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阎纲散文杂感（插图）连载22 ：《关于<铁木前传>同孙犁的通信》
关于《铁木前传》同孙犁的通信—— 阎纲散文杂感（插图）连载之22
阎 纲，男，1932年生，陕西咸阳礼泉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6年供职中国作家协会，后调文化部，编辑家兼评论家。后期以散文随笔著称。著有《文学警钟为何而鸣》《我吻女儿的前额》《美丽的夭亡》《阎纲文化之旅》等。
你在散文随笔的创作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你的《我吻女儿的前额》和《美丽的天亡》，我几次拜读，每次都流下泪水。我认为，这样的文字，将成为传世之作。——屠岸
阎纲那些追忆性的作品，以独特的角度回顾文坛沧桑，韵味深长。——陈忠实
阎纲散文的风格是平易，是亲切，是坦率，是真诚，是行云流水般的自如和潇洒。他善于实话巧说，长话短说，摇曳多姿，不落俗套，能于平朴中见文采，于淡泊中寄至味。他的散文属于那种有价值重心和意义指归的散文。——李建军
李林荣教授写道：阎纲的散文聚焦于人，着力于情，世态人心众生相，尽显爽直话语中。他的杂感体例各异，内审已、外观物，关切民风，描准文坛，映衬出的是跨世纪数十年来的风云变迁。
作家杨闻宇说：阎纲作品的最大特色是解剖人性。他所执的手术刀似比孙犁的锋利、明快。
“微风读书人”魏锋说：阎纲散文七个字：老辣、简约、有风趣。
孙犁同志：
久未向你问安，不知起居、视力情况如何，甚念。
几月前，从维熙同志来信，询问《文艺报》将要讨论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的计划，提到同你的通信，我们要了来准备发表，不料，我胃里长的肉瘤须立即住院手术，同你联系的事委托编辑部同志代为办理，探悉你已经同意发表了，我以为很好。
《文学短论》收到，还是原来素净雅致的装束，一上眼就很舒服，谢谢！
我这次住院前后，读了一批中篇小说。近来中篇小说开始活跃，原因可能有五：一、三中全会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二、短篇小说和话剧创作的带动；三、大型刊物纷纷创刊提供阵地；四、这种形式比长篇省力，又较短篇有容量，能及时地讲述较为曲折的故事和塑造典型人物；五、读者欢迎，因为它不像读长篇那样费事，又比读短篇“解馋”。我以为，不论从锻炼作者或供应读者各方面考虑，中篇小说的创作，需要鼓励和提倡。我想呼吁一下。
为了研究中篇创作的问题，如人物刻画的特点、情节的结构以及这种形式的独特奥妙之处，我学习了《阿Q正传》、《铁木前传》和你的《关于中篇小说》。前天刚读完《铁木前传》，昨天就收到这期《新港》上滕云同志的论文，颇觉有益。论文的作者确实抓住了作品的新鲜处，发掘出作品美的东西，我很愿意读这样的文章。
《铁木前传》教给我很多很多的东西。读你的作品，一点不费气力，因为它那样诚挚、率直、多情和富有奇异的表现力。我进入一个生活境界、艺术境界、作者和读者完全平等的境界，远离“政治”却不知不觉透出爱憎的境界。然而，它绝非“轻音乐”。它是风云时代人情世故的生动写真，如音乐之悦耳，却非一味的轻松。一部作品中作者的政治与艺术高度融合之后，人们看到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艺术，而是生活，生活的美。
描写如此简洁、隽永、秀丽，然而绝不刻意雕饰。你把白描的手法运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你把绚丽的五彩云霞用清澈见底的水色映衬出来。你寥寥几笔就使人物神情毕现的手法实在高超。你运用文字经济到了极点。“绚丽之极，归于平淡”，你将五光十色的文采藏在明丽平朴的背后，“红妆素裹”正是孙犁的艺术风格。
你在处理叙述和描写，高大与平凡，政治和生活，正写与侧写，烂漫与朴素，人物与事件，颂扬与批评，爱与憎，怨与恨，理智与感情，完整与复杂，直录与开掘，低调与强音，说教与谈心诸方面，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在历经变乱的文坛上，显得分外动人。
对你的艺术方法和风格，特别是你用极俭省的笔墨活现人物内在感情的绝技，使我惊叹不已，但又不敢妄加评论，我以为那里面的道理很深，深海探珠，尚须一番苦苦钻研的功夫。
忽而兴起，写了一堆幼稚的话，为了向你表示问候，不意劳了你的精神。
你已进入老年，到了介绍自己经验的时候，大家早就有此愿望。盼快些动笔，我已经等不及了。
谨颂
健康！
阎 纲 1979年9月24日
阎纲同志：
昨天收到《鸭绿江》评论组转来的你写给我的关于《铁木前传》的信。说是等我的复信写好了，一同在刊物上发表。
这当然是叫我做文章。但是，我首先问候你的病体，祝你早日康复！
近两三年来，在我写的短小文章里，谈到我自己的地方太多了。我自己觉得可笑，这样迫切地表现自我，是一种形将就木的象征吧！
其实，作家表现自己这是不足为奇的，贤者也不免的。真诚的作家并不讳言这一点。而作品之能具有一定的生命力，恐怕就离不开这一点。
你以为小说里就没有作家自己吗？那是古今中外，都无例外，有。
《铁木前传》里也有我自己，以下详谈。这几年我谈了自己不少作品，但就是没有谈这本书，在写给一个地方的自传里，我几乎把这本书遗漏了。因为这本书对我来说，似乎是不祥之物，其详情，请你参看拙著《耕堂书衣文录》此书条下。
初看到你的来信，我还是无意及此。但是我很为你的热心和盛情所感动。今天早晨起来，才有了一些想法。
晚年孙犁
这本书，从表面看，是我1953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
我下乡的地方，村庄叫作长仕。这个村庄属安国县，距离我的家乡有五十里路。这个村庄有一个有名的庙宇，在旧社会香火很盛。在我童年时，我的母亲，还有其他信佛的妇女，每逢这个庙会，头一天晚上，煮好一包鸡蛋，徒步走到那里，在寺庙听一整夜佛号，她们也跟着念。
但我一直没有到过这个村庄，这次我选择了这个村庄，其实不只没有了庙会，寺院也拆除了，尼姑们早已相继还俗；其中最年轻最漂亮的一个，成了村支部书记的媳妇。
在这个村庄，我住了半年之久，写了几篇散文，那你是可在《白洋淀纪事》中找到的。
其中有两篇和《铁木前传》有关。但是我应该声明，小说里所写的，绝不是真人真事，所以无论褒贬，都希望那里的老乡们，不要认真见怪。
创作是作家体验过的生活的综合再现。即使一个短篇，也很难说就是写的一时一地。这里面也不会有个人的恩怨的，它是通过创作，表现对作为社会现象的人与事的爱憎。
读者可以看到，《铁木前传》所写的，绝不局限于这个村庄。许多人物，许多场景，是在我的家乡那里。在这个村庄，我也没有遇到木匠和铁匠，当我来到这个村庄之前，我还在安国城北的一个村庄住过一个时期，在那里，我住在一个木匠家里。
我的写作习惯，写作之前，常常是只有一个朦胧的念头。这个念头，可能是人物，也可能是故事，有时也可能是思想。写短篇是如此，写长篇也是如此。事先是没有什么计划和安排的。
《铁木前传》的写作也是如此。它的起因，好像是由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
确实是这样，因为这种思想，使我想到了朋友，因为朋友，使我想到了木匠和铁匠，因为二匠使回忆了童年，这就是《铁木前传》的开始。
阎纲同志，在我这里，确实没有“情节结构的特点以及种种独特奥妙之处”。你把这本小书估计太高。
需要申述的是，所谓朦胧的念头，就是创作的萌芽状态，它必须一步步成长、成熟。也像黎明，它必然逐渐走到天亮。
小说进一步明确了主题，它要接触并着重表现的，是当前的合作化运动。
一种思想，特别是经过亲身体验，有内心感受的思想，可以引起创作的冲动。但是必须有丰富的现实生活，作为它的血肉。
如果这种思想只是抽象的概念，没有足够的生活基础，只能放弃这个思想。为了表达这个思想，我选择了最熟悉的生活，选择了最了解的人物，并赋于全部感情。如此，在故事发展中，它具备了真实的场景和真诚的激情。
我国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是非常丰富，非常值得学习、值得珍贵的。这个传统的特点之一，就是真诚，就是文格与人格的统一和相互提高。
投机取巧，虚伪造作，是现实主义之大敌。不幸的是，这样的作品，常常能以哗众取宠之卑态，轰动一时。但文学艺术的规律无情，其结果，当然昙花一现。
我们目前应该特别强调真正的现实主义，至于技法云云，是其次的。批评家们应该着重分析作品的现实意义及其力量，教给初学写作者为文之法的同时，教给他们为文之道。
所答恐非所问。祝
好！
孙 犁 1979年10月1日
【附】孙犁信中写道：“《铁木前传》……对我来说，似乎是不祥之物，其详情，请你参看拙著《耕堂书衣文录》此书条下。”现于原文照录：
此四万五千字小书，余既以写至末章，得大病。后十年，又以此书，几至丧生。则此书于余，不祥之甚矣。然近年又以此书不存，颇思得之。春节时，见到林呐同志，嘱其于出版社书库中，代为寻觅。昨日，林以此本交人带来，附函喻之以久别之游子云：“当它突然返回家乡时，虽属满面灰尘，周身疮痍，也不会遭遇嫌弃的吧？”盖所找到之书，因弃掷过久，脏而且破，几与垃圾同朽矣。
呜呼，书耳，虽属上层建筑，实无知之物。遭际于彼，并无喜怒。但能反射影响于作者，而作者非谓无知无情。世代多士，恋恋于斯，亦可哀矣。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二日 耕堂识
孙犁在文革时期 摄于1973年夏，年满六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