台都有庄稼地，现在种着棉花和罂粟……黄土没有明显分层，有很多软体动物的壳， 多孔， 除了人挖出的窑洞，还有些杂草的根从土里伸出来，最底部充满矿物质的凝结。我开始不断地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罕见的黄土结构的形成。①
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地理学家，李希霍希的思考并没有停留在观察所得之表象。李希霍芬在对黄土的特性、结构、沟谷地貌、成因等细致考察之后，即通过科学的分析与合理的推测，尝试提出了黄土风成学说。而这一说法在黄土层研究过程中影响巨大。
当然，在前人基础上推导出新的结论，同样是相当困难的。如在李希霍芬之前，对黄土的形成已有冲积成因、湖积成因、残积成因等不同看法②。通过观察，李希霍芬否定了普博理和金斯米尔等学者对黄土成因 “水成说” 或 “冲积说” 的解释：“普博理认为黄水是淡水形成物， 金斯米尔则认为是海水形成物。至少后者一定是错误的，那些软体动物的壳便可证明。或许两种假设都是错误的，因为找不到任何沉积物的痕迹：没有任何分层， 没有水平分布的云母。”③ 在此基础上，李希霍芬提出了自己的假说。李氏认为：
黄土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地面因为水量饱和而形成分解，二是散落的岩石因为风化形成细小的颗粒落到了地面上，再加上草原上的无机物共同作用使得地面上升，如此说来黄土的形成过程并没有水的作用。但是那些细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或许是这里曾经经历过沙尘暴，这样一来细沙的来源也可以解释了。上千上万年的作用导致了目前的景象，那些曾经存在的植物起到固定粉尘的作用，天长日久地面渐渐抬升，如果没有它们，风吹来的细沙可能不能留存下来。④
而李氏的风积成因说的提出，无疑丰富和推进了我们对黄土的认知，同时这也为其接下来对山西黄土的考察做了铺垫。
①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５３－３５４ 页 。
② 参见周廷儒：《古地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１７－２１８页。
③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５７页
④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５７页。
图１ 李希霍芬山西考察路线示意图
（说明：此图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第２０－２１页《山西》图（中国地图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为底图，并主要参考了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山西省历史地图集》之《清代交通图》 （中国地图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０９页）以及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山西省地图集》之《大同市图》（山东省地图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５页）、《定襄县图》（第３９页）、《运城市图》（第１１７页）。其中李氏第二次考察山西时所经张庄镇，很可能为今山阴县张家庄乡。）
与河南平原地形的不同之处在于，山西东西两侧为高大山地，中部为多个纵贯南北的北东向盆地，流水侵蚀作用表现明显。在经过晋东南地区时，李希霍芬就对这里的黄土地貌进行了仔细地观察：
这一带的黄土有着非常特别的层系结构，不仅沟谷深深切入黄土中，而且在沟谷中也覆盖着黄土，并且所有高点都被黄土覆盖着。这一地带上层的黄土的颜色和黄河水差不多，是黄褐色的，有很多陆生软体动物的壳。但是其下一层的黄土则是含铁丰富的红褐色土。此外这里沟壑纵横，形成黄土丘陵。沟谷中的黄土几乎达到高原黄土的最底一层的高度①。
在仔细观察的基础上，李氏对黄土的形成展开了进一步的解释：
这一奇特的现象使得黄土的形成更加像谜一般了。所有猜测，比如水成说 （海水或是淡水） 或是滑坡说都不再可靠。看起来似乎是，开始这里的高原就被黄土覆盖，之后水流在其上日积月累地冲出了很多沟壑。再后来这些沟壑又被黄土填埋，到最后水流还是再次形成了沟壑。但是这一过程的前提是必须经历数次地壳变动和气候的变迁。②
据此可见，李希霍芬并不是孤立地看待黄土的形成，而能够结合气候变迁、地壳运动、流水作用、时间等多种因素，综合分析黄土在该区域的分布及成因，这显然较其之前的认识有了很大进步。李希霍芬曾指出： “…… 这样每一个试图把黄土起源解释为水中沉积的说法都失败了，这导致我们产生黄土是从大气中沉积的假想。我在黄土地区第一次考察结束后， 就已形成这个观点。”③ 这足以证明其在河南、山西等地考察活动的重大价值。例如平阳府 （治今山西临汾市） 甚至成为李希霍芬观察黄土高原的一个重要坐标。 “…… 从海边向上沿同一条道路到达山西省境内第二个高原的西部边缘时， 高达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ｍ，一个令人惊异的地形呈现出来。环顾一个十分平缓的斜坡，其坡度不大于１００英尺下降 ２英尺， 延伸２８ｇ．ｍ．， 一直到位于汾河上的平阳府。如此平缓的斜坡，使我们的眼睛失去了估计高度的能力……平阳府四周由平坦的盆地环抱，其中央宽阔的土地由湖积黄土沉积而成。”④
李希霍芬虽然否认黄土 “水成说”， 但是，通过实地考察，其在有关黄土沟壑的成因分析中却着重阐发了水流的作用，显示出一个学者严谨求实的态度。关于泽州地区沟壑形成问题，他指出： “…… 每一片区域都有各自的穿越石灰岩山的流出通道。黄土地的高处似乎应该有过很多淡水湖泊，它们的数量和现在山脉的数量相近…… 每一片覆盖黄土的盆地都有了各自穿过坚硬的石灰岩高山的泄水河道，直到湖泊中的水被完全排出。空气对于黄土的影响并不大，黄土只让路于流动的水。”⑤ 这种高山湖泊的假设似乎过于主观了，但是，流水对于黄土沟壑地貌的决定性影响却是无法否认的。
时至１９６５年， 刘东生等在 《中国的黄土堆积》一书中， 亦对黄土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我们从中得知， 在李希霍芬之后， 叶良辅、Ｐ·德日进、杨钟健等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也都证实了李氏的黄土风成学说⑥。与此同时， 黄土的 “水成说” 仍然存在，该书在对富田达等人研究成果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再次肯定了黄土的风成学说。
①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８４页。
②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８４页。
③ 〔德〕李希霍芬著，刘东生、张英骏编译：《黄土与中亚环境》，（北京）地质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３页。
④ 〔德〕李希霍芬著，刘东生、张英骏编译：《黄土与中亚环境》，第２８页。
⑤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７８页。
⑥ 刘东生等：《中国的黄土堆积》，（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第５３－５４页。
刘东生等指出：“富田达等人在研究黄土中矿物时，除了简单地把黄土中几个矿物同其附近山地古老基岩对比以外，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工作借以寻找这些矿物的补给区及其搬运的途径，这就难以令人信服黄土中这些矿物一定是来自当地基岩。事实上，富田达所提到的含有包裹体石英、长石、角闪石、紫苏辉石、透辉石以及其所谓的 '示源矿物’ 等等， 不仅只发现于山东、河北、内蒙古和山西等地黄土之中，同样在 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的前震旦纪古老岩层缺失或极不发育地区的黄土中也经常有所发现，而且具有较大含量，这证明黄土中的矿物来源是相当复杂的，不可能是那样简单。需要指出的是，富田达在研究与讨论华北各地黄土矿物成分时，有很多是援引柴田秀贤等人的资料。柴田秀贤在研究张家口等地的黄土时没有把黄土和黄土状沉积物分开……这样把风成的黄土与被流水搬运的再沉积的次生黄土 （黄土状岩石） 不加区分，而讨论其矿物成分及其来源显然是混淆不清的。”①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举例论证中，上述反驳黄土 “水成说” 的观点均较有说服力。在此基础上，该书总结道：“不论就其 （黄土） 分布、产状、岩性、结构、构造、颗粒、矿物、化学成分等等以及其内、外部特征均具有很大一致性，这就证明本区 （华北平原） 黄土用风以外的成因来解释是相当困难的。当然，由于区内陆形和水系复杂性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剖面的局部当中有流水作用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作用对黄土的搬运和沉积来说是次要的。”② 可以说， 我国科学家在黄土研究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其中刘东生院士的成就最为突出，提出了 “新风成说”，正是在李希霍芬研究的基础上的深入与扩展，而没有推翻李希霍芬的推论③。
我们看到，当代学者对于黄土成因的认知， 都综合了各种因素并且区分不同时期进行研究。如周廷儒先生指出：“以上几种说法 （指各种黄土理论） 都是由实际观察做出的结论，各有其道理，但也有可能由于对黄土的概念不一致，讲的不是同一种东西；或者处在不同部位的黄土各具有其沉积成因的特性， 因而易犯 '盲人摸象’，抓住一点，否定其他的毛病。如果我们综合这些人的意见，全面来研究黄土的成因，可能会把这一问题认识得更清楚和全面一些。”④ 对于如何研究黄土的成因，周先生的上述看法是较为恰当的。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对原生黄土与次生黄土的成因加以区分。对于不同时期的次生黄土，其为气候、下覆岩体、流水等多种自然因子相互作用的产物。而对于原生黄土的成因，刘东生和周廷儒二位先生均认为是黄土是一种外生沉积物， “这种均匀细致的尘状物质， 最初应是被风吹扬起来的粉砂”⑤， 这似乎同样证明了李希霍芬实地观察的正确性。
总体而言，李希霍芬对于山西地区的黄土沟壑、黄土梁、黄土盆地、黄土洼地等地貌进行了相当细致的考察，增进了学术界对黄土地貌的科学认知⑥。而像李希霍芬这样对黄土地貌的科学描述，显然是晚清时中国国内知识阶层所不能做到的，这就凸显了李氏对山西黄土考察的意义。
２．地质岩层与山川形势
李希霍芬被誉为世界 “地质学之父” 或 “地貌学之父”， 在地质学及地貌学方面造诣极深。出于对山川形势的浓厚兴趣，李希霍芬对其考察沿线所看到的山西地质岩层以及山川形势十分敏感，并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科学的分析。在进入山西之后，李氏就对太行山的岩层地貌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如果从地理考察角度来说， 我们途经的地区很值得研究。这里的高原有非常规则的岩层序列，大体上说是水平分布的。从山坡到广阔的平坦地带延伸下来的较为坚固的呈水平分布的岩层，除了质地较软的中间地带以外，并没有受到多少侵蚀。”“山脉向平地下降处形成的壁垒多是石灰岩质的，侵蚀破坏严重，主要是水流的侵蚀。”⑦ 接着，李希霍芬对晋东南太行山附近岩层及地貌成因也做了十分客观的解释与分析。李氏写道：
我们在这里遇到一个地理学上的问题， 但是并不难解释。这里的水平岩层高达６００－９００米，甚至有些还超过了９００ 米。这么庞大的岩层分布只是在个别地方出现了褶皱和地势的抬升。那么向南和向东的情况如何呢？从一开始我们就不能将它看作是断层的一侧，因为果真如此，那么这种情况还应该继续延伸，直到这两个方向上远处耸起的山脉，甚至可以延伸到河南的嵩山和山东的泰山。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延伸的痕迹，那里只有冲积平原，而且平原的地面依然比此处的高原下沉了６００－９００米，有些地方甚至下沉得更多，继续向东和向南地势更加低沉。那么如何解释这么庞大的一片沉积岩层为什么突然就 消失了呢？如果是受到水流的冲蚀，那么至少 我们在平原地带还应该可以发现岩层的残存，但是没有。而且水流冲蚀会造成山体四分五裂，但是这里的情况是直线断裂。⑧
① 刘东生等：《中国的黄土堆积》，第５４－５５页。
② 刘东生等：《中国的黄土堆积》，第５５页。
③ 参见孙继敏：《李希霍芬与黄土的风成学说》，《第四纪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④ 周廷儒：《古地理学》，第２１８页。
⑤ 周延儒：《古地理学》，第２１８页。
⑥ 参见《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７７页、第３９７页；《旅行日记》下册，第５６１页等。
⑦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７１页。
⑧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７２页。
如此对地形的观察和分析，不能不令我们叹服，在此基础上，李希霍芬作出总结到：“因此只能认定，从广阔大平原的北部开始，沿着太行山一线，地势发生了沉降，这也是此处断层出现的最好证据。连续的水平岩层在这里出现了断裂，而沉降下去的那部分岩层消失在了平原的下面。正是由于这种地质现象导致了煤层的出现和怀庆府东北部的丘陵地带。”① 对太行山附近地貌的科学认知，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山西煤层的形成和分布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推进对河流的走向、分布及河流地貌等地理环境的理解，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李希霍芬之后，许多学者都对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的形成进行了研究，但大都是在李氏基础上对地形隆起和沉降的地质时期进行论证，或者对沉降与隆起的不同步过程展开进一步的研究②。李希霍芬的这一发现无疑具有首创性意义。
在经过泽州府附近时，李希霍芬就其山川形势展开了具体的分析：
人们或许会认为，山谷中各处的水流应该聚集在一起后， 形成一条统一的河流出， 尤其是当山谷中本身就有一条穿越石灰岩山的深沟时。但是这里的情况恰恰不是这样， 水流没有利用这条现成的深沟，反而将盆地上的黄土分割成几部分，每一片区域都有各自的穿越石灰岩山的流出通道。黄土地的高处似乎应该有过很多淡水湖泊，它们的数量和现在山脉的数量相近。由于气候的变化， 每一个湖都蓄满了水，而且每一个湖泊都各自在山脉的低矮处有一条泄水的通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水流的冲刷，便形成了一条河道，而且越来越深地切入黄土中。每一片覆盖黄土的盆地都有了各自穿过坚硬的石灰岩高山的泄水河道，直到湖泊中的水被完全排出。空气对于黄土的影响并不大，黄土只让路于流动的水，因此黄土中才会出现了现在的这些沟壑。水的冲蚀作用即使是坚硬的石灰岩也阻挡不了。③
我们暂且不说李氏在论述过程中的推测是否合理，但其结合气候变迁、土壤、流水、岩石等多种因素对该区域山川形势的分析，不能不让我们感受到流淌于其血液中的那股对自然地理探索的那份激情。
当然，不仅对局部山川形势进行了仔细的考察与分析，其对山西整体地势的认识同样是非常准确的。他论述到：“黄河从群山陡壁中穿行， 正好构成了山西西部的天然屏障。山西的南边、东边和西边都是陡峭的边界山，而内部却地势下沉，尽是砂岩层或是我们刚经过的高原……从北到南在海拔高度上逐渐下沉，平阳府所处的地方已经比北边盆地要低得多了，而西南角落的那块盆地地势更低。”④ 如果说李希霍芬对前述泽州府附近的山川形势分析中的推测成分多一些的话，那么李氏对于太原盆地山川形势的解释的科学性成分则更强了，他论述到：
这里曾经是一个内陆湖泊的所在地，就如现在的青海湖一样，被山峦环绕。当山西还处于草原气候的时候，这里被渐渐地填充。但是湖水没有流出的渠道，后来终于出现了契机，湖水沿着山谷流出，并且河道深深地切入地面，甚至都到了煤层。现在发源于这片平地稍北边的汾河从中流过，并且形成了很多支流。这些河流都来自山中，到达平地时河水还十分清澈，并不汹涌，而且更多的是沿着地势的起伏向低处流，并不都进入切入很深的河道。⑤
无论是中国古代典籍对太原盆地内昭余祁古湖的记载， 还是地理学界对黄河形成过程的研究，都证实了李希霍芬的这一论述⑥。至于这一湖泊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湖泊流出渠道形成于何时，这还不是李希霍芬所能解决的问题。
①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７２页。
② 参见乐光禹：《太行山的构造特征及其反映的运动方式》，《地质评论》１９５９年第６期；周廷儒：《古地理学》，第１５５页；吴忱等：《太行山燕山主要隆起于第四纪》，《华北地震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③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７７－３７８ 页 。
④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８７页。
⑤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０３页。
⑥ 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２４７页 ；鲁枢元、陈先德主编：《黄河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７－３８页。
图２ 李希霍芬五台山附近考察线路示意图
（说明：此图以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 《山西省历史地图集》之 《五台山寺庙图》 （中国地图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第２８０页） 为底图，并参考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山西省地图集》之 《五台县图》（山东省地图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第３８页）和［清］王轩等纂修，高可、刘英编：光绪《山西通志》卷２《五台县》图（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２９４页），同时结合百度地图绘制而成。其中李氏所经沟口，很可能为今旋风口村。）
此外，李希霍芬对山西其他区域地形地势的认识也是较为准确的。例如在经过五台县附近时，对这里的地形描写到：“我沿西南方向从一个到另一个黄土盆地依次而下。这些盆地很大， 基本被石灰岩山环绕，相互之间经低矮的山岭连接，巨大的五台盆地和更大的东冶盆地被一条石灰岩山脉分开。”①
李希霍芬对于该区域的地形描述无疑是较为准确的，除此之外，李氏对山西其他地区的山川形势亦有较多类似的精彩描写。当然，我们在看到李希霍芬对山西山川形势的恰当描述的同时，也有其难以辨别之处，这样的情况在平定州境内就遇到了。李希霍芬写道：“尽管我费了很多心思，还是没能搞清楚这一带水系的分布情况。我们所走的这条路时而沿着河流前进，时而又刻意避开河道。有时会沿着某条河向下游走一小段，有时又得沿着某条支流向上游前进，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让人很是迷糊。有时为了到前面的盆地还得经过一个关口，然后又开始同样的绕来绕去。”②
李希霍芬对该区域水系的如此记录，更加证明了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科学考察。同时，我们对其考察也应该站在体谅与理解的前提之上，因为考察过程中的困难毕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其一，通过李希霍芬对纵贯太原盆地的南北主干道的行程日记，我们能够看出，即使在主干道上行路都很艰难， 更何况是在崎岖不平的太行山区；其二，李希霍芬对山川形势的考察主要是通过亲临其处肉眼观察，作为地理学家，其在观察过程中的注意力集中程度应是超乎常人的，但不管怎样，其视野一定是受限的，更不用说在局部难以到达的山区了。当然，地图的运用对李希霍芬的考察起到很大帮助，但我们必须注意，李氏所用的地图很可能是清代中国的传统舆图，其精准度是可想而知的③。
３．煤、铁资源与开发利用状况
无论是储量，还是产量，山西省的煤炭资源都居于全国各省的首位，地位十分牢固。同时，山西铁矿资源在很早就得到了开发与利用，山西铁器由此驰名全国④。但是，在缺乏先进科学勘探手段之前，如何认识山西地区的煤铁资源的分布和储存状况？煤铁在近代山西社会的开采与利用状况又是怎样的？传统中国地方志文献往往很少有详细的记载。在这里不得不指出，李希霍芬地理考察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德国殖民活动服务，故而探明中国资源状况，自然成为其考察活动的主要内容。他本人明确承认：“自从上路以来，煤矿是我的重点考察对象。”⑤ 而据相关记载，李希霍芬得到上海西商会的资助，其主要的考察任务就是报告中国煤矿资源状况， 而且， “他是第一个要人们注意这项巨大资源的人。”⑥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李希霍芬第一次报道了中 国的煤田，并绘制了中国煤田图⑦。
① 《旅行日记》下册，第５７０页。
②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１５页。
③ 对于地图记载失实的情况，参见《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９８页；《旅行日记》下册，第５７０页。
④ 参见何青、赵玲玲：《山西铁矿资源的概况与展望》，《山西冶金》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⑤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９２页。
⑥ 〔英〕罗伯特·迪金森著，葛以德等译：《近代地理学创建人》，第９０页。
⑦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２０５页。
当然，作为一个百科全书似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对山西煤铁资源的考察活动，无疑在较大程度上推进了当时人们对于山西煤、铁资源及开发利用状况的认知。如在进入山西之前，李希霍芬就敏感地发现晋豫交界附近的清化镇 （在今河南焦作市博爱县境内） 是一处繁忙的煤炭交易中心。“太行山产的煤以及泽州（即今山西晋城市）产的煤和铁几乎都在清化进行交易。” ①进入晋东南地区之后，李希霍芬在研究岩层的同时，同样找到了煤层的存在，并宣称：“事实上我在此处到过一个煤田，堪称世界最大煤田。就开采的条件而言，这处煤田甚至可以说是最完美和最便利的。”②
李希霍芬对于铁矿资源也十分关注，为此在考察之前也做了一番准备。“山西自来就是中国产铁的地方。先前隶属于此地的潞安府很早在山西就颇具名气，前面几个朝代就开始从那里开采铁矿用来制造兵器和其他的铁制用具。……无论如何，在制铁业和煤炭业繁荣的时期，这一地区曾经积累起巨大的财富。”③
然而，在到泽州府 （治今晋城市） 后，李希霍芬非常坦率地指出了中国当时煤、铁开发技术的落后状况：“单单从路上遇到的载着无烟煤的无数骡子和苦力来看，还以为这里的煤矿规模一定很大。但其实在中国， 无论是挖煤还是炼铁， 都和现代工业不靠边：设备极其简陋， 规模很小。我听很多人说过这里的煤矿，但真正到了这里，发现规模比我想象的小上百倍，和欧洲炼铁业高耸的熔炉根本没法比。”④
根据李希霍芬的实地考察，当时泽州地区的煤铁行业主要集中于两个区域，一个是南村（今晋城市泽州县南村镇），一个是太阳村。李希霍芬对于南村当地煤炭的开发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在山谷中分布着一些煤窑，每一个旁边都有个小屋，煤窑老板和干活儿的人都住在里面，老板本身也干一样的活儿。隧道的入口就在屋子附近，隧道直通煤层，并且沿着煤层蜿蜒。……隧道像蛇一样弯曲，有的地方非常矮，只能爬着过去。往山里走了１２０米到１５０米以后出现了煤层，大概有９米的厚度。挖出来的煤被放在橇上，一些小男孩熟练地拉着穿过低矮的隧道。用一种很小的黄铜灯来照明。通过一个矿井运送空气，但是尽管如此，煤窑里的温度非常高。大部分煤是１－２ 立方英尺那么大， 在窑上每吨卖２－２．５ 马克。那些碎煤就留给当地的百姓，他们肩挑两个筐子来装煤，只需３个芬尼就能装一担。在地下更深处可能还有更多的煤层， 但是因为最厚的煤层挖起来最容易，所以那些还没人挖。……各个煤窑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谁先来就是谁的。任谁挖开一个口，他就成为所有人，他的隧道可以任意延伸。⑤
很明显， 对于该煤窑煤炭的埋藏状况、厚度、开采情况、价格、所有权等，李希霍芬都进行了细致的记录。这些记录显然是传统方志所欠缺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李氏在路过南村时，又考察了附近的一个矿井， 其描述到：“一条竖井大概深１００ 米， 已经进入厚将近９米的煤层。通过一台绞车采煤，用一个能装２２６磅煤的大筐装煤。每天能采３２０筐或者说４０吨煤。这一数字应该并无夸张， 因为有大概８０辆牛车正在等待运煤，每辆大概能装５００磅。采上来的煤直接从筐子里被倒在牛车上。来的路上我遇到了很多这样的拉煤车。这座矿井大概有１００个人干活，每个人每天１００文，但没有饭。劳动力的价格比其他地方还要便宜些。这里几乎只开采大块儿的煤。”⑥ 能够看出， 这一煤矿无论是在开采规模上，还是在机械化水平上都大大超过前述私人小煤窑。这为我们了解当时较大规模的煤炭开采提供了最直接可信的资料。
如前所述，对于小煤窑的开发，谁先开采就是谁的，各个煤窑之间的界线并不明确。但是，对于一些煤窑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其界限就较为明确了。对此，李希霍芬记述到：“为了保证当地所有的煤窑都能生存下去，他们约定了各自的挖煤范围的半径，如果有人超越范围，就要受到惩罚。”⑦ 毫无疑问，这样的记录对研究晚清山西煤炭开发史很有帮助。
除对沿途煤炭开采状况的详细记录外，李希霍芬对煤炭的类型和分布也有关注，他说道：“它（霍山）在山西形成了一道很明显的不同种类煤的分隔带，在它的东边出产的是纯度很高的无烟煤，而西边则只出产烟煤。”⑧ “无论从分布范围还是蕴藏量来说，山西东南部的煤矿都占有优势。”⑨ 从目前来看，这样的论断仍是正确的，这也更证明李希霍芬沿途的观察认真而仔细。
① 《旅行日记》 上册，第３６６页。
②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７１－３７２页 。
③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７３页。
④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７４页。
⑤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７５页。
⑥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７７页。
⑦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９２页。
⑧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９９页。
⑨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１１页。
其实，山西地区煤炭分布十分广泛，除晋东南地区外，晋中、阳泉、大同等地区都有极其丰富的储藏①。当李希霍芬进入平定州（即今阳泉市）之后， 他甚至宣称他发现了一个大型煤矿（应指今阳泉矿区）： “我发现了一个以盛产高质量的无烟煤而闻名的煤矿。矿井位于此地北边的一条峡谷中，照例只挖出一条矿井，大概深５米到６米，有时也能到９米深。无数的山谷和裂缝将煤系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此处的产煤量很大，主要的矿井据说已经运营１００多年了……”② 李希霍芬还将平定州（阳泉地区） 煤炭产业与美国宾夕法尼亚相比较。“这一地区的无烟煤的质量比其他地方的要好很多。众所周知，宾夕法尼亚以出产无烟煤知名，但是和山西的这一地区相比规模要小很多。从开挖难度上来讲，山西的煤矿也胜出许多，因为宾夕法尼亚州的煤层常有断裂和阻碍。即使不谈煤的质量，单从开挖难度上来讲，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地方的煤层比山西更容易开挖了。”③ 除此之外， 李希霍芬还提到了未来的发展潜力：“如果能够建造一条铁路，那么这里的煤炭宝藏将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④ 时至今日， 我们确信， 李希霍芬的预言早已成为了现实。
地处雁门关以北的大同地区是山西重要的煤炭产地，李希霍芬在考察之前竟也有耳闻。“早在到达大同之前，我对这里优质的煤已多有耳闻，说离此不远处采到大量大块的煤，说这些煤运到很远的地方，非常抢手。煤田位于大同山谷西面排成长列的群山之中……”⑤ 由于客观条件与时间限制，李希霍芬对于大同煤矿的考察并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其对于煤炭储存与地层之间密切相关的观察与记录，对于我们理解山西煤炭（业）资源的地质构造及区域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① 参见刘凯：《山西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山西能源与节能》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②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１１页。
③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１３－４１４页 。
④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１４页。
⑤ 《旅行日记》下册，第５５５页。
二 山西交通与商业地理
１．山西区位价值与交通道路状况
历史时期山西地区的区位价值，已为现代中国学者所高度肯定⑥。而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李希霍芬也明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山西在历史上一直地位重要，而且山西人历史上爱抱团，所以对于皇帝来说，山西人是反对还是拥护自己并不是全无所谓的。……山西构成了对抗西部暴乱的一座堡垒。其中，山西南部最重要的据点就是平阳府（即今临汾市）。”⑦ 而这种区位价值在交通运输方面就有突出的体现。“当皇帝在北京建都后，（山西）西南角的盆地就成了进入山西内部的必经之路。因此朝廷就沿着（黄土）高原的东边， 经过太原府所在的盆地， 然后经平阳府，开凿了一条通往陕西和从那里继续向西，一个方向上可以通往中亚，另一个方向上可以通往西藏的道路。”⑧ 这条道路就是所谓平阳通往北京的官道，不仅是山西地区南北交通的主干道，同时也是首都北京通往西北及西南地区的主干道。而平阳府正处于这条道路的咽喉。其区位价值也由此凸现出来。
黄河对于山西交通的阻隔作用是非常严重的。这也是当时平阳至北京官道重要性形成的客观地理基础。“奇怪的是，黄河在这里似乎成了一条阻挡人们西去的不可逾越的天堑。我要是问一个中国人去延安府和榆林府的最近的路怎么走，他会告诉我是潼关路，并历数沿途各地的名称；要是我问他有没有一条直达的路， 他会表现得毛骨悚然。” 又“我问，一个人要是去宁夏做官该怎么走；人说， 有两条路；要么经潼关、西安府、兰州府，要么向北绕过黄河河曲，那里可以骆驼代步，经常五六天不见人烟，———更近的路不可能有！”⑨
黄土地带对于耕作可能是一种 “福音”， 而对于交通而言， 则可能形成巨大的困难。“在黄土中前进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这里 （翼城县） 的地形是从东往西倾斜，其间的河流也都是东西流向。虽然攀越那些突出部分并不十分费力，但是长时间的上上下下，而且置身黄土中，很容易迷失方向。”⑩
⑥ 参见谭其骧：《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晋阳学刊》１９８１年第５期；安介生：《再论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基于历史时期地域共同体的初步分析》， 张有智等主编：《陟彼阿丘：首届晋学与区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等。
⑦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８８页。
⑧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８７－３８８页。
⑨ 《旅行日记》下册，第５７７页。
⑩ 《旅行日记》上册，和３８６页。
不同于传统方志对交通的记载，李希霍芬对沿途交通状况的鲜活描写，让我们能够更加近距离地接触与认知当时的交通状况。对于山西来说，由于其东侧为太行山脉， 西侧为吕梁山脉， 纵贯南北的主干道路的也就极具重要性。但是，是不是纵贯山西中部盆地内的南北大道就畅通无阻呢？我们能够从李希霍芬的亲身体验中得到答案。当李希霍芬经霍州北上时， 对其道路记述到：“从此处开始汾河经过一道很窄的峡谷， 两侧是悬崖峭壁， 因为道路不可能直接走峭壁顶端，所以只能沿着山壁开凿，蜿蜒前进，……这里的地形使得行路艰难得无以复加，……因为黄土沟壑变化多端， 常常走着走着就找不到路了。……大多数时候，道路就夹在两道黄土梁中，在深达３０ 米的地方前进。…… 有时为了不绕路，道路就直接从一条横亘的黄土沟壑穿过，而这样的沟壑又特别多，所以就出现了道路时上时下的情况，想要走快一点儿根本就不可能。”① 虽然山西中部大多是盆地地形，但是在盆地与盆地之间的地带则多为山地或峡谷，这些山地与峡谷地带又常常是不可绕越的必经之地，其行驶之艰难可想而知。李希霍芬前述道路就位于汾河灵霍峡谷段，跌宕崎岖的地形给行人带来极大的困难。当走到韩信岭附近时，李希霍芬对当地的路况记录道：“对于车辆来说， 这条道路是我在中国走过的最糟糕的一条。”②
图３ 民国时期介休县境略图
（说明：底图采自［民国］张赓麟修，董重纂：《介休县志·总图》，（台北）台北成文出版公司，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在李希霍芬沿着灵霍峡谷北行的途中，介休无疑占据至关重要的交通地位，这种重要性显然是由其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介休位于山西中部的太原盆地———晋中地区的南缘，地处南北交通干道之上，且与吕梁地区、晋西南 （临汾）、晋东南 （长治） 三个亚区接壤。既具有优越的交通咽喉之利，又呈现出非常突出的边缘性特征③。
如果说介休所处区位具有突出的边缘性特征， 那么义棠镇则处于边缘的边缘；如果说介休是山西的咽喉之地，那么义棠镇则可看作咽喉之咽喉。对于义棠镇，李希霍芬记述到：“最好的一座桥位于义棠镇附近，过了这座桥，道路开始向汾州府前进，也就是沿着峡谷的西侧前进。…… 义棠镇位于进入太原府平地之前的最后拐角上。”④ 义棠镇是太原府南下至平阳府等地的必经之地，其重要性在于其沟通南北的关键性作用。据记载，义棠镇 “与灵石接壤，南依山阜，北临汾水，为通衢锁錀， 实一邑藩篱。”⑤ 这也证明了义棠镇的重要交通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李希霍芬所提到的 “最好的一座桥” 又是哪座桥呢？它在传统时代的山西交通上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图４ 义棠镇交通区位略图
说明：此图以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山西省历史地图集》之《清代交通图》（中国地图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０９页）为底图。）
①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９６－３９７页。
②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９８页。
③ 安介生、李嘎等：《介休历史乡土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８０页。
④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０３页。
⑤ 嘉庆《介休县志》卷１《关隘》，（台北）台北成文出版公司，嘉庆二十四年刊本。
毋庸置疑，这座桥就是义棠镇横跨汾河之上的虹霁桥。对于虹霁桥，传统方志对其多有 “通衢”、“汾州孔道” 等记载①。可以这么说， 正是虹霁桥的存在，才使得汾河东西两岸的沟通与交流成为可能，才更加增强与巩固了义棠镇作为南北交通咽喉之地位。另外，虹霁桥之所以坐落于此，除了与义棠镇优越的区位条件有关，其优越的自然地理基础亦是不容忽视的。
图５ 虹霁桥图
（说明：此图采自［清］徐品山修，陆元鏸纂：《介休县志·图目总考》之《虹霁桥图》，（台北）台北成文出版公司，嘉庆二十四年刊本。）
据记载：“吾独美虹霁一桥， 盖晋阳土易， 汾水善溃，倏忽迁流，桥梁罔功，故斯所经，非舟莫渡。惟此谷连山参差，土劲多石，是以泛滥横肆之势至此，若听约束，而津梁不受冲损。若乃秋水时至， 万顷一碧， 地势冥迷， 泥沙决裂， 舟楫不运，深浅难测。彼汾一方嗟限南北，斯桥独以天边一虹，通全省之血脉。”② 由于夏秋季节降水较为集中，众多支流一齐汇入太原盆地内的汾河，致使汾河此段河道泛溢无常，迁徙不定。据记载， “（汾水）每秋水涨溢，汨没漰湃，舟楫不能济”③， 行船都没有可能， 更别说修筑桥梁了。然而，与其北部太原盆地地理状况的不同之处在于， 义棠镇虹霁桥所在之地土石坚硬， 地基稳固，利于修建桥梁。当然，虹霁桥所在之处亦有其不利的一面，据记载：“（虹霁） 桥本宏阔而当怒流， 汾出管涔，其源远，欲于中横束，与水势争， 恒不胜， 故屡坏。”④ 很明显，汾河中游的来水气势恢宏，冲坏虹霁桥的情况时有发生。但相对来说，利大于弊，重修虹霁桥后，义棠镇遂又发挥其沟通南北东西交通之重要作用。
除介休外，忻州附近的石岭亦为一南北交通要道。李希霍芬对此描写到：“此岭是山西所有南北交通的中转站。除去狭道，……两边上山的路都颇为平缓。”⑤ 李氏所说的石岭应在今忻口附近，他对此处道路状况的描写，更加深了我们对传统交通的认知。李希霍芬继续写道：“向南望是清一色的黄土，逐渐倾斜成坡。你意料不到那许多深沟， 它们既阻碍了交通又促成了交通。”⑥ 很显然， 这已是在辩证地看待黄土沟壑地形与交通之关系。此外， 李希霍芬还记录道：“我今天也才知道， 当我们想避开路上那许多的车辆时，在没有路的黄土高原上前进有多么难。你刚离开大路，马上就完全迷失。梯地和深沟令人无法前行，最终你不得不原路返回，还回到大路上。”⑦ 这样的记述也给我们以提示，在人口密度较小，建筑物等参照物稀少的情况下，主干道路不仅仅承担着其在交通上的作用，它同时还起着指引方向的重要作用。而这种对方向的指引作用，更突出了主干道路在交通上的关键性地位。
① 安介生、李嘎等：《介休历史乡土地理研究》， 第１４７页。
② ［明］马初登：《重修虹霁桥碑记》，嘉庆《介休县志》卷１２《艺文》，（台北）台北成文出版公司，嘉庆二十四年刊本。
③ 叶汝芝：《重修义棠桥碑记》，嘉庆 《介休县志》卷１２《艺文》。
④ 同上。
⑤ 《旅行日记》下册，第５７２页。
⑥ 《旅行日记》下册，第５７２页。
⑦ 《旅行日记》下册，第５７２页。
２．山西各地产业状况与商贸地理
在进入山西之前，李希霍芬对于山西商业发展及商人成就已有相当丰富的知识，而从李希霍芬的记述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山西商人的世界性影响。“山西商人们最初通过贩卖铁赚钱， 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从那时起，重商的精神就在此地巩固传承下来。山西人非常精明，但是他们的才华并没有像其他行省的人那样被用在读书考取功名上，而是发挥他们擅长计算和经营的能力，要么开钱庄，要么当账房，后者尤其适合他们。和中亚的游牧民族相比，山西人在买卖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取得了垄断的地位。就算是和中国其他行省的商人相比，山同商人也是出类拔萃的”。“因为他们的信用极好，所以生意才能持续地做下去”①。又 “据说山西有１６ 家人的财产过百万两 （银子———笔者注）， 比西安府附近的还富有”②。
时至清末， 山西商人在金融领域的巨大成功，同样给李希霍芬十分强烈的印象与冲击。“山西人开的钱庄更是遍布全国， 我们到太原的时候，就见过很多大家族的宅子，据说都是开钱庄的。在山西开钱庄的大商人多住在南边，他们的生意从北京到云南， 从甘肃到上海甚至广州， 蔓延全国。至于他们的生意有多大， 可以这么说，他们手中的货币流可以比人口达到其两倍的整个欧洲（除了俄国以外）的全部货币流还要大”③。
当然，商业贸易的发展离不开便利的交通。“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离开家乡， 到直隶和满洲干账房的活儿。他们每五年或者十年回一次家，带回他们的积蓄。”“除了国内各地的生意，长城的另一面，从满洲的东部经蒙古部落到伊犁再到西边的哈萨克游牧部落一线的生意，也都落入山西商人手中。这条线路上的贸易城市中都有他们的据点，但是，他们通常只是短期住在那里，山西依然是他们故乡。他们的家庭也都留在山西。他们的孩子在山西长大，他们老了以后也会回到山西。如果死在外乡，他们的尸体也会被运回山西安葬在祖坟中。”④ 李希霍芬所言， 与清代学者纪昀在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叙述十分相近⑤。
商贸中心城市，是商贸地理格局的关键及重要节点，太原府无疑是山西地区商贸中心之一。“除了四川的成都府以外， 恐怕在中国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像山西太原这样，城里和村里密密麻麻地遍布造价不菲的房舍。这里很多两层或是三层的小楼， 建房子的钱都是主人们做生意赚来的。甚至可以说山西人主要靠脑子赚钱。”⑥ 太原府在北部中国的贸易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如对于往来于长城内外的商贸活动而言， “所有的交通的终点， 通常都是太原府和张家口。”⑦ “归化城 （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和张家口是这一地区 （晋北———笔者注） 商队北行的终点，还有喇嘛庙也是；南行的终点是太原府和获鹿。”⑧
山西中部地区同样处于南北交通之枢纽，其地商贸之发达与城镇之富庶，同样让李希霍芬不时发出惊叹。如平遥古城就是南北商贸运输的必经之地。“在山西南部的路上， 如果问任何一支运货物的队伍要去哪儿，除了有官兵护送的多去蒙古部落那边外， 十有八九都说要去平遥。” “……从 （平遥） 西边出城， 然后经沁州到赊旗并由此将整个南部中国 （四川、湖南和广东） 和山西北部以及蒙古部落连接起来。”⑨ 相距不远的祁县则是有名的蒙古马交易地。“每年阴历九月，大概阳历１０ 月底都会有马市。河南和湖北的商人都跑到这里来买马。”⑩ 又如太谷县是当时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之结算中心地，也是大商人聚集地。“山西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物产和特色交易。当然最大的财富集中在太谷县……另外，那里还是那些大钱庄主人的故乡。”⑾ “这些山西大老板聚集在不同的地方，据说太谷县的银行家遍布全国，因此，那里的人十分富有。”⑿
除金融行业外，山西地区的古董行业已在当时形成巨大的影响。“山西、陕西和与其交界的河南省的一部分地区是中国出古董最多的地域， 尤其是青铜器和古币……甚至北京的古董商人都在这里购买。”⒀ 又 “山西是出产古董特别是青铜器的地区。最大的古董商店在太谷县、张兰镇和介休县。北京的商店都从这里进货。太原的商店比之于这几个地方的显得微不足道。” —
①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０５页。
② 《旅行日记》下册，第５８７页。
③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０４－４０５页。
④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０４页。
⑤ 关于明清以来山西地区的重商风尚，参见安介生：
《清代山西重商风尚与节孝妇女的出现》， 《清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安介生： 《山西票商》，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⑥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０４页。
⑦ 《旅行日记》下册，第５５９页。
⑧ 《旅行日记》下册，第５６１页。
⑨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０８页。
⑩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０８页。
⑾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０８页。
⑿ 《旅行日记》下册，第５７８页。
⒀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０７页。
作为一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同样尝试从地貌及土壤方面来分析山西地区文明产生的客观基础：“在平阳府的黄土谷地中，人们找到了被认为是属于帝尧时代的刀状的铜币。在太原府及西安府平原上的一些小城中，有许多商品丰富的店铺；并不是因为那里的古代居民特别富有能够留给后代，而是因为这里是位于发育最好的黄土上的首都，而在陡峭的崩塌面上，文化层的进一步破坏暴露出保存完好的物品。用地质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的收藏家能获得许多有价值的信息。”①
与介休南部的义棠镇一样，地处今天介休北部的张兰镇，其兴起亦与其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无论是从义棠镇经介休至太原府， 还是从太原府南下至平阳府等处，张兰镇都是必经之地。据记载：“张兰距邑东四十里， 为孔道要区。……镇城周五里，屋舍麟次不下万家。盖藏者什之三， 商贾复四方辐辏， 俨如大邑。”②此为经过明季寇乱后的张兰镇，由于居处交通要道之上，其商业之盛况可见一斑。至乾隆时，张兰镇 “地当冲要，商贾辐辏，五方杂处，百货云集，素称富庶，为晋省第一大镇。”③ 据嘉庆《介休县志》记载：“县东四十里，孔道咽喉，亦县东屏蔽，……乾隆十七年设立巡检，二十二年裁移汾州府同知驻此。”④ 不管是设立巡检， 还是裁移汾州府同知驻此，更加证明了张兰作为孔道咽喉、山右巨镇的交通与商贸地位。直到民国时期，张兰镇仍为介休县第四区区政府驻地所在，其地位之重要，仍可见一斑。李希霍芬先后两次经过张兰镇， 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这里成了一座重要的贸易城市，到处都是华丽的商铺。”⑤ 对于张兰镇， 那里的古董生意给李希霍芬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在第一次经过张兰后， 他记述道：“后来让我感到无比遗憾的是， 我错过了当地最独特也最知名的生意———古董生意。张兰镇、交城和太谷县就位于这块平原之上，彼此相邻， 距离不到３ 公里。那里有很多古董商铺。”⑥ 张兰镇古董生意的规模与太谷、介休等晋商重镇并列，其商贸地位之重要亦可见一斑。时至今日，张兰镇仍然是驰名南北的北方地区古玩交易市镇，影响广泛，其商业地位与历史积淀确实不同凡响。
洪洞县作为山西南部的一个货运中心，最重要货物是小麦。 “…… 因为麦子是越冬作物， 所以被大量地运往北方出售。我们昨天一个半小时里遇到了５２０头驮着面粉和麦粒的驴子，每头负重１００—１５０斤，平均１２０斤。一天工作１５个小时的话，每天能运大约２００吨。今天的运输更频繁。贸易的起点是洪洞县，面粉是那里众多的水磨磨出的。”⑦
综观山西的交通地理形势，即使南面有黄河阻隔，东面有太行山的阻挡，其对外贸易出口仍为南、北、东三面。李希霍芬考察所经之河南清化镇与直隶获鹿县，就是进出山西贸易的重要中转站。
清化地理位置优越， “位于从北京到汉江流域的道路和从中国东部经河南前往西部和中亚通路的十字路口”⑧， 它 “是个人口众多的贸易城市”⑨。对于清化镇的繁荣，李希霍芬描述到：“清化大概３公里长，人口非常密， 像蚂蚁窝一样。街上做买卖的很多，热闹程度有点像中等大小的德国城市的集市。经常有２０辆到３０辆的车队经过，我们不得不让路。太行山产的煤以及泽州产的煤和铁几乎都在清化进行交易。我们出西门，沿着去往怀庆府的大道前进， 在１５ 分钟之内遇到了６２ 辆装载铸铁、生铁、无烟煤和陶器的推车。”⑩ 清化镇的商业如此繁盛， 以至于曾时常成为贼匪劫掠的对象⑾。除了与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关，附近丰富的煤铁资源，无疑也是促进清化镇商贸发展的重要因素。
① 《黄土与中亚环境》，第７６页。
② ［清］刘尔聪：《修张兰城记》，嘉庆 《介休县志》卷１２《艺文》。
③ 转引自安介生、李嘎等：《介休历史乡土地理研究》，第１５０页。
④ 嘉庆《介休县志》卷１《关隘》。
⑤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０７页。
⑥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０７页。
⑦ 《旅行日记》下册，第５８６页。
⑧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６４页。
⑨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６２页。
⑩ 《旅行日记》上册，第３６６页。
⑾ 据《读史方舆纪要》卷４９《河南四》记载：“清化镇，在县东北四十里。近时贼在河北者由辉县入清化镇，即此。”
获鹿位于太行山东侧的山麓地带，由于 “从东边来的货物大都通过马车运送，但是再往西却只能通过驴车或是骡车”①， 这就使得获鹿成为东西向商贸的重要转运点。对于获鹿县城繁荣的商贸景象，李希霍芬兴奋地记述到：“在中国， 很少能见到像现在的获鹿这样如此繁荣的县城。城里虽然很小，但是城外的面积很大，来往交通熙熙攘攘的。在这一天里我遇到了估计得有１００００头进出获鹿运货的驴子和骡子。”② 其商贸繁盛的景象可见一斑。对于山西来说，运往获鹿的商品是 “平定州和盂县产的煤、铸铁和熟铁制品”③，而获鹿 “附近地区产的棉花、棉织品、在当地很受欢迎的外国货、盐、糖、粮食、面粉和药材被从东往西运送”④， 但往西运送的货物量不多，“很多车辆都空着返回”⑤。
很明显，传统商贸业的发展促进了区域间互通有无，而这在交通上表现为往返运送的货物量的多少和种类上的差异。当李希霍芬经过韩信岭时，他叙说道：“韩信岭犹如一条８字形绳索上的节点一样， 是重要的交通和货物运输要道。……即使在气候上，韩信岭也是南边和北边的一个重要分隔点。……气候导致交通上的最大不同就是，从南边往北的交通很繁忙，而对向则很稀少。因此我在这条路上很少看到有对向而来的车辆，即使有一些大部分都是空载的。”⑥ 从气候对农作物品种的影响，进而分析商贸货物在交通运输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李氏的分析无疑为山西商贸地理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
不仅如此，对于传统社会的商贸交通方式， 我们也应给予重视。因为交通运输方式不同，其载货量、行驶速度等都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影响到商贸业的拓展。正如前面所说，若要将获鹿城的货物运入山西境内，必须把马车换成驴车或骡车，这显然是由崎岖不平的入晋道路所决定的。这种情状不仅体现在商贸运输工具上，在旅客所用的马车上亦有所体现。李希霍芬记述到：“在中国很多东西都有统一规格，尤其是载人的车辆，在尺寸上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山西却出现了变化，车轴比整个南部行省的要宽出２０ 厘米。因此所有从东往西来的车辆在这里都要换车轴。”⑦ 这无疑使传统的交通运输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有利于深化对传统时代交通的认识。
当然，对于商品贸易这种经济活动，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是其本质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其对商贸线路的选择。李希霍芬叙说道：“这些商品都是从获鹿县来的，被运往各地，如太原府。它们自获鹿经一条山路越过平山县， 之后从五台县的东南面经过。之所以这么穿山越岭地绕行，是因为要逃避一种厘金税；假如走的是经过平定州的大道，就一定要交此税。而像现在这么走就不必交纳任何费用。”⑧ 很明显，在干道征收厘金税的情况下，商贸线路也就变得更加曲折。李希霍芬的记述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山西的商贸交通，有着很大的帮助。
①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１７页。
②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１７页。
③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１７页。
④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１７页。
⑤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１７页。
⑥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０２页。
⑦ 《旅行日记》上册，第４０９页。
⑧ 《旅行日记》下册，第５７０页。
三 结束语
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大批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学者来到中国各地， 从事旅行及考察活动，留下来的著述数量也非常丰富。虽然这些旅行及考察活动带有 “殖民侵略帮凶” 的色彩，但是，毕竟对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⑨。其中，李希霍芬便是其中成就最为卓越的一位。李希霍芬本人也自豪地称之为 “科学的旅途”⑩。实地考察， 是现代地理学最基本的研究手段，也是每一位研究者的必修课。而时至今日，如何使实地考察活动富于科学意义，仍然是不可回避的难题。—
⑨ 参见邵水清：“中国地质调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的几个背景”，《中国矿业报》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０日第３版。
⑩《旅行日记》下册，第５８８页。
李希霍芬在地理学实地考察上是先驱者，不少学者就是在他的引领下走上地理学考察之路，而李希霍芬在野外考察上的能力与成就，很早就得到西方学术界的肯定。他的一部重要著作———《研究旅行指南》（１８８６，柏林 ） ，被称为 “科学探险指南”，其第一部分就是讨论野外观察的技术，用于指导自然地理学及地质学专业人士， 足见其在这方面的影响及贡献。① 因此，从学习与借鉴地理学方法论的意义上讲，李希霍芬地理考察的成就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其次，发现的 “眼睛” 与能力，需要高水平的科学素养与扎实的知识储备。科学考察者与普通旅行者之间的最大差别正在于此。最突出之处，李希霍芬被称为 “地质学之父” 与 “地貌学之父”， 对于地质学与地貌学造诣深厚， 因此，他在实地考察中对于地质及地层构造极其敏感， 且如数家珍，得心应手，对于黄土地带的研究得力于此 ， 对于山西煤、铁资源的考察也得力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时至今日，地质学与地理学的过度分离， 不啻为现代学术发展中的一大遗憾。
不可否认，李希霍芬考察的态度是十分严谨认真的。“科学旅行总是让人无法分神， 特别当像我这样，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旅行时。我现在如果弄不明白的，将永远弄不明白了，所以我最大限度地刨根问底。做任何工作都是这样，工作愈久，对工作的兴趣也愈浓。”② 这种科学而严谨的态度，应该是有效地提升了其考察活动的 “含金量” 及贡献。同时，我们也看到，为了考察更多的地区，李希霍芬在考察道路的选择上也颇为用心，尽量不走回头路，努力考察以往没有到过的地方。
应该说，在中国 （包括山西在内） 的考察活动，对于李希霍芬学术思想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李希霍芬所处的时代，地理学仍处于描述性阶段。李希霍芬在地理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取决于他对于现代地理学思想发展和重要贡献，这就是一方面坚持实地考察，一方面致力于区域性研究③。针对其他学者对地理学的质疑， 李希霍芬认为 “建筑任何概念结构所必须的基础观察，一定要在具有这些独特现象的特定地区内就地进行”。李希霍芬在山西的考察， 实际上就是对这一观点很好的注脚。同时， 李希霍芬亦认为：“区域地理首先必须是描述性的， 但它必须不限于单纯地描述独特现象，也可以寻找现象发生的规律性，拟定解释所观察的特征的假说。”④ 山西独特的地理环境也为李希霍芬发现地理规律和拟定或解释地学假说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在山西考察的过程中，无论是对黄土风成说的进一步解释，还是对太行山、古湖泊、河流水系形成等古地理环境的拟定和假设，李希霍芬在地质地理研究上的理论与实践， 无疑都得到进一步深化。很显然， 李氏的这些假说与推理都具有首创意义，后继的研究也大多接受或验证了这些假说与解释。
不仅仅是在自然地理方面，作为一个近乎百科全书似的地理学家， 李氏对山西的煤炭开发、商贸交通、住宅 （窑洞）、地方风土民情等鲜活的记录，亦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山西社会提供了最直接而鲜活的宝贵资料。当然， 这样宝贵的史料，不仅仅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山西煤炭开发史、交通史地、商贸地理、社会史等方面的研究，对 于晚清中国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当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仅凭个人经历及肉眼观察， 其局限性是无法避免的。首先，李希霍芬所见所闻，局限于他的路程选择及时间安排。其次，我们可以发现，李希霍芬本人后来发表的一些判断与分析， 并没有翔实的数据基础，失当之处在所难免。如研究者均肯定，李希霍芬是第一位全面调查中国煤矿资源的科学家，但是，他的一些结论却是让人难以接受。最出名的便是他对于山西煤炭资源的估量，已成为一种笑谈。他后来曾经提出：“山西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煤铁产区之一；且从我描述的一些情况看，在目前煤的消费水平上，山西一省的煤矿可供世界几千年的消费。” 又 “中国矿产之富，甲于全球， 仅山西一省之煤炭储量就有１８９００亿砘，可供全世界使用１３００年。”⑤ 然而， 我们看到， 李希霍芬对于山西煤铁资源的考察与认知，主要集中于煤层的观察以及往来煤炭运输的估算，并没有其他更为翔实的数据及统计资料。在如此情况下就 推算出如此惊人的煤炭储量， 显然是有失严谨的。
① 《近代地理学创建人》，第９３－９４页。
② 《旅行日记》下册，第５５７页。
③ 参见〔德〕彭克著，任美锷译：《李希霍芬对地理学之贡献》一文。
④ 参见〔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２０６页。
⑤ 引自薛毅：《李希霍芬与中国煤田地质勘探略论》，《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END
本文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