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斥到热爱，是中医的疗效改变了我
作为20世纪6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一员，年轻时梦想在数学中有所作为，下乡的7年中，空闲时间只啃了两类书，一类是旧书店淘来的《几何辞典》《代数辞典》等，一类是哲学书，当时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爱不释手。当时，社办企业盛行，1972年被招入社办厂，从事有色金属加工，又想走工程师之路。
1975年，阴差阳错，被送进上海中医学院。我身体强壮，很少生病，素不好医，再从未听说过“中医”还有“学院”。当时的浙江很乱，公社党委书记劝我好生把握这次机会，过了这次，也许就再也没有上大学“跳龙门”机会了。
怀着忐忑，来到中医学院。第一学期，基础课阴阳藏象等听不进去，与脑海中的原有知识抵触太大，下课多次质询老师。特别是讲到“经络”，逼问老师，究竟“经络”是什么？请拿出证据来。
1977年底恢复高考，我向（当时管学校的）工宣队提出要退学重考，被工宣队训斥了一顿，没同意。1978年初恢复研究生考试，我仍在读，报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肾病专业，居然考中。当时我还在毕业实习，班主任到郊区的毕业实习医院来找我，说我已考取研究生了，由于名额调剂关系，我被转到中医学院，学院考虑让我转读“通里攻下”(中医外科）硕士。我一听，没兴趣，不假思索就谢绝了。
想不到毕业后，被动员留校，第2年（1979年）继续考研，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但审核没过，说不够两年临床。直到1980年，这时，我对中西医学的态度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主动报考了中医研究生，从而走上了以中医为主的医学研究与应用之路。
- 实践促使我改变
促使我改变的是一系列的事实。
当时（1978年）社会正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连串的事实，让我这个自以为理性又有一定哲学根基的人开始对中医学改变看法。
最初是见习时，我独立诊治了一个心源性水肿的老人，此人心衰厉害，在用洋地黄制剂，又因水肿，加用了利尿剂，却未见控制。我想起了张仲景的“真武汤”，全方稍作调整，用上了，不料，效果奇佳。一周后复诊，水肿退了，行走不喘了，这老者后来十分相信我这个小医师。
第二件事是儿科见习，我去了上海市儿童医院，由于门诊病房拥挤，该院创始人，中国儿科奠基者苏祖斐老教授（时年80多岁）与我们挤在一间房中，她看的是小儿过敏性紫癜，用的是中西医结合方法。出于好奇和尊重，有空我就坐在她旁边，我看她用的都是凉血止血药，遂百无禁忌地提出：老师上课讲，这种病症，大多病于脾虚，脾不统血，当用补脾益气摄血法。想不到作为大师级的苏老竟十分谦虚，说她那套是西学中的，中医就用你说的试试看。
每周一个下午，三个多月，我们可以说“祖孙俩”系统观察了近40例少女，效果非常好，近半数患儿2周后血小板上升，80%一月后血小板正常。苏老很高兴，因为比她那套效果明显要好。我也很高兴，我高兴的是，与大专家在一起，抄抄弄弄，居然也有效？而且，中医理论好像还是管用的。
彻底改变我看法的是两件事情：197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毕业实习在奉贤人民医院，急诊值班，一个19岁的小伙子，身高1.80米，满脸通红，骑车来看病，是公社卫生院转来的，查了一下血象，考虑是白血病，我嘱其入院治疗。当时住医院是要带被褥、热水瓶的，故嘱其回去取。他家离县城30里地，当晚他回到医院。住院第二天即开始化疗，化疗到第三天，他起不来床了，第四天晚上，他死了！
当时我的心象撕裂一样的痛。这个比我小几岁的壮实青年几天前还蹬着自行车90里，用药四天后居然就这样死了？我的心非常愧疚，我觉得是我杀死了他。那天我不收治他，他不会这样死；也许我救不了他，但他至少不至于只活4、5天。那以后，我一头钻进医院图书馆，查有关资料，那时，医学书十分有限，有的就是《希氏内科学》的老版本，书上清楚地写着这种治疗方法没错，那证明这是权威的、科学的，但人却死了？！
在“科学”与“事实”之间，我迷茫了。
毕业留校后不久，我插队地方一位退休了的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领导来上海找我，希望我这位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上海医师能帮助他治肺癌。
我陪他走了好几家医院，一概拒绝，因为他患晚期肺癌，又伴较严重的冠心病。无奈之下，我和他实说了，想不到他认定上海，希望我帮他看。那时，我帮他找了我校内科权威张伯臾老中医，先帮他调整冠心病再说；至于肺病，我则在张老的方上加几味药。
由于找张老很难，故以后就由我直接改方，想不到这一改，1978年是60多岁的老人，一直活到了1989年，竟然活了10多年。1980年我研究生报名时，他已大大超过了当时西医给他定的寿限：3个月到半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当时最时髦的口号，使我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也促使我下决心改考中医研究生，这也是驱使我临床上一直致力于中医肿瘤治疗的最初动因。
- 从感性到理性
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信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次次的亲历亲为，让我这个信奉数理与哲学，喜好工程技术等“刚性”科学的男生，逐渐对阴阳藏象，个体人伦等“玄”而又“软”的非逻辑的经验性内容产生好感，并决意为其做些工作。
数十年的孜孜不倦的多层面、多维度探索，加上原本的善于沉思与逻辑推演的特点，使我能对许多神秘“表象”的浮现原因或机理有了个自认为是可信的解读或认识。
特别是我在1980年代末曾与同年龄段的十余位有研究生背景的同仁们一起花了2年多时间，做了一件至今都引为自豪之事，即系统比较了中西医学，从源头，从文化背景，人文地理差异到方法学，学科概念体系等予以全方位的比较研究。遂有了一本影响较广的《差异·困惑与选择》。
1990年代中期，我又坐了近三年的“冷板凳”，使原先有较浓“呐喊”味的比较研究，多了些哲学沉思与历史追寻。认真追溯寻绎了中医药产生的巫文化源头及其演变过程，而有了《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一书。
我们是幸运的，生活在千年世纪之交，精彩而又快速发展的世界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添色不少；但我们又注定是沉重而又受挤压的，挤压在过去和未来之中。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起，从恩格尔的新医学模式的提出，到世界卫生组织的一系列新建议，到哈斯廷斯的医学目的与目标重新定义，以及在主流医学领域已经和即将发生的许多重大变革(比如，关于从精神病学到精神健康的概念转变，从肿瘤的对抗性治疗到更注重人的生存质量等），昭示着随着新的千年世纪的降临，医学也将迎来她崭新的一页。
我庆幸的是，我一贯不愿龟缩在象牙塔中，而愿把触角伸向多方面；也得益于一大批志同道合之学界友人的热心相助，经常性的思想交锋和“精神聚餐”，因此，我们更愿意，且完全可以从世界的角度，从发展的角度，从未来可能的态势，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传统的医学，看看当今我们能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
热衷于西医标准评判中医，前提就是荒谬的；拘囿于中国看中医，注定是狭窄的；局限于今天论中医，必然是短视的。更不用说停留在过去的历史中评论中医了！
作者/何裕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