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法家张弼，被誉为“张旭复出”，狂草：好到极处，俗到极处
扬子江头几问津，风波如旧客愁新。
西飞白日忙于我，南去青山冷笑人。
孤枕不胜乡国梦，敞裘犹带帝京尘。
交游落落俱星散，吟对沙鸥一怆神。
—明·张弼《渡江》
扬子津渡口，一位白衣儒士，目光深邃地望向滚滚长江，江水风波依旧，过往的旅客新愁换旧愁。落日匆匆西去，比这些过客还要忙，只有向南的青山巍峨不动，冷冷嘲笑着忙碌的世人。
这位孤独的白衣人因一腔爱国热血而孤枕难眠，身上依旧还有帝京的尘土。亲友就像天上零星的星辰，散落四方，孤独的白衣人只能对着纷飞的沙鸥，吟唱心声。
张弼《草书火里冰诗扇》
这位白衣儒士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张弼，明代著名书法家。明成化年间，张弼在京为官期间因为性格太过耿直，得罪了不少权贵。后来因为一首《假髻曲》讽刺时贵，诗云：
东家美人发委地，辛苦朝朝理高髻。
西家美人发及肩，买妆假髻亦峨然。
金钗宝钿围珠翠，眼底何人辨真伪。
夭桃窗下来春风，假髻美人归上公。
遭到当权者的忌恨，于是联合起来把张弼排挤出京城，任江西南安知府。
或许正是张弼这种高风廉洁、刚正不阿、不取媚权贵的个性，因此张弼于书法之中最爱草书，他的草书风格倾向于表现自我，不受当时“台阁体”的束缚，敢于直抒心意，因此名动海内，“海外之国，皆购求其迹”，书名“震撼一世”。
张弼《草书元宵七言绝句轴》
然而，在当时书法圈内的人士对张弼的草书评价却是毁誉参半，同时代的陈献章评价张弼的书法是：“好到极处，俗到极处。”这是什么原因呢？张弼的书法到底好在哪里？又俗到哪里呢？
张弼书法所处的时代背景
明王朝初期百余年间，明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政治上极力强化君主专制和君主集权。因此在文化方面，除了对文人进行拉拢、利用的同时，还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高压政策，加强思想文化控制，提倡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发展了“台阁体”文学，从而限制了文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性。
在这种政治和文化背景下，书法艺术也呈现出被压抑的气氛，“台阁体”盛行，书法也成为了统治阶级用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工具。书法风格追求平正典丽，很难在书法作品中感受到创作者个性化的思想情感，扼杀了很多人的艺术生命。
张弼《草书元宵七言绝句轴》2
关于这一点，我们看看当初朱熹老夫子是怎么评价“宋四家”书法的，我们就能理解了。朱熹曾经这样这样说：
“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欧阳文忠公（修）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惟观其深者得之。黄鲁直自谓人所莫及，自今观之，亦是有好处。但自家既是写的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须要得恁欹斜则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为是，但自要如此写；亦非不知做人诚实端悫为是，但自要恁地放纵！”
张弼草书被誉为张旭复出，好到极处便是俗
张弼以草书名世，《明史·文苑》称其：“善诗文，工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
张弼草书从明初的“三宋”（宋克、宋广、宋璲）入手，盛年时从师法“三宋”转而向唐人张旭、怀素取法。这个时候他的草书风格就更加突出了，作品“怪伟跌宕”，是其书法水平最高的时期。
张弼《怀素上人草书歌》
张弼《怀素上人草书歌》
张弼《怀素上人草书歌》
张弼《怀素上人草书歌》
张弼《怀素上人草书歌》
祝允明曾经说：
“张公始者尚近前规，继而幡然飘肆。虽声光海宇，而知音叹骇。”
其中“尚近前规”主要说的就是张弼的书风与元末明初的书法风格有延续性，但是更为主要的是他能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之上“幡然飘肆”，写出自己的面目，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朝着抒情的方向发展了。
所以张弼的草书对于明朝中后期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是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陆深评云：
“东海先生以草书盖一世，喜作擘窠大轴，素狂旭醉，震荡人心。”
张弼的草书时誉甚隆，王鏊评曰：
“其草书尤多自得，酒酣兴发，顷刻数十纸，疾如风雨，矫如龙蛇，欹如坠石，瘦如枯藤，狂书醉墨，流落人间，虽海外之国，皆购求其字，世以为颠张复出也。”
张弼《杜甫曲江二首之一诗轴》
所以，我们看张弼的草书，绝对算是够狂、够怪，作为狂草作品，可谓好到了极处。那为何又说张弼的草书“俗”呢？陈献章为何评价张弼的草书：“好到极处，俗到极处”呢？
原来张弼的草书盛名之后，应酬之作颇多，因此很多作品落差极大，有些作品他自己也不满意。因此后世批评者也很多，项穆在《书法雅言》中就评曰：
“后世庸陋无稽之徒，妄作大小不奇之势，或以一字包络数字，或以一傍而攒簇数行，强合勾连，相排相纽，点画混沌，突缩突伸。如张汝弼、马一龙之流，且自美其名曰梅花体。正如瞽目丐人，烂手折足，绳穿老幼，恶状丑态，齐唱俚词，游行村市也。”
虽然项穆的评论有点过于夸张，张弼远没有如此不屑“齐唱俚词，游行村市”，但是他的草书有时故意夸张大小对比，参差错落，作品中也多有妖娆作态之笔，因此够乱、够俗。项穆过激的点评，切中了张弼草书轻浮的要害。
张弼《御沟流红词轴》
张弼的草书学习张旭、怀素一脉，在当时馆阁体盛行之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由于其后期的作品过分强调花俏，突出“狂”“怪”，因此习气过重，过犹不及，结果反而显得“乱”和“俗”了。而后面跟着张弼的一些时人，更是把这种庸俗之风发挥到极致。
后世直到祝允明的出世，才力挽狂澜，重振明朝大草的气候。但即使如此，张弼的大草强调抒情的特性，对大明的草书的贡献还是值得肯定的。因此，陈献章说张弼的草书：“好到极处，俗到极处”，真是太确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