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走在人生边上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
2014年7月17日,杨绛103岁。而钱钟书去世已经有16年时间了。这对夫妻,一同走过了大半辈子,终究抵不过病痛的侵蚀,钱钟书走先了。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女儿钱瑷和丈夫钱钟书相继去世后,钱钟鲁和妻子陈霞清去见大嫂杨绛,她竟然一滴眼泪都没有。对于悲痛和酸楚,她从不多著一字;潺潺缓缓地道来,举重若轻。
不久之后,杨绛开始写《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详尽地记录着他们仨相处的时光。
与外界不多接触的她,早就借翻译兰德的诗,写下了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杨绛每年都要“躲”生日,她一再告诉出版社等机构不要去她家看望,也不要祝寿。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
杨绛96岁那年写下散文集《走在人生边上》:“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 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三里河南沙沟寓所,钱钟书和杨绛的家很容易辨识。几百户人家里,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进行装修的,如今只有他们一家。
杨绛说:“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这里离钓鱼台国宾馆极近,小区门口有人站岗,里面清一色三层旧式小楼,楼距很宽,中间是静谧的乔木和草坪。
1977年立春,钱钟书一家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居所。37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他们家不是一般的朴素啊!”曾经有记者专门去他们住所采访过他们同小区的邻居,每个人都这样感叹。钱杨夫妇过着极其简朴的日子: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钟书在的时候,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
客厅即书房,中间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钱钟书过去坐这里,他走后杨绛继续在此伏案,坚韧地写出《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等近作,年届白寿的她如今仍天天读书,笔耕不辍。
家里一切都保持钱钟书在世时的旧样。西墙边放着两张沙发,专为接待客人;东、北两排靠墙书柜,实际仅一个书架,且多是工具书;南面一溜明亮的玻璃窗,映出主人的剔透。
“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
钱钟书和杨绛同是无锡同乡,1932年相识,1935年结婚,恩爱60多年。学者夏志清说:“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他俩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
杨绛和钱钟书更像是一对天作之合。钱钟书撰写《我们仨》,回忆与钱钟书的美好时光。从相识到去英国留学再到钱去世,杨绛大小巨细记载着那些走过的日子。
杨绛回忆:钟书也爱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戏。满嘴胡说打趣,还随口胡诌歪诗。他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长诗。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全诗都是胡说八道,他俩都笑得捧腹。向达说钟书:“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
能和钱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钱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1974年,袁水拍去杨绛家传话:“同志说的,'五人小组’并未解散,钟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
杨绛立即回答袁永拍说:“钱钟书病着呢。他歪歪倒倒地,只能在这屋里待着,不能出门。”对方表示:钱钟书不能出门,小组可以到这屋里来工作。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他们不嫌钱钟书家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钱钟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可是杨绛和钱钟书都是顽固之人。乔先说,屋子太小了,得换个房子。杨绛和钱钟书异口同声,一个说“这里很舒服”;一个说“这里很方便”。袁辞去后,钱和杨咧着嘴做鬼脸说:“我们要给房子!”然后传来的话:“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钟书同志。”
杨绛不客气地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了一天,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
杨绛回忆:“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么回话的。”
1975年国庆节,钱钟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钱钟书说:“我国宴都没能去。”袁水拍说:“钟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杨绛马上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最终,他们谁也没去。
“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
钱钟书小时候最喜欢玩一种游戏,“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着一条被单,就是'石屋里的和尚’。
杨绛说,她不懂那有什么好玩,但他说好玩得很;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里的和尚”,玩得很乐。所谓“玩”,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
这件“小时候干的营生”,钱钟书乐此不疲“玩”了一辈子:在自己的“石屋”里,不受干扰地读书、笔记、沉思,于他,便是极乐。
钱钟书经历了中国最为动荡的时代,而世间诸般变化,他均豁然以对,更是练就了“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胆魄。
黄永玉在《北向之痛》中回忆,“”横行时,某天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是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一再拒绝:“我很忙,我不去!”通报者只得讨饶:“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钱立马回应:“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钱钟书自辩:“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
1982年6月,社科院人事上略有变动。文学所换了所长,钱钟书被聘为文学所顾问,他力辞得免。那天晚上,他特别高兴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
第二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开会,有车来接。他没头没脑地去了,没料到乔木忽发奇想,要夏鼐、钱钟书做社科院副院长,说是社科院学术气氛不够浓,要他们为社科院增添些儿学术气氛。乔木同志先已和夏鼐同志谈妥,对钱钟书却是突然袭击。他说:“你们两位看我老同学面上……”
夏鼐同志已应允,钱钟书着急说,他没有时间。乔木同志说:“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
钱说:“我昨晚刚辞了文学所的顾问,人家会笑我'辞小就大’。”乔木同志说:“我担保给你辟谣。”钱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杨绛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
钟书对出国访问之类,一概推辞了。社科院曾有两次国际性的会议,一次是和美国学术代表团交流学术的会,一次是纪念鲁迅的会。这两个大会,他做了主持人。杨绛说:“我发现钟书办事很能干。他召开半小时的小会,就解决不少问题。他主持两个大会,说话得体,也说得漂亮。”
一年之后,他就向乔木同志提出辞职,说是“尸位素餐,于心不安”。乔木同志对杨绛点着钱钟书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辞职未获批准。
钱钟书也只挂个空名,照旧领研究员的工资。他没有办公室,不用秘书,有车也不坐,除非到医院看病。
他在社科院的同事徐公持记述,“他在会上不大发言,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听别人说话,有时他听着听着会低头微笑,笑什么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那只是钱钟书“默”然而“存”,以求治学的“隐身大法”。
钱钟书这一生,渊博的知识、深刻的讽喻,是他学术研治和文艺创作的一贯风范;而在这些令人叹服的著述背后,是一张隐隐含笑、耐人寻味的面孔。如同所写:“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