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暑假工（散文）
打暑假工
陈扬桂
打暑假工不只是当今青年学子的社会实践活动，我这个年近花甲的老者，也曾打过一回暑假工。
那是1979年暑假，我们这些出生于农村的大中专学生，缴完几担“皇粮”后，自己也成了吃皇粮的“国家人”。从此，跳出了农门，不再是生产队的劳动力了，而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未实行，田土没有分到户，我们既不用出队上的集体工，自己家里也没有田地需要帮忙耕种。暑假里，我们便划算着去哪里做做工、挣点钱。恰在这时，周旺地区医院在院后的山顶上修建蓄水池，所需的红砖、河沙、水泥、钢筋等建筑材料，都需要肩挑背扛地运到山上去。由于挑运建材爬山特别辛苦，承建这个工程的社队企业站又把工价压得很低，那几个给区粮站、供销社等企业搬运物资的半工半农搬运人员，不肯接手这项搬运任务。企业站站长的儿子跟我们是邵阳师范的同学，虽然他不屑于做这样的苦力，但知道我们有打工挣钱的想法，便要他爸把这个苦差事交给了梅元、建海、立飞和我等几个同学。
去师范读书之前，我在家里干过各种农活，也参加过西冲公路和石山湾、水口和板屋亭等水库的劳动，还百里迢迢，去六都寨水库当过民工，对挑担子这样的苦力活，并不畏惧。但当时我还是不足17岁的未成年人，个子又很矮小，虽然有几斤蛮力，但耐力远远不及他们几个20出了头的同学。为了尽量不占同学的便宜，我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力争与他们干同样多的活。挑红砖的时候，他们每担挑20个，我绝对不会只挑19个。然而，一担红砖挑上山，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太吃力的事情，而我，却是“哼哧哼哧”地从山脚一路粗气喘到山顶的。尽管如此，挑到后来，我还是没法将一担红砖如数挑上山去。实在挑不动的时候，我便悄悄地一头拿出一两个藏在山坡边的树丛中，等到收工后，再一个个地找出来送到山上去。我的这个小动作，渐渐地被做工的师傅们察觉了，但他们没有点穿，我的那几个同学也从来没有提起。挑河沙的时候，我就不得不耍点心机了，特意找来一担箕身略微浅平一点的畚箕，同样装满一畚箕的河沙，相对就会少一些。然而，我的这个小聪明，对都是在农村干活长大的同学来说，他们肯定也是看得出来的，但也从来没有谁说过。
最难干的活，要数扛水泥了。那时的水泥都是用牛皮纸包装的。一百斤一包的水泥，被三层牛皮纸包裹得严严实实、胀胀鼓鼓的，扛在肩上，稍不留神就会滑落下来。不像现在的水泥，用的是尼龙编织袋包装，扛水泥时，可以用手牢牢抓住一角。每逢扛水泥时，我先得把水泥码到与肩膀一样高的位置，再背过身子，将水泥拖到肩背上。背上水泥爬山坡，水泥不断地往下滑，我就不得不越来越把背躬得更低。实在背不动的时候，就只能连人带着背上的水泥，一起紧紧靠着一棵树的树干伸伸腰、歇口气。如果离工地已经不远了的话，我就干脆让背上的水泥滑到地上，等到喘了一口气，再将水泥抱到山顶上去。
扛钢筋既吃力又麻烦。且不说重重的钢筋压在肩膀上，把肩膀勒出一道深深的红印子，疼痛难耐，那老长老长一根的钢筋，扛在肩上，在树林里穿来穿去，钢筋一下插进了这个刺窝，一下又被哪棵树给别住了，人也就跟着进一步退一步，或者被别得晃过来晃过去。真的是苦不堪言。
蓄水池前后修了一个多月，我们几个同学也就做了一个暑假的搬运工。在整个劳动过程中，我尽管死挣硬扎地干，与他们几个同学比起来，我还是干得最少的。但是，他们都对我很友好，谁也没有计较我干得少。最后结算，我们4人共得了200元钱，我也一分不少地分到了50元钱。平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钱，我兴奋极了，拿到钱摸了又摸、数了又数。回到家里，我要把钱交给娘。娘坚决不接，她说：“你去邵阳读书，家里没有钱给你，也没有给你买什么东西，你自己留到作零用。”我说，我用不了这么多钱。娘说：“你不是说想买块手表吗？你就拿去买手表吧！”那时，我们同学中戴手表的人还不多，但在我参加的美术小组里，却多数同学戴上了手表。因为要背着画夹外出写生，为了不影响功课，我曾经跟娘说过“要是有块手表就好”。那不经意的一句话，想不到娘一直记在心里。
当年邵阳二纺机厂试制了一种没有品牌的手表，被称为“试制牌”手表，一块这样的手表只卖三四十元钱。新学期开学时，我要娘收下10元钱，余下的40元钱，我带到邵阳，交给在二纺机当后勤处长的堂姑父，托他给买了一块“试制牌”手表。
几十年过去了，想起那段打暑假工的日子，颇多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