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北京被捉走了，明代为什么没有上演南迁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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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复兴
蒙古帝国虽然逐渐瓦解，但其后裔在此后的世界历史上仍然长期发挥重要影响，甚至在15世纪前后，一度迎来了复兴。14世纪中期，在中亚地区，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察合台汗国和帖木儿汗国，二者之间不断进行战争。帖木儿汗国最终取胜，不仅雄踞中亚，建立起东至咸海、西至波斯湾的庞大帝国；而且在永乐初年，帖木儿汗一度向东进发，打算攻打明朝，只是由于其中途暴卒，两个东方大国才避免了一次战争。帖木儿死后，帝国迅速瓦解，但势力仍然雄厚，其中一支南下印度，建立起莫卧儿帝国。元朝灭亡后，在蒙古高原上，仍然活跃着元朝的后裔——鞑靼，以及东边的兀良哈、西边的瓦剌，他们仍然对明朝北部边疆构成长期的威胁。15世纪中期，瓦剌陆续打败鞑靼、兀良哈、女真和哈密，统一了亚洲内陆东部的广阔地区，力量达到极盛。故而，这一时期瓦剌虽然在名义上仍尊奉明朝为宗主，但已开始挑战明朝在东亚地区的统治地位。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首领也先借口明朝裁抑马价、拒绝和亲，发动对明朝的大举进攻。其所统率的军队，包括了众多内亚势力。
对于瓦剌的崛起，明朝估计不足，英宗十分轻率地做出了亲征的决策，最终导致了“土木之变”的发生。但“土木之变”之所以发生，源于宣府镇防线的突然崩溃，导致英宗在北征途中措手不及，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至于土木一战失利的原因，李新峰、罗冬阳指出，与军队内部派系之争、地理环境、战略设计均有关系，与王振本人反而并无太多关联。总之，“土木之变”是明军在实力衰落后，未充分认识到内亚形势发生巨变，在战略规划并不成熟的情况下，延续明前期的军事进攻传统，贸然出击而导致的军事灾难。以明成祖的才略，倾全国之力，尚未完全征服蒙古高原，更何况此时英宗以衰落的军力对抗内亚东部的极盛大军。故而，对于“土木之变”的评价，不应该盲从士大夫批判宦官观点，而应充分关注这一时期亚洲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
徒有虚名的杨氏家族
宣府镇军队的突然崩溃，源于驻守最前线的杨俊惧而奔回。杨俊是宣府镇总兵官杨洪的大儿子。而杨洪是明前期特意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将领。
洪武晚期，朱元璋将开国武将诛戮殆尽，明军作战能力大为下降。“靖难之役”中，中央军败于燕王，显示出武将素质甚至已不如有所历练的藩王。朱棣即位后，虽然大封“靖难”武将，重建庞大的勋臣集团，但“靖难”武将在洪武晚期基本是卫所一级的将领，能力与开国武将相比，不啻天壤之别。“靖难”第一武将丘福在北征蒙古之时，在朱棣反复告诫之下，仍然一战而全军败没，便是明显的例证。朱棣迁都北京的原因之一，也是担忧武将能力不足，干脆实行天子守边。洪熙、宣德、正统时期，明朝坐视瓦剌在蒙古高原实现统一，却无力扭转，一是由于财政匮乏，军事行动受到限制；另一原因便是军队战斗力已大为下降。“土木之变”中，明朝最为精锐的京军一战而溃，也足可证明。
在武将断层的背景下，朱棣开始从行伍中选拔将官，而其中最为励志的，当数杨洪。在永乐北征中，杨洪“从成祖北征，至斡难河，获人马而还。帝曰：'将才也。’令识其名，进千户”，将杨洪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宣德时期，明朝虽然内徙开平卫，但并未放弃开平旧地，而是单独组成一支完全由骑兵构成、武器装备精良的机动部队，在开平流动巡逻。而这支军队的首领便是杨洪。英宗即位后，“时先朝宿将已尽，洪后起，以敢战著名。为人机变敏捷，善出奇捣虚，未尝小挫。虽为偏校，中朝大臣皆知其能，有毁之者，辄为曲护，洪以是得展其才”。
正统前期，杨洪在与南下的兀良哈作战中屡次获胜，迅速积累起自己的军功。“朝廷亦厚待之，每奏捷，功虽微必叙”，到了正统九年（1444），杨洪已由最初的一个千户一路升为左都督。在杨洪一次歼灭兀良哈军队的作战中，英宗不但“赐敕嘉奖”，还将杨洪的战功与其他边将进行对比，问他们：“若视洪等愧不？”此时杨洪俨然已成为明朝的一代将星。
正统十二年（1447），杨洪成为保障北京的北门重镇，也是北部边疆最为精锐的部队的驻地——宣府镇的总兵官。杨洪长期驻守宣府镇，不仅在明朝内部积累了很高的声望，而且声名远播于蒙古草原，被蒙古人称为“杨王”，成为正统时期北部边疆第一武将。杨洪身居高位之后，诸子侄也在杨洪举荐之下，充任宣府镇各级要职。杨氏家族的势力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
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最负盛誉的武将家族，在“土木之变”这种大规模战役中，却不堪一击。杨洪的大儿子杨俊在瓦剌大军到来时，首先放弃宣府北门独石（今河北赤城县西北独石口镇），致使瓦剌进入明境，才迫使英宗亲征军队只能改变计划，仓促回撤。而杨洪率领的宣府镇军队护驾不力，才使“土木之变”最终发生。可见杨氏家族镇守一方有余，然而在大规模的野战中，显露出能力不足的缺陷。
未再重演的南宋故事
“土木之变”的消息传来后，举国震惊，北京城内一片混乱。有的大臣开始倡议南迁。翰林院侍讲徐珵（后改名为徐有贞）夜观星相，发现有南移之势，认为“天命已去”，于是命家人收拾行李，准备南迁，并在朝中散播南迁言论。
揆诸情势，明朝南迁的条件，要比宋朝好很多。这是因为明朝实行两京制，南京保存有一套基本完整的政权体系。虽然朱棣将都城迁移到北京，但仁宗长期在南京监国，即位之后，便有重新回迁都城的想法。仁宗命太子居守南京，一大任务便是筹备回迁事务。但仁宗仅在位不到一年便去世了。宣宗即位以后，想法又和仁宗不同，仍希望建都北京。不过，宣宗不便直接违背仁宗的本意，于是一方面常住北京，另一方面却称北京是“行在”，也就是临时首都。正统时期，在三杨的主持下，明朝才最终决定定都北京。
但当时明朝的主流意见是鉴于宋朝南迁之后长期偏安一隅，再也未能收复故土，重现昔日的辉煌，于是决定固守北京。英宗被俘后，长子朱见深只有2岁，无法处理朝政，这时代表皇族，控制朝局的是孙太后。孙太后接受了宦官的建议，决定固守。
皇太后禁中疑惧，问太监李永昌，对曰：“是也。陵庙宫阙在此，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此，南迁，大事去矣。且陛下不闻宋靖康乎？”因述靖康事。皇太后悟，自是中外始有固志。
在国难背景下，负责军务的兵部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部门。在“土木之变”中，兵部尚书邝埜蒙难身死，时任兵部左侍郎的于谦挺身而出，同样主张固守北京。明朝上下最终统一了意见，开始加固城防，严阵以待。
但与北宋相比，此时明朝存在一个很大的弱点，那便是英宗被瓦剌俘虏，对方掌握着要挟明朝的政治筹码。看到这一不利形势，文官集团拥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即位，从而使瓦剌的如意算盘落空。于是瓦剌只能采取军事进攻的方式，“北京保卫战”由此打响。
石氏家族的异军突起
在“北京保卫战”中，于谦居中指挥，而负责统率士兵作战的是石亨。石亨来自大同镇。在不同时期，明代九边各镇地位迭有沉浮，只有两大镇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地位和较强的战斗力。一个是前文提到的宣府镇，宣府镇的重要性来源于作为京师北门的战略地位。而另一个就是大同镇，大同镇由于地处蒙古高原、山西高原交界处，是扼守北方族群进入北方平原开阔地的战略重地，其驻军是九边诸镇军队中最为敢战的部队之一。
明前期武将系统中，声名仅次于杨洪的，便是大同镇的石亨。“土木之变”前，石亨地位虽远不如杨洪，更无杨氏家族的庞大势力，但他是杨洪之后与兀良哈作战最多，也最为成功的将领。在朝野声望之中，石亨也位居杨洪之后，是明中期第二武将：“是时，边将智勇者推杨洪，其次则亨。亨虽偏将，中朝倚之如大帅，故亨亦尽力。”而石亨之侄石彪同样作战勇猛，“英果有胆气，善骑射，提大刀飞舞，彪持斧挽强。每战，亨先登，彪从之”。“土木之变”前，石亨已升为大同镇左参将，石彪也升为都指挥。
“土木之变”后，石亨最初虽兵败回京，颇不光彩，但最终通过与于谦共同主持“北京保卫战”，威震瓦剌。在击退瓦剌的攻城之后，石亨率军出城，一路追到清风店（在今河北易县西南），又设计诱杀瓦剌士兵。“北京保卫战”结束后，石亨叙功第一，封武清侯，一跃而成景泰朝重臣。在此战中，石彪也表现勇猛。“石亨出安定门，与其从子彪持巨斧突入中坚，所向披靡，敌却而西。” 如果将此战与嘉靖中期“庚戌之变”后仇鸾之尾而不战，崇祯时期满桂之一战而没对比，可见石亨叔侄的胆略和智谋，远非后世将领所可比拟，也可见“土木之变”后，明朝军队战斗力仍然较为强悍。明人南大吉认为石亨在“北京保卫战”中，有“再造社稷”之功：“当英皇北狩，群胡进围京城，四方震恐，中外戒严。大将元老，束手无策，微亨则国家几殆。然则亨此功虽谓再造社稷可也。”
同样的灾难，不同的结果
在北京城下遭遇顽强抵抗之后，瓦剌开始回撤，沿长城沿线一路向西，寻找可以突破的缺口。但明军依托长城工事，坚决固守。瓦剌由于缺乏攻城的技术——这一技术在北元退回大漠之后便丧失了——在长城一带一直没有多大斩获，甚至在大同镇的威远卫（今山西右玉县），还被石彪用火炮击死百人，遭遇了惨重失利。据明朝方面的资料记载，瓦剌军队在南下过程中，总共损失了万人左右。姑且不论这一记载的准确性，但由此仍可看出，瓦剌南下过程中，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因此，瓦剌此次南下，虽然取得了“土木之变”的巨大战果，但也有不小损失，也未实现最终的战略目的。也先有鉴于此，开始率军撤退，回到了蒙古高原。
明朝在巨大的军事灾难之后，并未如同宋朝一样，经历政权播迁、一蹶不振的历史剧变，而是通过坚决固守，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之所以会出现与宋朝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两个王朝的政权性格完全不同，军队战斗力差别很大。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政变的方式，黄袍加身，从而获得了政权。为了让宋朝不再变成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的王朝，赵匡胤借鉴晚唐、五代的历史教训，开始剥夺节度使的权力，约束武将，重用文官。受此影响，北宋军队战斗力有所下降。与之不同，明朝以武开国，政权建立的过程是与击败其他红巾军政权、北逐元朝相始终的。虽然朱元璋大肆杀戮开国功臣，但武将地位一直较高，军队战斗力也有一定保障。
第二，两个王朝的地缘格局完全不同，在战略态势上差别很大。北宋相对于辽、金，之所以一直处于战略劣势，是由于后晋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以后，中原王朝失去了可以依托的北方山脉，也无法修筑长城，据险而守，从而导致门户洞开，在北方族群的骑兵冲击之下，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而明朝在开国初年便开始依托北方山险，构建起十分系统而完备的长城防线。虽然宣府一线失守，但其他防线仍然固若金汤，导致瓦剌无法进一步深入明境，只能回撤。
第三，金朝、瓦剌的政权性格完全不同，在政治追求上差别很大。金朝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处于东北草原、森林交界地带。这一区域生态面貌较为多样，具有多种经济方式，既可以农耕，又可以游牧，还可以渔猎，因此当地族群构成和社会面貌也颇为多样，政权也相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对统治不同生态环境、经济方式的广阔地区，拥有兴趣与信心。历史上入主中原，乃至统一中国的北方政权，绝大多数都起源于这一地区，比如北魏、辽、金、清。蒙古帝国的崛起地就在蒙古高原中部靠东的地区，而统一中国的元朝，其建立者忽必烈的封地便在这一区域。金朝南下，并非以抢掠财物，而是以取代宋朝作为政治目的。与此不同，瓦剌从西边迁入蒙古高原，在政治观念上与同样崛起于西边的匈奴、突厥较为相似，是较为纯粹的游牧政权，对于统治中原并无太大兴趣，也缺乏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瓦剌南下，虽然标榜恢复大元故国，但其实并未做好统治中原的政治准备，而只是将此作为笼络各部的一种政治宣传。
不仅如此，瓦剌只是蒙古别部，在蒙古人的观念中，地位并不如作为北元余绪的鞑靼，甚至兀良哈。瓦剌统一内亚东部地区，凭借的只是武力优势，对于鞑靼、兀良哈只是暂时压制，并未像成吉思汗那样实现不同势力之间的有效整合，蒙古高原内部仍然暗流涌动。故而，瓦剌在攻明无果的情况下，不敢在长城边疆停留太久，而是在掠夺一定的财物和人口之后，迅速退回蒙古高原，以稳固自身对草原大漠的控制。
也先退回蒙古高原后，与大汗脱脱不花争夺权力，双方爆发了战争。最终脱脱不花兵败身死，也先自立为汗，成为蒙古历史上唯一非黄金家族成员即位的大汗。蒙古帝国时期，其内部形成了只有黄金家族成员才能继承汗位的政治观念。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进一步将大汗世系固定在忽必烈一系。这一传统即使在元朝覆亡，北元退归草原之后，仍然延续了下来。洪武晚期，窝阔台后裔鬼力赤夺回被托雷家族占据百年的汗位，尚且被蒙古部众视为非法，而很快败亡。也先只是出身于蒙古别部的瓦剌，他的即位直接挑战了蒙古草原的政治观念，遭到了鞑靼各部的强烈反对。伴随于此，瓦剌内部也出现了权力之争，也先称汗不久，便被阿剌知院杀死。内讧的瓦剌，在鞑靼各部的攻击之下，逐渐向西北回迁，走向衰落，作为一个族群，逐渐与明朝失去联系。
《十字路口的明朝》
天地出版社2021年9月
已获天喜文化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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