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薛澜：新冠这类突发事件，执行必须容错
这时候执行必须有容错，没有任何人所有的决策是完全准确的。这类事件属于不明原因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新冠疫情非常典型。
11月26日，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薛澜在“《财经》年会2021：预测与战略”上表示，面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在它发生的初期阶段，“我们对它的特点不了解，公共卫生的应急体系对它属于低敏感度，通过各种信息的收集构建、认知，我们也没有预案，决策也是逐渐认知的过程，组织架构应对也是扁平的。这时候需要的领导力适应能力非常强，不断学习，不断迭代，去创新。这时候的执行必须有容错，没有任何人所有的决策是完全准确的。这类事件属于不明原因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新冠疫情非常典型。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薛澜
“我们下一步需要去加强的，首先是对新型传染病风险和其他各类风险的研究，第二点是对各种防控措施的研究，第三点是社会群体的风险沟通，最后是制定关于新型传染病的各种风险控制的公共政策。”薛澜认为。
以下为薛澜发言实录：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讨论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前面三位都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我更多的是做公共管理，就从应急管理的角度介绍一下，应对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的考虑。
首先是应急管理的研究。我们讲所有类型的突发事件，最核心的一个概念是风险。风险就是对个人和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的不确定性和损害程度的综合反映。其中一个维度是不确定性，也就是发生的概率，另一个是损失的大小。
应急管理是政府和社会对突发事件的事前预防、事发应对和事中处置、善后恢复过程中采取的相关措施。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事前的风险管理，涉及到对风险的认知、研判和预警。这次新冠疫情，一开始就涉及对它的认知问题：这是个什么样的事件，会不会发生人传人，传播的速度多快。这个认知和研判对于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应对非常关键。一旦事件明确了，是重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我们就要采取各种响应措施，应急处置，最后进入到恢复重建和总结反思。
公共突发事件分成四大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就是其中的一大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应急管理系统，整个国家应对事件的体制机制和整体安排，在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面临很大的挑战。首先，在各类突发事件里，健康风险对人类的威胁是最直接的，人和物的全球流动导致风险的扩散是非常难以控制的。例如最近大家看到的冷链食品的风险传播。
全球卫生健康条件的差别，各国治理不同，各国的应对策略和相应的效果也有很大的差别。有些国家采取同样的措施，但它产生的效果差别很大，每个国家体制机制不同，采取的策略也不同。在公共健康领域，一个国家不安全，所有的国家都不安全。
怎么样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从传统意义来讲，应对各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真正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在它发生的初期阶段，我们对它的特点不了解，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对它属于低敏感度，我们也没有预案，决策也是逐渐认知的过程，组织架构应对也是扁平的。这时候的执行必须有容错，没有任何人的决策是完全准确的。这类事件属于不明原因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新冠疫情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第二类是常规的事件，就是已经跟人类共存的疫情。虽然新冠疫情应对起来有很大挑战，但还有相当多的公共卫生事件，比如鼠疫，基本上已经控制住了，但偶尔还会发生。去年在内蒙就有鼠疫的发生，还有艾滋病等其他的各类传染病，更不用说流感。这类传染病已经被看成是常规事件，我们对它高度敏感，应对它也很有办法，有一套非常完整的预案。我们采取决策也会非常清晰迅速，组织架构层级也是非常清晰，而且我们的领导能力在应对这类事件都是有专业训练的。
这两类事件相对而言在两端。但这次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挑战，它变成了一个延续的事件。首先在风险感知上，我们现在对新冠疫情有充分的了解，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我们不了解。我们现在有疫苗，但是疫苗的效果能持续多长时间，以后会不会产生变异。另外新冠肺炎愈后会不会出现不同的后果，现在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另外一点是决策。现在进行决策的确面临很大的挑战。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领导力是有韧性，敢于承担责任的，而且我们可能需要不断地调整应对措施。所以这类事件是我们现在应对新冠疫情非常典型的一类情况。这也是公共治理方面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如果我们用刚才的框架分析，中国在新冠高风险阶段的防控策略我们非常清楚：防控的挑战是要防止病毒大规模传播和病人死亡，所以我们的政策目标就是降低传播，拯救生命，我们当时采取的措施也非常清楚，就是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同时争取一些资源拯救病人。
我们现阶段碰到的一个情况就是，疫情会出现反复，包括像北京、喀什、天津、上海等地出现的情况，都属于偶尔的反复。这个时候就需要权衡，怎么去防止它局部性甚至更大规模的传播，同时还保证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所以我认为，当前的防控策略最关键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把新冠疫情反复的风险压在可接受的水平之下，这是目前面临的挑战。
在现阶段，我们需要采取的就是共同的理念和策略，灵活的措施和路径。首先要对控制新冠疫情策略的成本和效益进行更精准的分析，我们社会对新冠疫情的可接受风险水平是什么。这点刚才牛津大学的教授也谈到了，英国认为很难完全控制疫情，要“与狼共舞”，一定程度上接受它的风险。那在中国可接受的程度是什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是不一样的。
第二点，不同时期新冠疫情风险控制的成本也是不一样的，存在效益递减。如果我们把横轴看成是控制传播风险的成本，纵轴是取得的健康效果，大家可以看到在风险水平比较高的时候，我们花费成本所取得的收益是比较大的；但是一旦进入到后期阶段，我们花同样的成本，降低风险或者是提高收益的水平是非常有限的。这种情况下，成本效益的分析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去做的。
另外一点是不同风险之间的权衡。防控新冠肺炎最好的办法就是隔离，但是隔离在家，时间长了也会给人造成一些心理上的问题，这之间风险需要去权衡。从更大的角度来看，风险防控和经济萧条之间的风险也需要去平衡。所以，更精准的风险分析是我们要考虑的。
第二个，在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怎么进一步做决策。到了现在的阶段，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地权衡新冠肺炎的风险控制和经济萧条的风险。这一点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所以我觉得也确实需要进一步的、更好的决策。
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群体的风险沟通。这次新冠肺炎提供了一个机会，能够让风险的概念、风险治理的概念更深入人心，能够让大家知道，我们采取各种行为都有一定的风险，在不同行为之间选择反映了不同的风险偏好；同时能够让全社会在风险治理方面更理性地做出选择。
首先要加强对新型传染病风险的研究和其他各类风险的研究，第二点是对各种防控措施的研究，第三点是社会群体的风险沟通，最后是制定关于新兴传染病的各种风险控制的公共政策，我想这些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加强的。
“《财经》年会2021：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联合主办，于11月25日-27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