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的爱情

认识一个人的唯一方式是不抱希望地去爱那个人。

对于爱着的人来说，被爱的人总是显得那么孤独。

在被爱的人身后，性欲的深渊就像家庭的深渊那样闭封着。

——摘自本雅明的《单行道》

在他的断想集《单行道》中，本雅明有关爱情的孤岛式话语，有一句是这样的：

“相爱的两个人在一切之中最眷恋的是他们的名字。”

阿多诺认为这是一个“被从日常观察中剔除了出去”的洞察，因而有着一种“悲哀的真实”。本雅明的这一思想方法至今未被广泛应用，则是我们的“悲哀的现实”。

我们是否可以把这句话尝试着“修改”一下，用来指谓读者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比如是否可以“修改”为：

读者最迷恋的是他所迷恋的那个作家的名字——？

这是因为，蕴藏于一个作家的复杂性和深邃性大于任何针对他（她）的评论和描述，在一切之中，只有他（她）的名字可以天然而又完美地将其涵盖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永久珍藏的，散发出特定气息的载体。我觉得至少对于本雅明本人这是适合的。很多人读过汉娜.阿伦特关于本雅明的那篇著名的文章，并对下面的这段话印象深刻：

如果把他（本雅明）完全说成是我们通常的框架里的作家，就得做出许多否定的陈述，例如，他是极其博学的，但他不是一个学者；他的研究对象包括文本及其解释，但他不是语言学家；他不是对宗教而是对神学以及把文本神圣化的神学式解释所吸引，但他不是神学家，他对圣经不那么感兴趣；他是一个天生的作家，但他的最大雄心是创作一部完全由引文构成的著作；他是一个翻译普鲁斯特（与弗朗兹.赫塞尔合作翻译）和圣琼.佩斯的作品的人，此前他还翻译了波德莱尔的《巴黎风情》，但他不是翻译家；他撰写书评，写了一系列关于活着和已故作家的论文，但他不是文学批评家；他写了一部论述德国巴罗克戏剧的著作，还留下了一个关于19世纪法国的未完成的宏大研究，但他不是历史学家，等等。我想把他说成是诗意地思考的人，但他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

这是一段关于本雅明的被引用最多的评论，但对于熟悉本雅明著作的读者来说，这段已经是极其精当的文字不仅不能完全概括“本雅明”这个名字，甚至，在这个名字的光照下，人们马上就可以感觉到还有极其广阔的探照灯之外的黑暗区域存在。比如，本雅明的爱情，就未曾在这段评论文字中以及在其他有关的论述中被照亮过。这当然也因为爱情本身有着暗黑的不透明性质。但爱情之于本雅明不仅不是不重要的，甚至重要到曾经决定或影响过他的思想的走向，比如，本雅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亲近就直接来自于他的情人阿斯娅.拉西斯的影响。本雅明一生中有过多次爱情，这并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他是一个容易受到情人影响的人，实际上他还是一个容易受到其他朋友思想影响的人。容易受人影响，这是本雅明的一个特征。影响过他的人可以列一个名单：剧作家布莱希特，阿多诺等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员，比他年轻得多的犹太朋友肖勒姆，还有上述他的情人、“女革命家”拉西斯，等等。

受来自自身之外的其他人和事的影响和牵绊，甚至是甘愿受其牵绊，这仿佛是一种“忧郁者”“弱者”“失败者”自我确证的敏感及其惯性。但本雅明所钟情的卡夫夫、普鲁斯特等其他的“失败者”，并无这一特征。桑塔格说：

本雅明把他自己、他个人的气质，投射到了他所关注的全部主要对象之中。……他从关注的对象中看到了与自己契合的东西。

这些对象既包括精神的对象，如卡夫卡、普鲁斯特和马克思主义等，也包括物质的对象，如城市，街道拐角，拱廊街，内阳台，收藏物等等，还包括这二者之间的连接者，如“闲逛者”形象和超现实主义梦象等。

本雅明在《论卡夫卡》一文的结尾这样写道：

要恰如其分地看待卡夫卡这个形象的纯粹性和它的独特性，人们千万不能忽略这一点：这种纯粹性和美来自一种失败，导致这种失败的环境因素是多重的。我们禁不住要说：一旦他对最终的失败确信无疑，每一件在途中发生的事情都如同在梦中。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卡夫卡强调自己的失败时的狂热更令人难忘。

本雅明自己也是一个“对最终的失败确信无疑”的人。1940年9月他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自杀，看似是被西班牙警察不许他越境逃往美国，因而导致他会被遣返并可能最终进入纳粹的犹太集中营这最后一根稻草压垮的，实际上却是他早已有自杀的思想准备，因此他能够在弥留之际对自己的死亡作出安排：他让对外界说他是因病而死的。所以，他的朋友、剧作家布莱希特在悼亡诗中写道：

……你洞若观火

于是把会被曲扭的肉体毁灭。

他终于也像卡夫卡一样，在强调自己所确信无疑的最终失败时表现得如此狂热。

实际上，在他的意象式的唯物主义，他的巴黎拱廊街研究计划，他的《单行道》和《驼背小人》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他把自身投射到对象之中的忧郁的热情。这是浪漫主义的移情能力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再加上超现实主义的梦象解放等等，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思想图景及其能量。

在本雅明的爱情、婚姻和家庭关系中，也同样可以看到他把自身投射到对象之中的忧郁的热情，而且就像散布在他的《单行道》和《驼背小人》中的诸多意象一样，他让他的爱情自己说话和存在，而他本人则是爱情图景中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几乎是在盲目而又绝望地向着爱的对象发起一次又一次无力的冲击，并最终失败了。

我说的是由他自己记录在《莫斯科日记》中的他和共产党人、女革命家阿斯娅.拉西斯的两个月的爱情，准确说是他专程来到莫斯科，展开的对拉西斯徒劳无功的，如同卡夫卡小说人物那样的，盲目、迷乱而又笨拙的追求过程。我们知道，卡夫卡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一般都有着在梦境中似的清醒的使命感，而围绕在主要人物身边的次要人物则通常具有一种机械的、喜剧性的笨拙，这二者之间的互动形成了“飞矢不动”的黑暗命运。在《莫斯科日记》中，本雅明的清醒的爱的使命感亦被他自身的机械的、喜剧性的笨拙所环绕，形成了一个秘奥诗一般烟雾缭绕的暗黑的爱情中心。《莫斯科日记》是一本奇怪的书，本雅明对拉西斯的追求是一段奇怪的爱情。

《莫斯科日记》记录了本雅明1926年12月6日至1927年1月底近两个月时间在莫斯科的活动情况。一方面，他尽其所能地奔走在冰雪覆盖的莫斯科的大街小巷，以便为柏林的某家杂志“描述”共产主义莫斯科的“革命事实”；另一方面，他几乎总是精疲力竭地赶着趟参加莫斯科的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特别是看戏和看电影；然后，他还要为苏联的百科全书撰写有关歌德的辞条，为此他需要会见文艺界的官员；贯穿在所有这些活动中的一条主线则是他对拉西斯的不懈追求。

这一年的本雅明34岁，虽然婚姻情况不好，但却并未离婚。而这时的拉西斯不仅也有婚姻，同时还有一个早于本雅明的先到的情人，而且这个情人还是本雅明的朋友，两人隔三岔五地在同一个旅馆房间里工作和睡觉，本雅明参加的莫斯科的文艺活动大多由此人介绍和带领前往。在这种情况下，两位情敌却心照不宣，对此一言不发。在与拉西斯的关系上，这位先到的情人无疑享有优先权，实际情况是多年之后两人双双从斯大林的监狱出狱之后，拉西斯最终嫁给了他。这样，本雅明就只能见缝插针地实施他的爱情行动。但他的热情丝毫不减，正如他在《单行道》一书中所写：

认识一个人的唯一方式是不抱希望地去爱那个人。

《单行道》中的另一段话可以视作他的爱情方式：

恋爱中的人不仅迷恋钟情之人的“缺点”，不仅迷恋一位女人的怪癖和弱点，而且恋人脸上的皱纹、痣、寒酸的衣着和有点倾斜的走路姿态，都会远比任何一种美更持久和更牢固地吸引着他。……我们的感知深为倾倒地就像一群小鸟一样地那女人焕发的光焰中盘旋不已，并且就像小鸟在树上枝繁叶茂的隐蔽处寻求庇护一样，我们的感知也会遁入我们所爱之人的身体上的皱纹、笨拙的动作和不大引人注目的粉刺之中，它们在这里能够踏实、安然地自在。任何路人都不会猜到，正是在这个地方，在有缺陷和易受指责的地方，爱恋的飞矢营巢而居。

这种对爱情的洞察本就来源于他与拉西斯的爱情。这可从《单行道》的题词看出：“正是拉西斯宛如工程师一般使'这条街整个地穿过作者’，她给作者指明了一条政治上的不归路。”这条“不归路”——亦即“单行道”，指的是这位“女革命家”所给予他的马克思主义影响。

这就是本雅明式的爱情：一方面是梦幻般的心醉神迷，执迷不悟，一条“单行道”走到黑，另一方面是在梦幻中洞察在日常观察中所看不到的爱情“真实”。正如他的另一格言：“在持续不断的观照下，一件艺术作品的效力会得到提升。”在持续不断的爱中，爱的效力同样也会得到提升。本雅明凝视着他的爱人，他自己却得不到相同的注视，但他却丝毫也不抱怨他的爱得不到回报，因为在他心醉神迷地注视着她的时候，他已经从她的上方“展翅飞了过去”。

在《莫斯科日记》的最后一篇日记中，本雅明带着未曾得到的爱情，将要离开在政治上也令他失望的莫斯科。他是这样走的：

箱子放在膝盖上，我含着眼泪坐雪橇穿过暮色的街道来到火车站。

这一天是1927年2月1日。他带走了爱情的梦幻和人所未见的“爱情意象”，同时还有关于莫斯科和关于他自己的政治前途的事后证明是富于远见的政治判断。

进入30年代，他从纳粹猖獗之下的德国被迫踏上流亡之路。此时他爱上的是“十九世纪的首都巴黎”，他沉迷于巴黎“拱廊街研究计划”达十三年之久。他发现、发明并亲身体验了“城市闲逛者”这一现代美学形象。但他未能整体地完成他的“拱廊街研究计划”，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成为欧洲文化史上又一个如他所钟情的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和卡夫卡一样的纯粹而又完美的“失败者”。

2018年4月5日写于兰煜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