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与中医学思维方式结合研究的概况与思考
刘玉良.现象学与中医学思维方式结合研究的概况与思考[J].医学与哲学,2021,42(03):17-20.
中医学是一门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独特思维方式的学科。尤其是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中医学整个理论体系中最具特色的方面,对于认知领悟自然、社会与人体生命现象,均具有重要价值和巨大作用。可谓是贯穿于中医学体系中的灵魂性要素。舍弃或忽视中医学思维方式,会使中医理论扭曲或蜕变,会使中医学术后继乏人、临床疗效大为减低。近些年来,中医思维出现较为严重的淡化或异化。这种情况将严重影响中医学精华的传承与发展,也是近些年中医大家减少与疗效降低的最主要原因。那么,面对如此局面,如何从根源上进行改变,是当前中医研究人士的迫切任务。中医学植根于广博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尤其受到了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其独特思维方式的产生,源于这些哲学文化的点点滴滴的交融渗透。因此,探索中医思维方式的根源,须从其母胎孕育的环境(即先秦哲学)中探寻其发生轨迹,对于了解其自身特点与应用妙蕴,具有非常牢固可靠的价值。中医思维方式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时间是相一致的,即先秦、秦汉时期,以《黄帝内经》的问世为标志。因此探讨这一时期及其以前的哲学文献,是研究中医思维方式最佳文献范围。而这一时期之前尤其是战国至秦汉,文化高度发达,思维空前活跃,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具有非常丰富的相关素材。必将对中医思维研究产生重要的启发。
现象学是20世纪在西方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中医学思维方式尤其是取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等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可以交互探析、互相启发、互补共进。而且现象学代表了西方哲学的最新思潮,是最为客观科学和先进的哲学理论,值得作为参考标本。对中医学思维方式的研究应该同时结合西方哲学现象学予以交互探析,以求能客观准确地总结中医思维的精髓,弥补其不足之处。可以防止思维狭隘的偏执之见,而从更为客观全面的角度探析。因此,应立足于先秦哲学与现象学的交融,在二者的相互碰撞、对比中探析中医思维方式的精髓、特点和不足,藉此为中医思维的培养和运用提供理论依据和实用启迪。
钟燕春[1]指出《周易》与中医密切相关。藏象学说依据《周易》“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的“立象以尽意”来揭示脏腑生理病理的本质,并且大量地运用《周易》这种取类比象的方法来阐明中医基础理论中许多疑难问题。李鲲[2]认为中医学源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朴素的生活经验“易”。中国古代以易学为铸模的形象思维通过对“象”的直观、获取和演化来认识事物。
程雅君[3]指出先秦道家哲学对中医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十分深刻,这突出体现在虚静大通和审时度势的思维特征上。刘明明[4]探讨了“礼”对“推类”思维的诉求;指出了先秦的政治伦理实践与“推类”思维的密切关系。
张再林[5]指出现象学推出对事物的“直觉式”的思维方法,与强调“单刀直入”和“易简功夫”的中国传统思维方法有着某种不无亲切的“家族类似性”。因此,借助现象学的直觉方法论观照中国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张世远[6]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从纯粹意识出发,坚持“面向事实本身”的基本原则,通过悬置、本质还原、先验还原等一系列“现象学反思”过程,适合于结合中医学思维方式进行研究。李艳[7]指出对本质直观的强调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所在。正是在这个方面,它与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观特点产生了可以互相比照的平台。陶建文[8]谈到中医的科学性是一种身体现象学意义上的科学性。张桂赫[9]面对中医的困境,立足于现象学的姿态,探究中医自身的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求得中医的自我实现。王瑞祥[10]基于现象学基本思路,提出了“中医现象学”概念,“悬置”一切和疾病现象无关的前提,回归传统中医学的医学本质,在现象学基础上重新构建中医哲学理念。王义刚[11]就胡塞尔现象学方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直觉思维方式的一致性进行了探讨。丁颖等[12]引入现象学方法对中医“气”的本质进行阐释,是一种全新可靠的思考方法。陈玉霏等[13]运用现象学还原分析方法,对《黄帝内经》中“意”“志”等概念进行现象学研究。发现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中医的“情志”学说与西方意动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关于情绪的观点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张再林[14]在以梅洛-庞蒂为代表的当代身体哲学与中国古代中医的身体思想之间,发现了根本理念上的诸多相契之处。不仅使梅洛-庞蒂身体哲学的兴起代表了对西方传统身体观的一场根本叛逆,也为中医身体观走向现代及中医身体观与当代身体观的会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契机。邱鸿钟[15]开展了对证本质的语义学和现象学分析,这将为证本质的研究另辟一条新的途径。方向红[16]从胡塞尔现象学视角来看《黄帝内经》中的“神”概念的现象学意义。这些差异将会引发古老的中医和现代的现象学之间的进一步对话。
邹浩生[17]探讨了从传统哲学理论看现代中医临床思维培养的问题。李晓莉等[18]讨论了中医传统哲学对于中医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强调“大道内化,大医精成”。李云吾[19]认为在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具有现象学的主体间性的特征。在课堂教学中,渗透着现象学的相关理念并运用中医中的望、闻、问、切的模式探索其本身的教学,有利于促进教学的实效性。
由于现象学属于西方哲学范畴,而中医思维方式和先秦哲学属于中国固有的传统学说。所以该专题的国外研究具备了两大特点:
第一,对于现象学本身的研究非常丰富,出现了以胡塞尔为代表的一大批哲学家,研究国家也围绕德国扩散到了法国、英国、瑞士甚至于美国、日本等欧洲之外的国家。如德国的埃德蒙德·胡塞尔[20]探讨了原初时间意识的基本结构:原体现、滞留和前摄的流动关联、原过程与其中被构造的带钢性时间秩序及流淌时间样式的时间对象性的被给予性等现象学重要问题。胡塞尔[21]还探讨了感知、想象、时间、事物的现象学的问题。德国的马丁·海德格尔[22]探讨了差异如何来自同一种本质,读者应当去倾听在本有(ereignis)和分解(austrag)之间起作用的一致音调而亲自去发现的现象学理论。美国的赫伯特·施皮格伯格[23]对现象学运动的起源、成长和繁衍加以简明易懂的叙述。著者认为,现象学运动并不是胡塞尔一个人的现象学发展史,这个运动的多样性比起它相互联系的统一性更为突出。
第二,对于现象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或者中医学相结合的研究非常少见。显然这是因为国外对中国哲学尤其是中医学的研究毕竟不如国内盛行有关。但是也有将现象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相结合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瑞士的耿宁[24]从现象学的角度论述了王阳明“良知”概念的演变及其双义性,以及王阳明及其弟子关于“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关系的讨论。耿宁[25]还以现象学方式探究了中国传统心学。
综观当前学术界研究现状,很多学者均认识到了中医思维方式对于中医学传承、教育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且一致认可先秦哲学对其的重要影响,且成为该方面研究的主流思潮。在此基础上,已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运用现象学与中医学思维方式进行比较分析的交互性探究。这已成为一个颇具生命力的新颖的研究趋势。但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这些方面的探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明显不足。
第一,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医学思维方式的内在关联的论述欠于全面系统;
第二,未能深入评析中医学思维方式的价值与不足,尤其是未能客观剖析其不足之处,而提出改进完善的方略;
第三,对于中医思维方式与现象学的结合比较肤浅,文献有限,未能系统深入全面地总结;
第四,研究仅仅局限于先秦哲学、中医思维、现象学之中的两两结合,少有将三者综合探析者;
第五,针对现象学对于中医思维的培养与应用的启示论述较少。
因此,极有待对上述方面予以全面深入探析。
首先,在借鉴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提炼的中医思维方式的内涵特点为逻辑起点,对中医学思维方式进行求本溯源的古代哲学环境的提炼总结。以《周易》、先秦诸子哲学著作为主体内容,研究先秦哲学中与中医思维相似相通的理论,提炼其中与中医思维方式相关联或者对中医学思维方式产生有影响的观点。从其产生轨迹中精准领悟中医思维方式的内涵,更好地总结中医思维方式的精髓、特点与不足。从发生学角度进行认知体悟,达到更为客观的认识。指出现象学与中医学思维方式的相通之处,彼此交互研究,互补共进。
其次,探析现象学理论,以胡塞尔现象学著作为主体,结合其他相关现象学著作,将其与先秦哲学进行交互比较式研究,对中医学思维方式的内涵、特点和不足进行更深刻、客观与全面的认识。同时,通过先秦哲学中的中医思维研究促进现象学的发展。汲取中医思维应用的经验和教训,赋予其进一步客观完善的特征和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反思我国当前中医教育与临床中中医思维方式的相关问题。探讨当前中医教学中培养中医思维和临床中中医思维的有效运用的基本策略和方法。取得大家认同的基本方法和路径选择。
再次,对以上研究和文献中已有的中医思维理论研究进行梳理,认真地将其与现象学思维进行比较、碰撞和交融,思悟其相通与不同之处。领悟其各自特点、精髓和不足之处,共同互补提升和完善。
最后,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探索中医学思维方式的培养传承方案和运用指则。
把握现象学理论实质,与中医思维交融阐释、互补提炼。中医思维和现象学均有各自利弊、特长和不足,在这种交融结合碰撞的研究中,二者之不足均可以得到修改完善,也可以指导教学与实践。中医思维方式研究的关键在于改革和创新,有了改进和提高,才能不断提升教学运用水平,提高临床运用技能,增强影响力。
思维方式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思维方式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由于中西方在文化理念、生活环境和思维方式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所以在进行现象学与中医思维方式的交互研究中,一定要注意二者特点的区别,在准确把握各自的确切内涵和自身特点的基础上,进行允当的、有效的结合研究。并且注意语言表达能够确切反映现象学本意。
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是胡塞尔思想体系中重要一环,它通过纠正西方传统哲学漠视现象的弊病,恢复了人类被扭曲了的“看”的能力,改变了西方哲学把理性客观化、度量化的痼疾。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与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观特点不期而遇,产生了可以互相比照的相似性,具备了互补提升的切入点。对本质直观的强调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所在,也是它冲破西方传统哲学思维的关键思想。正是在这个方面,它与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观特点产生了可以互相比照的平台。二者在认知方法和认知目的上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然而正是差异的存在使得中西哲学在直观体认的具体路径上有了进行融通和推进的空间。应该说中国的直观论更具有自省意识,而这是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所没有的。也常常会因为认知思维方法的不同,形成大相径庭、形式各异的文化建构逻辑方式。
众所周知,“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中医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但是取象思维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定量化程度较差。由于“象”的无限制的推类,造成科学认识局限于猜测性的思辨和表象观察描述相结合的水平。而现象学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把中医学和现象学放在一起,并不是简单的东西方比附,而是为了说明中医学不能一切以科学主义为自我改造的标准,也不应固步自封而无所作为,应该将中医回归到现象学的道路上来,因为其治疗疾病的具体语境已经具有了现象学定义的科学本质。这种比较不是简单地比附和诠释,而是一种相互映照相互启发的过程。中医在现象学的光照下其语言表述变得更精确、更丰富,其学术理路变得更清晰、更具系统性,而现象学在中医的拷问下显露出自身理论思考的断裂和盲区,倘若单纯地追随现象学的思考,我们是很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的。人乃万物之灵,东西方文化思维具有各自特点与成就,均饱含了东西方人的文化思维与才智聪慧的精华结晶。显然,仅仅一方一隅之思维与智慧,毕竟有其不足与偏执之处,如紧密结合、细致比较、互补共进、集东西方哲学人文智慧之精粹,自然可以得出更为客观中允的真理。
中医的望、闻、问、切的身体现象学特征是很明显的,很多时候它们作为一种默会知识潜存于手艺高超的医师的感觉中,而不能用语言或公式表征出来,但是中医大师却能本能地对病人的病情做最佳把握。这种非概念化或非表征化的知觉是人的认识活动发生前的意识,它才是思维的前提。所以,要将这种抽象难解的思维方式的精神内涵和应用程式提炼出来,并且有效地运用于中医教学与实践中去。解决这一问题,首先,不仅需要对胡塞尔现象学有系统的研究,而且要对其传承发生的整个西方哲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方可确切把握其意旨。运用现象学理论既能从另一角度认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对其进一步深入细化探究,进一步客观完善地理解。又能从现代理念和西方认识视角对其进行现代化的诠释和论证。总之,可以更客观全面科学地探讨总结中医学的思维认知方式,提高其教学临床指导价值和效率,扩大其教学临床应用范围。
现象学与中医思维结合研究是将现象学和先秦哲学相交融,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从中提炼总结出与中医思维方式相关联、相启发的素材,更为客观、深刻地探究中医学思维方式的起源、特点、优缺点,深化与完善中医思维方式理论的研究。
对于中医思维方式其应用规律的系统归纳,可以用于指导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构建与策略制定;指导中医学临床思维的有效运用;促进中医学术传承与中医学疗效的提高。与此同时,也可通过先秦哲学理论中与现象学哲学理论的交互性研究,可以对中医学思维方式和现象学双方均可产生诸多裨益产生启发完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
总之,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奇葩,其理论体系的诸多方面,尤其是中医思维方式,充分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巨大魅力。所以针对中医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利于扩大中医学文化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影响力。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因此,本项目具有较为广泛的理论科研意义和实际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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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现象学与中医学思维方式结合研究的概况与思考.原载于《医学与哲学》第42卷第3期,第17-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