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走在人生边上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

2014年7月17日，杨绛103岁。而钱钟书去世已经有16年时间了。这对夫妻，一同走过了大半辈子，终究抵不过病痛的侵蚀，钱钟书走先了。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女儿钱瑷和丈夫钱钟书相继去世后，钱钟鲁和妻子陈霞清去见大嫂杨绛，她竟然一滴眼泪都没有。对于悲痛和酸楚，她从不多著一字；潺潺缓缓地道来，举重若轻。

不久之后，杨绛开始写《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详尽地记录着他们仨相处的时光。

与外界不多接触的她，早就借翻译兰德的诗，写下了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杨绛每年都要“躲”生日，她一再告诉出版社等机构不要去她家看望，也不要祝寿。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

杨绛96岁那年写下散文集《走在人生边上》：“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 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三里河南沙沟寓所，钱钟书和杨绛的家很容易辨识。几百户人家里，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进行装修的，如今只有他们一家。

杨绛说：“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这里离钓鱼台国宾馆极近，小区门口有人站岗，里面清一色三层旧式小楼，楼距很宽，中间是静谧的乔木和草坪。

1977年立春，钱钟书一家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居所。37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他们家不是一般的朴素啊！”曾经有记者专门去他们住所采访过他们同小区的邻居，每个人都这样感叹。钱杨夫妇过着极其简朴的日子：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钟书在的时候，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

客厅即书房，中间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钱钟书过去坐这里，他走后杨绛继续在此伏案，坚韧地写出《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等近作，年届白寿的她如今仍天天读书，笔耕不辍。

家里一切都保持钱钟书在世时的旧样。西墙边放着两张沙发，专为接待客人；东、北两排靠墙书柜，实际仅一个书架，且多是工具书；南面一溜明亮的玻璃窗，映出主人的剔透。

“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

钱钟书和杨绛同是无锡同乡，1932年相识，1935年结婚，恩爱60多年。学者夏志清说：“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他俩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

杨绛和钱钟书更像是一对天作之合。钱钟书撰写《我们仨》，回忆与钱钟书的美好时光。从相识到去英国留学再到钱去世，杨绛大小巨细记载着那些走过的日子。

杨绛回忆：钟书也爱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戏。满嘴胡说打趣，还随口胡诌歪诗。他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长诗。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全诗都是胡说八道，他俩都笑得捧腹。向达说钟书：“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

能和钱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钱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1974年，袁水拍去杨绛家传话：“同志说的，'五人小组’并未解散，钟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

杨绛立即回答袁永拍说：“钱钟书病着呢。他歪歪倒倒地，只能在这屋里待着，不能出门。”对方表示：钱钟书不能出门，小组可以到这屋里来工作。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他们不嫌钱钟书家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钱钟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可是杨绛和钱钟书都是顽固之人。乔先说，屋子太小了，得换个房子。杨绛和钱钟书异口同声，一个说“这里很舒服”；一个说“这里很方便”。袁辞去后，钱和杨咧着嘴做鬼脸说：“我们要给房子！”然后传来的话：“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钟书同志。”

杨绛不客气地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了一天，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

杨绛回忆：“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么回话的。”

1975年国庆节，钱钟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钱钟书说：“我国宴都没能去。”袁水拍说：“钟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杨绛马上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最终，他们谁也没去。

“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

钱钟书小时候最喜欢玩一种游戏，“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着一条被单，就是'石屋里的和尚’。

杨绛说，她不懂那有什么好玩，但他说好玩得很；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里的和尚”，玩得很乐。所谓“玩”，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

这件“小时候干的营生”，钱钟书乐此不疲“玩”了一辈子：在自己的“石屋”里，不受干扰地读书、笔记、沉思，于他，便是极乐。

钱钟书经历了中国最为动荡的时代，而世间诸般变化，他均豁然以对，更是练就了“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胆魄。

黄永玉在《北向之痛》中回忆，“”横行时，某天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是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一再拒绝：“我很忙，我不去！”通报者只得讨饶：“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钱立马回应：“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钱钟书自辩：“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

1982年6月，社科院人事上略有变动。文学所换了所长，钱钟书被聘为文学所顾问，他力辞得免。那天晚上，他特别高兴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

第二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开会，有车来接。他没头没脑地去了，没料到乔木忽发奇想，要夏鼐、钱钟书做社科院副院长，说是社科院学术气氛不够浓，要他们为社科院增添些儿学术气氛。乔木同志先已和夏鼐同志谈妥，对钱钟书却是突然袭击。他说：“你们两位看我老同学面上……”

夏鼐同志已应允，钱钟书着急说，他没有时间。乔木同志说：“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

钱说：“我昨晚刚辞了文学所的顾问，人家会笑我'辞小就大’。”乔木同志说：“我担保给你辟谣。”钱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杨绛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

钟书对出国访问之类，一概推辞了。社科院曾有两次国际性的会议，一次是和美国学术代表团交流学术的会，一次是纪念鲁迅的会。这两个大会，他做了主持人。杨绛说：“我发现钟书办事很能干。他召开半小时的小会，就解决不少问题。他主持两个大会，说话得体，也说得漂亮。”

一年之后，他就向乔木同志提出辞职，说是“尸位素餐，于心不安”。乔木同志对杨绛点着钱钟书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辞职未获批准。

钱钟书也只挂个空名，照旧领研究员的工资。他没有办公室，不用秘书，有车也不坐，除非到医院看病。

他在社科院的同事徐公持记述，“他在会上不大发言，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听别人说话，有时他听着听着会低头微笑，笑什么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那只是钱钟书“默”然而“存”，以求治学的“隐身大法”。

钱钟书这一生，渊博的知识、深刻的讽喻，是他学术研治和文艺创作的一贯风范；而在这些令人叹服的著述背后，是一张隐隐含笑、耐人寻味的面孔。如同所写：“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