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各朝代的神童选拔，堪比现在中科大的少年班

1974年5月，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李政道曾向国家领导人提出过办少年班的设想。从1978年3月开始，中国科大创建了少年班，专门招收未完成常规中学教育，但成绩优异的青少年接受大学教育。这个少年班在当时社会上影响极大，宁铂、谢彦波等人名声大噪。后来虽然在社会上毁誉皆有，但以试验性质一直持续到今天。

其实，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崇尚文化的古国，历史上对神童的发掘、培养非常重视。不仅曾经涌现出十二为丞相的甘罗、被寄予厚望的曹冲、最终成才的王安石等等。在历朝历代，还举办了童子科的考试，为选拔这些神童提供了条件。

童子科的选拔始于汉朝，当时没有科举考试，还是以基于察举制的基础上的。所谓察举制，就是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除了考核选拔成年人外，还专门设置了童子科选拔才能优异的幼儿。

汉初的萧何就曾经设想，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能得为吏”，成绩优异者甚至可以当御史、尚书，后来以法令形式规定幼童年龄在十二到十六之间，能“博通经典”的入科。

汉代的童子科不是摆设，相继有多位名人被选举考核。左雄当年就举荐过汝南的谢廉、河南的赵建章为童子郎。在那个时候，进入童子科，成为童子郎，不仅意味着前途似锦，还代表着名满天下。这些童子郎被称为“神童”、“奇童”、“圣童”。

从汉朝到唐代这段时间，中国战乱时间多，安定时间短，大多数政权等不及培养人才，而是抱着来之能战的心理，求取大部分“即插即用”型人才。所以在这个时间段，神童往往只在民间，不过就是等到成人，能继续出类拔萃的，才能入仕。这时候史料可查的童子科，只有梁朝有零星记载。

到了唐代，继承了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又继承了汉代的童子科。唐朝的童子科，对年龄要求非常严格，早期规定必须在十岁以下，后来稍微放宽，也规定在十二岁以下。对于考试的内容，则要求能背诵《孝经》、《论语》中的十篇，并且还要书写。

这时候的童子科最大的弊端就是有人谎报年龄，因此唐朝政府并不把它作为常设的考试项目，而是时停时开。后来发现关闭并不是解决的办法，便规定更为严格的举报和惩处制度。说实话，当时的童子试的人才并不多，或年龄渐高，或精神非俊，或道字颇多讹舛，或念书不合格。

宋代是更为注重文化的朝代，初期，童子试也是几复几罢，但后来经过革新，制度更为完善。宋代的童子试与前代相比，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遇到有特别优异的神童，皇帝将亲自接见。比如杨亿，七岁就闻名乡里，朝廷先让江南转运使、状元郎张去华去他家里测试，判定无误后送往京师。

在开封，太宗亲自接见问答，杨亿镇定自如，应答如流。太宗非常赞赏，当即就授予秘书省正字，时年才十二岁。杨亿后来还被赐进士出身，成为著名文学家。更为著名的是晏殊，真宗赞赏他的人品和才学，多次接见和赏赐。另外史书中还记载神宗亲试朱天申， 宋高宗亲试朱虎臣。

可见宋朝对于神童那是相当重视，也诞生了杨亿、宋授、晏殊、李淑等等神童宰相。在南宋的同时，金国在选拔神童时，还提出了先不任官，经过学习、历练后才授予官职的策略，从而避免了拔苗助长的现象。

明朝的童子科几乎照搬了宋朝的，只不过他们还更注重对神童的教育，实行“课业廪给之制”。对于举荐的幼童，奉旨送到书院读书，国家包出学费和生活费。等到这些幼童有所成绩，优先授予官职，愿意参加科举考试的，也大力支持。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史书记载“卓然为当世名臣者，盖不乏人”。

当然，不管是古代的童子试，还是现在的少年班，这只是人才培养的一个辅助手段。在国与国之间全民素质竞争的时代，期望培养一两个天才就能国富民强是不现实的。在办好少年班的、创造神童成才环境的同时，更需要的是想法设法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