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握新的发展阶段、贯彻新的发展理念、构建新的发展格局？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解读和落实‘十四五’规划《建议》，要把握好逻辑主线，就是要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想，在《建议》中具有重要地位，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要深刻领会，把握好科学内涵。”11月28日，第二届中国发展规划论坛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向论坛发来的书面致辞中说。
“十四五”规划建议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如何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只有全面理解“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才能共同谋划“十四五”发展蓝图。
△ 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管委会主任朱之鑫
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管委会主任朱之鑫指出，“十四五”规划建议的核心要义是“三个新”，即把握新的发展阶段、贯彻新的发展理念、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发展规划要通过系统性的规划布局和安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更好地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要做到三点：
一是把握发展规划在新发展阶段的新使命。发展规划是发展目标的重要载体，是实现发展思想和理念的重要载体。编制好“十四五”规划要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综合考虑点面、上下、前后等各方面关系。立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用系统的观念来增强发展目标的协调性，增强政策措施的一致性，把握好发展的节奏，蹄疾步稳。
二是用新的发展理念来指导发展规划的改革创新。在过去的十三个五年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我们围绕发展规划的理念、体系、内容、编制方法、实施评估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既要坚持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来推动发展，也要用新发展理念来推动规划的改革创新。
三是推动发展规划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作用。发展规划要通过系统性的规划布局和安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在产业的布局上，规划要探索如何突出创新的核心定位，带动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提升。在区域的布局上，规划要探索如何拓展市场空间，发挥市场潜力，使各区域更好按主体功能区的要求来谋发展。在城乡布局上，规划要探索如何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有效地推动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在开放的格局上，规划要探索如何依托大顺畅的国内循环，形成对全球资源的引力场，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更高质量的国际循环。
△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区域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伟民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区域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伟民表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把握三个关键词：
一是“格局”。要优化我国经济生产、分配、需求、技术等基本格局，因为经济基本面就在这里，确定发展基本的路径，走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2035年的目标，是我们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和先手棋。
二是“循环”。要畅通国内生产、分配、需求及其相互之间的循环，打通堵点，清理淤点，这种循环是全国统一市场的大循环，不是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部门自己的小循环和内循环。
三是“开放”。要促进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而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内单循环。我们讲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并不是说要减少进出口的数量，而是要继续当好世界工厂，能出口还是要出口，同时还要争取当好世界的市场。
构建新格局，杨伟民认为，一是优化供需的格局，主要任务就是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提高国内需求占总需求的比例。二是优化需求格局，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最主要的是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占国内需求的比重，扩大内需。三是优化分配格局，居民消费相对少，源头在收入，所以提高居民消费占内需的比重必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使居民收入增长努力同步快于经济增长。四是优化生产格局，生产格局当中不去简单地说一二三产业，工业、农业、制造业等，最主要是要提高消费型产业占整个产业的比重，特别是要提高中高端消费产品的规模和比重。五是优化技术格局，主要提高自主可控技术产业占比，降低高技术产品对外依存度。六是优化开放格局，首先要坚持扩大开放，同时要增强内外循环的畅通性；二是通过绿色创新降低资源性产品对外依存度；三是通过机制创新降低文旅产品对外依存度。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在分析“十四五”时期我国区域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新形势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是非常不平衡的，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内外环境和面临的形势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差距或将继续扩大，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性产业集聚度将成为主要影响因素。
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区域差距未来会更大程度表现为数字化转型的差异，现在已经能够看到这些迹象。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传统生产要素和新生产要素的相对地位发生了变化。一些在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方面具有优势的地区，如今相对优势在减弱；而人力资本、技术、数据正在成为地区竞争最重要的因素。数据规模、数据采集、储存、加工、应用能力和数据的基础设施正在成为区域竞争的制高点。
“十四五”时期应通过政策工具推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与腹地围绕数字化转型开展合作，提升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能力和产业发展能力，避免加剧“马太效应”，收窄地区间“数字鸿沟”。
△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指出，“十四五”期间新的重量级的百亿级、千亿级数字消费的场景一定会出现。数字化生产会全面提高效率和质量，目前确实还是散点，产业互联网总体上还在一个探索的阶段，但是经过多年的积累，特别是5G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会促使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
下一步要发展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如城市管理、智慧驾驶、数字医疗、数字教育等都是公共领域的，政府放还是不放，需要谨慎考虑，因为准入和监管是要并重的。
数字化消费、数字化生产、数字化服务、数字化安全、数字化资源配置、数字化创新合作都有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十四五”期间，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要有适应数字时代的政策，它和以前政策是不一样的，数字经济也会带来挑战，要明确底线和边界，全社会携手共同应对。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张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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