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 欲望与快乐：论福柯
《规训与惩罚》[1] （Surveiller et punir）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处理权力的配置。从三个方面来说，这个问题对我十分主要：
（1）自身和与“左翼”的关系：对权力的概括是非常深刻的政治创新，它对立于所有的国家理论。
（2）对于米歇尔而言，这个问题可以让他超越《知识考古学》[2] （L’Archéologie du savoir）中还在使用的话语构成和非话语构成的二元性，解释了这两种类型的构成如何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分配或衔接（不是将一个部分还原为另一个，或者将二者等同起来，等等）。这并不是抹杀区别的问题，而是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找到一个理由。
（3）还有一个特殊的结果：权力配置既不是依赖于压抑，也不依赖于意识形态。打破了那些大家都或多或少接受的各种选项之后，《规训与惩罚》提出了一个规范化和规训的概念。
我相信，关于权力配置的问题正在向两个方向发展，这两个方向虽然不完全矛盾，但也有着明显的区别。无论如何，权力配置不能还原为国家机器。在前一个方向上，它们合成了一种弥散的、异质的多元性或微观布局。在另一个方向上，它们指向了一个图示，一种抽象机器，内在与整个社会领域的机器(例如，全景敞视主义，界定了不被看到的观看的一般功能，可以应用到任意多样性上)。似乎对这些方向的微观分析同样重要，因为第二个方向说明了米歇尔并不满足于单纯“散播”的方向。
相对于《规训与惩罚》，《求知之愿》（（La Volonté de savoir）[3] 更进一步。观点还是一样的：既不是压抑，也不是意识形态。然而，简要点说，权力配置不再满足于做一个规范执行者 ，它们倾向于充当构成要素（性的构成）。它们不再满足于形成知识的实体，它们构成了真理（权力的真理）。它们不再指向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否定的范畴（疯癫、作为监禁对象的犯罪分子），他反而指向了所谓的肯定性的范畴（性）。在《半月文学报》（Quinzaine littéraire）[4] 上的一篇访谈中，肯定了最后一点。在这方面，我真地相信，在《求知之愿》的分析中的确有新的进展。危险在于：米歇尔是否回到了某种类似于一种构成性主体的东西上，为什么他感觉到需要复活真理，即便他让真理变成了一个全新概念？这并不是我自己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只要米歇尔不给出另外的解释的话，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错误的问题。
对我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米歇尔在《规训与惩罚》中确立的微观分析的本质。微观和宏观的差别显然不是尺度上的差别，不是微观布局涉及的是更小的组织（如家庭并不比其他形态缺少扩展的能力）。这也不是一个外在的二元论的问题，因为微观布局内在于国家机器，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也贯穿了微观布局——两个层面的完全的内在性。那么，其差异是否就是尺度问题？《求知之愿》的某一页明显拒绝了这种解释。然而，这一页内容似乎将宏观与战略模式关联起来，将微观与战术模式关联起来。这让我十分困扰，因为对我来说，米歇尔的微观布局似乎有一个整体的战略层面（尤其是我们考察一下不可能将它们分开的图示）。另一个方向就是权力关系的方向，如同对微观的确定（尤其参看《半月文学报》上的访谈）。但我相信，米歇尔并没有提出这一点：他原创的权力关系概念必须和所有其他概念一样，视为一种新概念。
无论如何，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异质性和差异，尽管这不能排除二者的内在性。所以，我的问题如下：是否这些本质上的差异让我们可以继续谈论权力配置？国家的观念并不能应用在微观分析层面上，因为正如米歇尔所说，这个问题并不是国家的缩小版。但是权力的观念是否还有其他更多的应用？难道它不是一个整全概念的缩小版吗？
我找到了第一种方式，让我在当下与米歇尔产生了差别。如果我与菲利斯·加塔利谈欲望装置（agencement），这是因为我并不确定可以从权力角度来描述微观布局。对我来说，欲望装置表明了欲望绝不是自然的或自发的规定。例如，封建主义就是一个装置，它开启了与动物（马）、与土地、与解域化（骑士历险，十字军），与女性（庄严的爱和骑士风范）等关联的新关系。还有一些完全疯狂的装置，但它们总是会在历史上被定位。我想说，对我自己来说，欲望在这个异质性的装置中，在这种“共生关系”（symbiose）中循环运行：欲望就是带有确定装置的欲望，一种共生作用的欲望。当然，欲望装置包含了权力装置（例如，封建权力），但它们需要在不同的装置元素中确定下来。沿着一个轴线，我们可以分辨不同的存在状态，在欲望装置下阐释（这里我同意米歇尔对两种类型的构成或两种类型的多样性的区分）沿着另一个轴线，我们可以区分出解域化和再辖域化，以及辖域化的运动会导致一种装置（例如，所有的解域化运动都会走向教会、骑士风范、农民）。权力配置会让任意的再辖域化的发生，即便最抽象的再辖域化的发生都浮现出来。所以，权力配置成为装置的一个构成要素，不过，这些装置也包含了解域化的点。简言之，权力配置并不会组合或构成什么东西，相反，欲望装置会按照其中的一个层面来散布权力构成。这让我可以回答一个我必须回答，但米歇尔无须回答的问题：何以会欲望权力？对我来说，第一个差别在于权力是欲望的感受（认为欲望绝不是自然的现实）。所有这些都非常类似。我并没有谈过解域化和再辖域化两种运动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然而，在这个意义上，首先对我来说，欲望就是微观分析的对象。
在一个我认为十分基础的方面，我十分赞同米歇尔：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压抑。例如，陈述或言说，都与意识形态无关。欲望装置与压抑无关。不过，十分明显，在权力配置上，我并不像米歇尔那样信心十足，我逐渐迷失在它们赋予我的晦暗不明状态的空洞之中。在《规训与惩罚》中，米歇尔说权力关系实现了规范化和规训。我想说的是它们编码和再辖域化了（我认为在这里，我与米歇尔的区别不纯粹是术语上的差别）。然而，既然我强调了欲望优先于权力，或者对我来说，权力配置是第二性的特征，它们的运行仍然具有压抑性效果，因为它们摧毁的不是作为自然给予物的欲望，而是摧毁了欲望装置的末梢。让我们看看《求知之愿》中最壮观的问题：性装置将性态（sextualité）还原为性（还原为性差异，精神分析在这个还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恰恰在宏观和微观的边界上，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压抑效果。性态，作为一种历史上可以变化的欲望装置（可以通过解域化、流、结合来确定欲望装置），将要被还原为一个分子结构，即性，即便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还原不是压抑性的，但这个（非意识形态的）效果本身就是压抑的，因为不仅在潜能上，也在其微观现实层面上，这个装置都支离破碎了。所以，它们只能继续作为幻象存在，幻象会改变它们，扭曲它们，让它们完全变形，或者变成一件可耻的事情……一个小问题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为什么是某些陷入麻烦的人，而不是另外一些人，会更加感到耻辱，或许是更依赖于耻辱？（例如，有遗尿症或厌食症的人并不太受羞耻影响）。所以，我需要一种压抑概念，不是那种压制自发性的压抑，而是一种拥有多个层面的集体装置，而权力配置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
另一个基本要点：我认为这个既不是压抑，也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具有一个相关项，事实上它依赖于这个相关项。社会领域不是由其矛盾决定的。矛盾的观念是整体上的不充分年代观念，它已经在权力配置中暗含了一种各种矛盾的强大的共性（例如，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事实上，似乎对我来说，米歇尔在权力理论上的另一个伟大创新就是不自相矛盾的社会，或者很难发生矛盾的社会。不过，他的回答是：它将自身作为战略，它组成了各种战略。我发现这一点太绝妙了。我看到了这个巨大差异（战略和矛盾的差异），需要重读克劳塞维茨在这个主题上的著作。不过我并不满足于这个观念。
我会说，对我而言，一个社会，一个社会领域并不会自相矛盾，但是它会从各个侧面渗漏。首先它逃离了所有的方向。这条逃逸线就是首先出现的线（即便这里的首先不是时间顺序上的首先）。逃逸线并不外在于社会领域，或者说来自于它，相反，逃逸线构成了自己的块茎或制图学（cartographie）。逃逸线与解域化运动是同一回事。它们并不意味着回到自然。在欲望装置中，它们就是解域化的瞄准点。在封建主义中首先形成的就是它所提出的这些逃逸线，就像在10-12世纪时那样，就像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那样。逃逸线并不一定是革命的，相反，逃逸线是权力配置试图封印和阻截的东西。在11世纪，所有解域化的线都出现了：最后的侵略；有组织的掠夺和洗劫；教会的解域化；农民移民；骑士的转型；城镇和城市的转型，它们逐渐抛弃了领土模式；货币转型，货币被投入到新的流通中；妇女地位的改变，她们那些端庄优雅的爱情被解域化了，甚至包括骑士的爱等等。战略附属于各种逃逸线，从属于它们的结合，从属于它们的方向，从属于它们的收敛和分歧。再说一遍，我发现了欲望的首要性，因为欲望恰恰在于各种逃逸线，各种流的汇聚和分流之中。欲望与逃逸线不可分离。所以，似乎对我而言，米歇尔遇到了一个与我完全不一样的问题。因为如果权力配置在某种程度上是构成要素，那么只有抵抗现象才有可能遭遇权力配置，这个问题涉及到这些现象的地位。事实上，它们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压抑。然后，在《求知之愿》两个重要的页面里，米歇尔说到：难道这不会让我说这些现象是虚构的……但他究竟赋予了它们什么样的地位？在这里，有许多不同的方向：（1）在《求知之愿》中，抵抗现象犹如权力配置的倒影（image inversée），它们有着同样的特征，同样的传播，同样的异质性……，它们会面对面，但这个方向似乎既会走向死局，也会从其中一边找到出路；（2）这就是《政治周刊》（Politique Hebdo）[5] 的一篇访谈指出的方向：如果权力配置是真理的构成要素，如果存在着权力的真理，那么就必然存在着作为反对权力的反战略的真理的权力。于是，对于米歇尔来说，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及他重新引入真理范畴，尽管它让其依赖于权力完全重新塑造了这个概念，那么他找到了对准权力的武器了吗？但我并没有看到如何去做。我等待着米歇尔给出他在微观分析层面上对真理的重新概括。（3）第三个方向，也就是快乐（plasir）的方向，身体及其快乐的方向。再说一遍，我还在等待。快乐何以会激发反权力，他如何思考快乐概念？
我认为有三个概念，米歇尔是用全新的方式来概括的，不过他并没有完整地提出来：权力关系、真理和快乐。
我还有一些米歇尔没有提出来的问题，因为他已经通过它自己的研究解决了这些问题。相反，为了鼓励我自己，我告诉我自己，从他的问题和感觉中，还有另外一些我并不共有的其他问题。逃逸线、带有集体的历史规定的解域化运动，在米歇尔的著作中都没有对应的项。我自己并不怀疑抵抗运动具有的地位，因为逃逸线就是第一规定，因为欲望聚集了社会领域，权力配置既是这些装置的产品，也是将它们加以摧毁，加以封印的东西。对于那些声称处于社会边缘上的人物，我和米歇尔一样感到害怕：我越来越不能容忍浪漫化的疯狂，犯罪，越贵或嗑药。但是逃逸线，即欲望装置，在我看来，并不是由边缘人物创造出来的。相反，它们是横贯社会的客观的线条，在社会中，边缘人物被定位在这里或那里，组成了一个圈圈，一个漩涡，一个重新编码。所以如果首先给定的社会就是逃逸于它的社会，一切都被解域化的谁，那么我就不需要提出抵抗现象的地位问题。于是，对于米歇尔和我来说，知识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地位并不是一回事（我想更深入地解释一下我如何看到我们之间的差别）。
我们最后一次彼此相见，米歇尔十分友好而亲热地向我说道：我不可能忍受欲望一词，即便你使用的欲望一词如此与众不同，我自己会不禁地思考或体会这样一个事实，即欲望=匮乏，或者说欲望就是压抑。米歇尔接着说道：那么我所谓的“快乐”或许就是你所说的“欲望”，但无论如何，我需要另一个词，而不是欲望。
再说一遍，很明显，这不是词语区别的问题。我几乎不能忍受快乐一词。但为什么是这样？对我来说，欲望包含了非匮乏，它也不是一种自然的给定。欲望在整体上就是以这种正在运作的异质性装置的一部分。它是一个过程，对立于结果或发生。它是一个感受（affect），对立于情感。它是一种此性（haecieté），即一天、一季、一生的个体独特性。与主体性相对立，它是事件，而不是一个人或一件事。首先，它意味着内在性领域的构成，或者无器官的身体，而它只由强度、门槛、程度、流的区域来界定。这个身体既是生物学的身体，也是集体的和政治的身体。在这个身体基础上，组成了装置和分离，这个无器官的身体承担着解域化或飞行线的衍变。它不断变化着（封建主义的无器官的身体与资本主义的无器官的身体不同）。如果我称之为无器官的身体，这是因为它对立于所有的组织的分层，无论是有机体的组织还是权力的组织。也正是身体组织的群会击碎内在性的平台或区域，会将欲望施加在另一种类型的平台之上，每一次都会将无器官的身体分成各个层次。
如果我说的话令人疑惑，这是因为在我和米歇尔之间还出现了许多问题：
（1）我不可能对快乐给出肯定性的评价，因为快乐似乎打破了欲望的内在过程。对我来说，快乐似乎处在分层和组织化一边，这样，欲望被展现为从内部从属于规则，从外部被快乐所管制。我告诉我自己如果米歇尔强调萨德，我就与之不一致，我则相反，我强调的是马佐赫（Masoch）[6] 。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受虐狂，而米歇尔是施虐狂。这样说似乎不错，但并非如此。我对马佐赫的兴趣不是疼痛，而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快乐打破了欲望的现实性，并构成了其内在性的平台（同样，或者毋宁换一种方式，在高贵的爱之中，构成了内在性的平台或一个无器官的身体，在那里，欲望不匮乏任何东西，欲望会回避会直接介入打断其过程的快乐）。对我而言，快乐是人和主体让自己走向一个超越它们的过程的唯一方式。这就是再辖域化。从我的观点来看，这正是欲望如何在匮乏规律下引出，并与快乐规范保持同一条线上。
（2）另一方面，米歇尔认为权力配置与身体有着直接和即时的关联，这一点十分重要。我更关心它们如何将一个组织施加在身体上。这样，无器官的身体就是解域化的场所或行为者（因而也是欲望的内在性的平台）。而所有的组织，米歇尔所谓的所有的生命权力的体系，实际上就是身体的再辖域化。
（3）我是否能设想如下的等价关系：我的无器官的身体/欲望是否对应于米歇尔的身体/快乐？米歇尔跟我谈的身体/肉的区别是否可以放在无器官的身体/有机体的关系当中？在《求知之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中，米歇尔谈到了生命如何让抵抗理论的地位成为可能。D. H. 劳伦斯写到了他的说，但并不完全自然，毋宁是一种通过各种既定的装置而不断变化的欲望内在性平台。劳伦斯的欲望概念关系到实际的逃逸线（一个小细节：在《求知之愿》的结尾，福柯使用劳伦斯的方式正好与我使用劳伦斯的方式正好相反）。
米歇尔对于正在谈的这个问题有什么进展吗：我们如何坚持微观分析的权利（普及的、异质性的、碎片化的角色），并仍然运用某种统一化的原则，这个统一化的原则最后不会变成类似于国家或政党，集权或代议之类的东西？
首先，对于权力本身而言：我回到了《规训与惩罚》中的两条线索，一方面，微观布局的普及的碎片化的角色，另一方面，图示或抽象机器覆盖了整个社会领域。对我来说，《规训与惩罚》还有一个问题：即微观分析的两个方向（一方面是微观的规训，另一方面是生命政治的过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是我在前面注释里说过的东西。在《规训与惩罚》中的观点意味着，不能还原为国家的整体权威的图示，或许让许多细小的布局得到了微观上的统一。现在我们是否应该认为，生命政治过程拥有这种作用？我承认我感觉到这种图示观念是一个相当丰富的观念：米歇尔是否会在新的地基上重新发现它？
然而，对于抵抗的线条，或者我所谓的逃逸线，我们如何看待关系、结合、连接和统一化的过程？我想说在集体的内在性领域中，在一个既定时间点上装置得以成形，可以追溯到它们的逃逸线，这个内在性领域也有一个真正的图示。于是，我们必须发现这个复杂的装置可以通过运行连接起来的解域化的线与点，来实现这图示。在这里，我谈到了战争机器，也谈到了权力配置，但是完全不同于国家机器或军事制度。一方面，我们有国家-权力图示，国家就是一个分子机器，将图示的微观元素变成了一种有组织的平台；另一方面，逃逸线的战争机器图示（战争机器就是一个装置，它将图示的基本元素生产为内在性平台）。只要两种不同类型的平台在这里相交，我就可以停下来：一种组织化的先验平台反对装置的内在性平台。我们会回到之前提到的问题。从这里开始，我就不太清楚如何用米歇尔现在研究的术语来定位我自己。
（附记：平台或图示的两种对立的状态之所以让我感兴趣，是因为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在历史中相遇。一方面，我们有组织化和发展的平台，这个平台自然是隐藏着的，但让一切可见的东西可以被看见。另一方面，我们拥有内在性的平台，那里只有速度和缓慢的程度，没有发展，一切都被看到和听到。第一个平台与国家不是一回事，但与之相关联。第二个平台恰恰相反，是战争机器，一种梦幻般的战争机器。例如，在自然层面上，居维叶和歌德都考察了第一种平台，而荷尔德林在《许帕里翁》（Hypérion）和克莱斯特，还有更多的人，考察的是第二种类型。于是，还有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音乐中也是这样，有两种相互冲突的对声音平台的概括。正如米歇尔分析的那样，权力-知识的连接或许可以解释如下：权力意味着第一种类型的平台-图示（例如，古希腊城邦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与之相反，还存在着反权力，它或多或少与战争机器和另一种类型的平台相关，各种各样的少数的知识（阿基米德的几何学，或教会几何学，国家实际上就是在与教会几何学做斗争）以及郑一泓专属于抵抗线条的整全的知识类型，它与其他知识类型并不一样）。
[1]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Paris: Gallimard, 1975.
[2] Michel Foucault,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 Gallimard, 1969
[3] Michel Foucault, La Volonté de savoir, Paris: Gallimard, 1976.
[4] 访谈名称为《通向身体内部的权力关系》（Les rapports de passent à l’intérieur des corps），访谈者为鲁塞特·费纳思（Lucette Finas），发表于《半月文学报》1977年1月的上半月版，此文也收录于《言与文》（Dits et écrits）第三卷上，p.230.
[5] 访谈题目为《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La Fonction politique de l’intellectuel），《政治周刊》1976年11月29和12月5日连载，收录于《言与文》第三卷，p.109.
[6]参看我的书《论萨德-马佐赫》（Présentation de Sacher-Masoch, paris：Éditions de Minuit, 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