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的粉丝 | 刘聪
《红豆花图诗册》中,毕琛绘柳如是儒服小像
丁酉岁客居苏州,常常作虞山之游。每次驱车经过尚湖,一定会绕到柳如是的墓前去看看。夕阳之下,茂草之间,三百多年前的女诗人长眠于此。临风怀想,是最宜发思古之幽情的。
算算从清初至今,柳如是的粉丝可谓众矣。为她题诗、绘像、修墓、编集、著书的文人学士更是络绎不绝。任何与柳如是相关的事物,都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兴趣。记得数年前,嘉德春拍中出现过一部《柳如是遗集》,就曾经成为拍场上的主角。
《柳如是遗集》,张南祴手抄本,书前有章钰序、张存摹绘柳如是小像三幅,之后为柳如是的传记资料与诗文作品,书末有张南祴、谢国桢、俞平伯题跋。是书工楷精抄于印有南祴草堂的红格稿本上,书前的三幅女诗人小像更是楚楚动人,可谓难得一见的尤物。
网上检索,知张南祴为江苏常熟人,同治十年(1871)生,原名继良,后改名兰思,字双南、南陔、南祴等,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寒斋架上,还找出一部他在1921年为老师翁同龢所刊《瓶庐诗补遗一卷校异一卷词一卷》,自署“门下士同县张兰思南陔”。张南祴一生热衷乡邦文献,少时常常随伯父张子琴往常熟东郊的铁琴铜剑楼抄书校书。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氏将抄录整理的常熟先贤著作,汇为《佚丛甲集》刊行。书中,在《牧斋集外诗》后,即附有他从铁琴铜剑楼抄来的《柳如是诗》一卷。
然而,在《佚丛甲集》刊后不久,张南祴就又发现了柳氏佚诗,他在写给友人徐兆玮的信中说:“《柳诗》业已订齐,深悔率尔……悔不于《柳集》后别为补遗,岂不大佳?今无及矣!”(《徐兆玮日记》1907年9月20日)从此,张南祴又埋头于故纸堆中,搜爬剔抉,辛苦寻觅与柳如是有关的资料。直至乙卯丙辰(1915至1916年)间,常熟城北赵氏旧山楼藏书散出,张南祴才有幸见到汪然明为柳如是所刊《湖上草》与《尺牍》。然彼时价昂,无力购之,张氏只得过录一本,以备重编《柳集》之用。
己未(1919)闰七月,《柳如是遗集》编讫,张南祴作跋,交代了编纂此书的缘由和经过。而书前张南祴之子张存所摹三幅柳氏小像,也皆画于己未(1919)七月,且大小、款式相同,不难猜出它们都是专为此书而作。第一幅小像后有题云:“此半野堂初访儒服像,为顾苓原本,己未七月命儿子存从瞿氏《红豆图册》重摹。南陔居士志。”
这里的“瞿氏《红豆图册》”,即铁琴铜剑楼旧藏《红豆花图诗册》,今藏常熟博物馆。一次偶然的机缘,笔者得以寓目。而细检此册,发现其中恰恰又有一段与张南祴有关的故事。
瞿麐绘红豆村庄小景
杨旭绘折枝红豆花
按常熟城东芙蓉庄,原为钱谦益故园,亦是绛云楼被火后柳如是移居之所。道光甲申(1824),芙蓉庄红豆花盛开,铁琴铜剑楼主人瞿绍基、瞿镛父子偕友人游赏,归后请友人绘图题诗,合装为《红豆花图诗册》。今检此册,引首为石韫玉题“春生南国”,后有瞿麐绘红豆村庄小景、杨旭绘折枝红豆花、毕琛绘柳如是儒服小像,再之后又有多人题诗、题跋,其中以黄丕烈所题四绝句最引人瞩目。而此册最后一页,为张南祴与瞿凤起两跋:
《红豆花图诗册》共十页,为古里瞿氏子雍先生旧物。诗画题识皆当时名宿,并有柳如是儒服小像一页。辛亥乱后,不知如何散出。余以重价得自冷摊,意欲重装而未果。瞿氏藏书闻天下,此册尤足见承平时雍容风雅之盛。今以贻孤孙隆上,隆上其宝爱而永保之。癸未八月南陔志于北平常熟会馆。
此为吾家旧物,幼时未曾见过。曩余辑黄氏诗文时,先君尝告余《红豆花图册》中有其题诗,曾经录出,但原册为张双南借去,向其追索,云已归还。越三十余年,余在里中,有人持此册求售,云从张氏之女某家散出,因系吾家旧物,请备价收回。余告以曾为张氏借失,但无物证,只得备价收回。因记其颠末如右。一九五零年瞿凤起识。
瞿凤起落款在1950年,往前倒推三十余年,大约正是1910年代末,这与张存从《红豆花图诗册》中摹绘柳如是小像的时间恰相吻合。看来,在见到《湖上草》与《尺牍》后,张南祴开始重新整理《柳如是遗集》。其间,以辑录柳氏资料和为柳氏摹像为由,他从铁琴铜剑楼借出《红豆花图诗册》。而玩赏此册,不光诗画精美,册中的柳氏小像更让张南祴心动不已。待将资料与画像辑入《遗集》后,张氏便起了吞没之心。借之既久,瞿家来追索时,张氏便谎称已然归还,而瞿家既无借据,又找不到此册,此事遂成悬案矣。
癸未(1946)八月,张南祴在《红豆花图诗册》后跋云“古里瞿氏子雍先生旧物……辛亥乱后,不知如何散出。余以重价得自冷摊……”已丝毫不提当年借阅之事。而所谓“辛亥乱后”,自是想说此册得于1911年后。那样,张存1919年据以摹绘柳像的《红豆花图诗册》,就变成张南祴自冷摊所得,而非从瞿家所借了。不过,1936年徐兆玮致友人信中曾说:“玮之《芙蓉庄红豆录》为吾邑有趣掌故……后又赠辑十余条,意颇有自喜,有张南祴所绘《村庄图》《红豆花图》,摹自瞿册。今册已失而摹本幸存……”(《徐兆玮日记》1936年3月22日)可见,直到1930年代,张氏对外仍谎称此册佚失,而只敢以摹本示友人。这与他所谓“辛亥乱后”“得自冷摊”自相矛盾。
按张氏将此册传于“孤孙隆上”的“癸未”是1943年。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今藏张南祴手抄《遵王钱曾诗稿》四卷、《今吾集》一卷,其后跋文亦云:“隆上孙宜珍藏慎保之。癸未秋陔老人记于旧京。”(蒋寅《金陵生小言》)同样是1943年所写。这一年,张南祴已是73岁的老人,将所藏珍品尽付孤孙,当然是希望能子孙永保之。可未出数载,《红豆花图诗册》即流落坊间,真可谓“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然而此册最终能回到瞿凤起之手,重归铁琴铜剑楼,似乎冥冥中一切又早已注定也。
张氏作跋时,当然不会想到,数年后瞿凤起还会写下一跋,揭露他侵吞此册的真相。同为收藏家的叶德辉曾说:“收藏书画,本为雅道,云烟供养,何等清福,乃至生烦恼、济贪欲,是亦不可已矣乎!”(《游艺卮言》)可以说,张南祴的故事,正是一个因痴迷太甚而起贪欲的例子。1984年底,瞿凤起将《红豆花图诗册》捐献与常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化私为公,体现了一代藏家真正的胸怀。而这本记录着常熟掌故的珍贵册页,最终能按照主人的意愿,重回虞山之麓、尚湖之滨,恐怕也正是它最好的归宿。
附记:
张南祴殁后,除《红豆花图诗册》重回常熟外,其余抄校之书则多流落北京坊肆。检1965年《北京市中国书店善本书目》,即著录有张氏稿本《说文解字段注序》《徽庙御集辑佚》等。而《柳如是遗集》同样为谢国桢1966年新春于海王邨所购。2012年,谢家后人将此书委托嘉德公司拍卖,最终又为友人周建峰兄所得。2020年,周兄将《柳如是遗集》交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影印出版,化身千百,可谓对文献最好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