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百岁:一个正常的天才
杨振宁对清华体制最重要的贡献
是最早为清华建立了一个“学术特区”
2011年10月20日,杨振宁在清华大学高等物理研究院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摄影/孙晓曦
本刊记者/霍思伊
9月22日,这是杨振宁赴美留学时护照上的生日。据李炳安和邓越凡两位教授考证,此为当年误写,杨振宁的实际生日应为10月1日。而今,距杨振宁出国时的1945年已过去了76年,距他2003年“归根”也过去了18年,一晃眼,杨振宁已经99岁了。“过九不过十”,因此,今年杨振宁迎来了自己的“百岁华诞”。
在9月22日于清华举办的“庆贺杨先生百岁华诞”研讨会上,他说,1971年,他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好友邓稼先给他写了一封信,末尾写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今天,他可以自信地对稼先回应道:“我是后50年合了你'共同途’的途,我相信你也会满意。”
2003年,杨振宁正式全职回国,住在清华园里,这里曾是他幼年成长的地方,他几乎“爬过其中的每一棵树”,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一生走了一个大圈”,但在耄耋之年回来,对杨振宁而言,却不只是回到原点,他找到了“这辈子最后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杨振宁在清华园
早在1996年6月中旬,恰好杨振宁回国,时任清华校长王大中和副校长梁尤能就找到他,对他提起,清华希望可以复兴理科和物理系,正在筹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简称高研中心),对标的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模式,希望可以吸引各个领域的一流学者、做纯粹的尖端研究。杨振宁听后表示非常支持这个想法。
1997年6月2日,高研中心正式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杨振宁说:“王校长要我帮助建立高等研究中心,我感到义不容辞。”当时,杨振宁由于国外还有任务,而且要照顾生病的妻子杜致礼,因此没有立刻回国,但在1997年~2003年间,为了沟通高研中心的发展规划,他和清华大学之间往来的通信、传真和邮件就有几十封。
杨振宁是清华高研中心的名誉主任,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老同事聂华桐被聘为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是中心成立后被引进的第一个教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虽然杨振宁是名誉主任,但中心的几个基本原则都是他和聂华桐讨论并最终确定的。第一、人员要精干,教授职位都是终身制,且只有少数几个,每个位置都要精挑细选;研究员和副研究员则都是非固定职位,要尽可能流动,以始终保持机构学术的活跃;第二、必须要提供足够宽松自由的研究环境,不限定具体研究方向,也没有经费、论文和项目的压力,一切费用,包括招收研究生的费用,都由中心提供;第三、要有最优秀的学生。
2009年4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更名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据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原校长、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顾秉林回忆,根据最终商议后达成共识的章程,中心要遵循“精干、择优、流动”的原则和“创新、交叉、综合”的主导思想。
这是典型的普林斯顿高研院模式,也就是创始人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心中的“学人乐园”。他希望,在这个乐园里,最顶尖的科学家被邀请来此,“只是为了能够天马行空地自由思考宇宙、生命及其他一切命题。”
朱邦芬还记得,来高研中心之前,聂华桐找他谈话,只说“你想研究什么都行”,还给了一大笔启动经费,直到最后也没有用完。
既然这种自由的模式是“跟着人走”,人才,尤其是某一领域的顶尖人才,就成为中心发展的关键。
清华大学“姚班”的创办人姚期智最初是清华高研中心2004年引进的,当时,他正值学术盛年,且在美国事业发展稳定,突然回国,令很多人吃了一惊。实际上,这一切仅仅始于“一场简单而随意的饭局”。
朱邦芬回忆,当时,清华物理系举办“与大师面对面”系列讲座,他正担任物理系主任,请“图灵奖”得主姚期智教授来给学生讲自己的学术人生。讲座结束后,他请姚先生吃饭,聂华桐作陪。三个人闲聊,姚期智说起夫人在香港,聂华桐开玩笑地说,既然你夫人在香港,你在美国,你们隔这么远,不如你到清华,至少和香港没有时差。姚期智笑笑,似有意动。当晚,聂华桐立刻向杨振宁汇报此事,“杨先生当场就决定,无论如何,想办法把姚期智留下来,全职进入高研中心。”
“杨先生当时说,他(姚)在普林斯顿的工资多少,我们这里给的完全match,差额从基金会里拿。”朱邦芬回忆说,“杨先生非常果断,而姚先生也很痛快地下了决心,因为杨先生是他从小的偶像,”朱邦芬形容道。
这里提到的基金会,是香港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和“清华大学北美基金会”。这也是参考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做法,为了保证学术的自由和独立,资金的独立和充足是首要的。高研中心成立后,杨振宁立刻开始筹款,他以个人名望和人脉在香港和北美分别注册了两个基金会,并带头捐款了100万美元。也是在杨振宁的劝说下,很多朋友也都捐了款,此外,他还把自己每年100万薪资的部分用于中心。据朱邦芬介绍,基金会运行良好,目前里面约有1500万元左右,这笔钱至少够中心维持约几十年,每年只需要动用少数本金,主要是给中心人员提供补贴或改善待遇。
2005年,中心又聘请“密码女王”王小云担任“杨振宁讲座教授”。王小云一直在山东大学,师承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当时,她的成果已经在国际上知名,只是密码学和中心其他的物理、数学等研究领域联系不大,“但杨振宁觉得她这个研究厉害,有前景,而且对国家有用,所以拍板把她招了进来。”朱邦芬说。这也是典型的“跟着人走”。
实际上,高研中心虽然不限制研究人员具体的研究方向,但在招聘人员时就大致限定了研究领域,杨振宁先生定了“大的方向”:一是不做实验,只做理论研究,这点和普林斯顿一致。朱邦芬指出,做实验还需要场地和设备,现有的经费将远远不够,高研中心不是物理系,没必要“把摊子铺的这么大”,要有自己的纯学术定位;二是不招聘粒子物理和核物理领域的研究人员,重点发展凝聚态物理。目前,中心有六个方向,除了凝聚态以外,还有冷原子物理、生物物理、理论计算机,天体物理和数学,其中凝聚态物理方向的研究人员最多。
杨振宁一贯的看法,是在当下这个历史阶段,高能物理至少在几十年内不会出现突破性的成果。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说过一句话,party isover,翻译成中文是“盛宴已过”。2016年,关于大对撞机的讨论让他的这一观点再次引发大范围争议。近几年,在各种不同的公开场合,不断有人反复问他,是否改变了这一看法,他给出的答案总是斩钉截铁的否定。但这不只限于学术上的争议,在清华园,他将这一理念贯穿于整个高研中心和物理系的发展。他认为,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应该将重点投向更有前景的领域,比如凝聚态物理。
在朱邦芬看来,杨振宁在招人上有两个主要标准,一是看他的学术成果和发展潜力,二是研究方向。“杨先生很重方向,他特别主张你在一个新的领域刚开始的时候就进入,这样比较容易出重要成果。”他说。
清华大学前任校长陈吉宁曾评价:“在杨振宁推动下成立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不仅在学术前沿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清华大学的办学理念和管理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朱邦芬认为,杨振宁对清华体制最重要的贡献,是“最早为清华建立了一个学术特区”,“这个特区对清华后来的很多改革,包括制度改革和人事改革等,都起到了先行者的作用。”
一个“正常的天才”
所有人都公认,杨振宁是个天才。
杨振宁12岁时,他的父亲杨武之就认为他“似有异禀”。在他35岁时,因为和李政道合作发现“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此时距他们二人发表相关论文才过去了一年。杨-米尔斯规范场论(非阿贝尔规范场论)启发了高能物理的“标准模型”,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成就之一。2012年,在杨振宁的90岁寿辰上,清华大学送了他一个黑色大理石立方体作为生日礼物,上面一共刻有他在物理学4个领域的13项重要贡献,包括统计力学、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和场论。
但在朱邦芬眼中,杨振宁是个天才,却没有一些天才常有的脾气或傲慢。他待人接物非常平等,很有君子之风。2000年,有一次杨振宁请他和妻子吃饭,饭后送他们回家,停下车后,主动下车,给他妻子开了车门。
朱邦芬去清华前,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所长黄昆是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老同学,两人关系密切。“在杨先生回国前,我和他的私人接触不多,但经常听黄昆说起杨振宁。黄先生说杨振宁是个最正常的天才,这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此后许多年,随着我和杨先生更多私下里的接触,我对这句话越来越有体会。”朱邦芬感慨道。
晚年的杨振宁,仍保持着对世界旺盛的好奇心,朱邦芬和他一起聊天,他对各种事情都好奇,会不停地提问,不仅是关于物理,社会、政治、经济无所不包。
杨振宁和翁帆结婚后,有一个“杨-翁Studio”,他喜欢用镜头记录生活,两人出去旅游,朋友到家里做客,以及生活中遇到任何他觉得值得记录的事情,他都会自拍自剪,还要自己配乐。有一次,朱邦芬带两岁的小孙子去他家做客,他看小孩子不声不响但眼睛总在转着,于是拿起镜头,过几天,朱邦芬收到一张CD,里面是杨振宁为他小孙子拍摄的两分钟视频,其中很多特写镜头,“他能观察到非常细微之处,发现我小孙子的眼睛总是转来转去,那个神态我平时都没怎么注意到。”朱邦芬说。
杨振宁不仅能体察幽微之处,还能仰观宇宙之大。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同事、美国物理学家费曼·戴森曾写道:科学家有两种:一种像鸟,飞得很高,纵观全局;还有一种是青蛙,守住一个区域,比如井底或者池塘边,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做得很仔细。但杨振宁既是飞鸟,有大空间尺度的眼光,能够俯瞰很多事情,又很注重细节。
1929年,杨振宁住进清华园时才7岁,2003年,他再度住进清华园时,已经81岁。他的童年有8年在清华园度过,晚年则在同一个园子至今又“扎根”了18年。他人生的起点在清华的科学馆,这栋建于1918年的砖红色欧式小楼从正门进来,左手第三间,是他父亲杨武之曾经的办公室。现在,这里是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所在地。
2007年,高研院从理科楼搬过来时,杨振宁很高兴,这里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也见证了清华和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