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书画，为什么有的人画轴还没打开就知道真伪？ / 四六文摘

首先，我们来讲讲对联。对联还有一个别名叫楹联。楹联的出现，始于五代时期。据传当时蜀主孟昶题词于桃符版上，曰 “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这可能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楹联。但这仅限于书写于木门两侧，既有驱邪之意，也有应节的喜庆之意。到明代中后期后，逐渐演变为书写在纸、绢等媒介上的书法对联。目前所见这种对联最早的为明代后期人所书。

下面这件作品是明代后期一个叫德清的和尚写的行书五言联，这也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一副对联。也就是说，如果哪天你在市场上碰到文征明、唐寅或者文天祥等人的对联，那一定是假的。

明·德清《行书五言联》（广东省博物馆藏）

下面这副对联是晚明著名人物画家陈洪绶写的一副对联，这是晚明非常流行的一种形制。

明·陈洪绶《行书五言联》（无锡博物院藏）

下面我们看这副对联，这是之前海关截获了一批文物，要移交给博物馆收藏。当时我代表博物馆去接收这批东西。当时我看到这幅对联后非常兴奋，拍了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例非常有趣的书画鉴定案例。大家来鉴定一下这件作品，是真还是假？

文天祥款对联

对了，假的。你们看，我们上课不到五分钟，大家就学会了如何判定这件作品的真伪。知道为什么是假的吗？文天祥是南宋末年人，那个时期还没有对联这种形制，作伪的人完全是想当然。

这件作品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文天祥《草书谢昌元之座右辞卷》，非常文气，从书风来看这和之前看到的那件文天祥款的对联相差甚远。

文天祥《草书谢昌元之座右辞卷》（部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乾嘉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形制的对联——龙门对，其特色是上款落在上联的左下侧，下款落在下联的右下侧。

清·莫友芝《篆书十言联龙门对》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对联上的书体。明代后期对联上的书体基本上都是行书和草书，而到了清代乾嘉时期之后，书体开始变得丰富了，有篆书、隶书。为什么到了乾嘉时期以后开始出现篆书和隶书呢？这和乾嘉时期开始大量提倡碑版金石之学、考据之学有关。乾嘉时期大量墓葬出土，文人学士书法家开始临摹，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篆书和隶书的复兴，这也是我们在书体上看到的演变。

这是清代书法家吴大澂的篆书七言联。

清·吴大澂《篆书七言联》 (广东省博物馆藏)

甲骨文的出现有一个绝对的年份——1899年，山东文人王懿荣在拣中药的时候在兽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因此， 1899年前的甲骨文书法一定是假的。

屏条最早出现的年代，现已不可考。和对联一样，它来自于一些实用性的生活装饰。在唐代的卷轴画和敦煌的壁画中，可以发现一些作为装饰的屏风。在宋元时期的画中，偶尔也能见到一些。但作为纸绢等载体流传于世的书画屏，目前所见最早的则是明代后期。在这之后，屏风画演变成画在纸或者绢上面。这种屏风的出现即屏条画的出现，和对联出现时间大致相同的。屏的条数往往是四的倍数，比如四条、八条、十二条、十六条，我所见过最多的是四十八条。极少有不是四的倍数的，我见过十条的。

清·恽源浚《十二月花卉屏》

比如上图这十二条屏，是清代画家恽源浚（恽寿平的后人）所画的《十二月花卉屏》，现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它每一条屏都是相对比较独立的。

在画屏中，有的是构图、画意相互连贯的，我们称之为“通景屏”，如清代招子庸的墨竹通景屏

上图这六条屏它上面的图案是连在一起的，这种叫做通景屏。

无论通景屏还是独立的屏，都是明代后期才开始出现，延续至今。但到了清朝的时候，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就是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传胪张启后这四个人，他们赶上科举考试末班车，但刚刚中举不久，清政府就倒台了。

清末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传胪张启后合作的书法四屏

他们随即赋闲在家，当时的商业机构把他们四个人弄成了一个组合，一人写一件作品，成为四条屏。这四条屏成为中国书画史上有名的组合，价格要比其中任何一个人的作品乘以四还高。举例来说，刘春霖单独作品一件拍卖十万，四个人的作品按理四十万，但实则能拍到八十甚至一百万。

到了清代中后期，出现了在一个四条屏，或者六条屏、八条屏里有不同的书体。这是我们可以用来做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比如有四条屏里有篆书、隶书，也有楷书、行书，出现这样形式，就说明它的年代不会太早，一般就是晚清，不会比晚清更早。下图是俞曲园的《四体书六屏》，里面有行、楷书，有隶书，有大篆、小篆，这样的四屏我们就可以判断是清代后期之后的。

清·俞樾《四体书六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扇面

接下来再看扇面，扇面的出现比对联和屏条稍微早一些，大约明代中期。现存最早的折扇画是宣德二年（1427年）由明宣宗所画的山水人物扇面，由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这便是我们可作为判断依据的一个时间上限，扇面时间在公元1427年以前的，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假的。

明·周天球、黄姬水等诸家合作书扇面(广东省博物馆藏)

明代中期吴门画派时期，有大量的书法家，他们在同一扇面上，共同创作。上图这是周天球、黄姬水等诸家合作的书扇面，这个扇面尺幅非常小，在这一平尺里，每个人写一首七言诗，基本上用的都是小楷。这样的形式，在明代中期最为常见，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基本上就见不到了。

明代，出现少量的书画成扇，笔者所见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陈道复的《梅竹图》成扇和《行书五言诗》成扇等，但总的来说，这类成扇并不多见。

清代以来的书法，开始由帖学向碑学过渡。这一时期，扇面书法在数量上并未逊色于前代，尤其是乾嘉以后，很多书画家都有过书写扇面的记录并有作品传世。从形制上，清代前期多沿旧制，和明代风格大致接近，如王铎《草书扇面》、恽寿平《行书扇面》（均藏广东省博物馆）等。在书体上以行书、草书为主。在中后期，大量出现成扇作品。一面书法、一面绘画的现象极为普遍，如金心兰与吴大澂合作的《墨梅篆书》成扇等。

款式断代

不同时期的书画家都有不同的书款习惯，通过这种署款式样，可以作为判断时代的依据之一。在作者所题款式中，一般有上款和下款之分。下款是指作者本人的名款，一般指署款；上款指受书画者名款，但不是每件作品都有上款。一般说来，多数作品都是有下款或钤印记的，一件作品没有下款它的价值将大打折扣。

署款断代

宋人的署款，一般比较简单，大多只写姓名，也有的加上图名等。一般是用很小的字写在树缝、山石或其它较为隐蔽的地方。

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北宋人的《群峰晴雪图》，最初被专家定为明代人作品。后来去上海装裱的时候在树缝处发现有“熙宁辛”三个残字，谢稚柳观看后认为应该是宋代熙宁年间的作品，在此年间，只有“辛亥”，因此此作应该是作于熙宁辛亥年，即公元1071年，是一件有绝对年款的作品。据此亦可看出宋人书款的特色。

北宋《群峰晴雪图》

下面这件作品是美国费城博物馆藏宋代孙钰《仙女采药图团扇》。刚看这件作品的时候看不到署款，仔细看才可以看到“庚寅岁孙钰画”。字和松针一样大小，非常小，不认真看看不到署款。

宋·孙钰《仙女采药图团扇》（美国费城博物馆藏）

下面这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郭熙《早春图》。

宋·郭熙《早春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代的文人画较为兴盛，所以款式基本上是诗、书、画相结合，这以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王蒙及赵孟頫为代表，这种情况到明代中期“吴门画派”的沈周、文征明、唐寅及其传人的款式中达到极致，后来的文人画家几乎都沿袭了这种传统。

下面这件作品是元·倪瓒《水竹居图轴》。文人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诗书画印结合，这幅画上有倪云林的题的自作诗。

元·倪瓒《水竹居图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明代早、中期的不少画家书写款式都比较简单，有不少只署穷款，或只署姓名。明代的职业画家的地位较宋代有很大的提升，明代的职业画家有很高的职业待遇，他们可以在宫里任职，有官衔，享受相关的政治待遇。这一时期，职业画家的题款一般是题在画面的中心位置，或者画眼的空白位置。例如这幅林良的《松鹤图》，它的题款在两只鹤的左侧。林良的署款有着非常明显的个性特征，林和良之间他不会连笔，“林”字左边的“木”比右边的“木”要肥胖、矮小，如果你看到“林”的两个“木”长短粗细一样，那么它肯定是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