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的崩坏：天子篇(1)|解析中国古王朝比古埃及大5倍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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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篇

第一节：汤武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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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世纪的某一年，大约在前1046年或其他年份中的某一天，一支羌人的队伍穿过千山万水到达了今天的洛阳市地区。

在这队羌人面前，是一道如万马奔腾一般暴烈的大河，当地人敬畏地称之为“河水”。羌人沿着河岸继续前行，终于抵达了一个叫孟津的地方。

在这里，一支庞大的军队正在集结。

与此同时，在240公里外的朝歌城，商朝的至高统治者帝辛——也就是纣王——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图为羌国地区至孟津的大致路线。

上图所示，古羌国位于今甘肃省一带，即使以现代公路及天水市的位置计算，距离孟津也在700公里以上，而到红圈所示的朝歌地区则需要行军900公里以上。单就距离而言，说羌人不远千里灭翦大商并不为过。

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很难想象帝辛究竟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甚至把900公里以外的方国都逼到要将其除之而后快的程度—。

是年1月16日，驻扎在孟津的羌人听到了周武王自丰镐出兵的消息。

5天后，周武王抵达孟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营地。

图为武王发兵至孟津的大致路线。可见当时应为轻兵急行。

上图所示，周武王自丰都发兵至孟津，以现代公路计算距离约为400公里左右，距离红圈所示的朝歌约为600公里。相比于紫圈的所示的羌国，周国距离大商自然要近一些，但以公元前11世纪的古国而言也不可为不遥远。

到了2月21日，周武王的军队抵达孟津。

这一天，羌人和各个方国的军队出营列队，在河畔进行了一场空前的阅兵仪式。仪式上，周武王公开宣布了帝辛的一系列罪行。

他说：

殷商邪恶的君主迷惑于女人的言语，疏远兄弟表亲，还抛弃了祖先的音乐却改听那些不庄重的曲调，这些罪行已经让他失去了天命的眷顾。因此，今天我就要以天的名义对他进行惩罚。现在我要勉励各位，务必要一举击败敌人！

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周本纪·太誓》

单从周武王控诉的内容来看，帝辛的所作所为还不至于令人发指到羌人非要远征900公里将其消灭的地步。

誓师过后，周武王从羌人及其他方国的队伍里挑选了一批最精锐的战士，与自己的精锐部队编制在一起，组成了一支3,000人的虎贲部队。再整编完毕后，他们乘着300辆战车，向着朝歌的方向开拔。

2月27日，后方的羌人接到了前线的消息，称周武王率领的精锐部队已经到达了一个叫牧野的地方。

一天之后，新的消息传到了后方：

周武王在牧野击败了殷人的庞大军队。在战斗中，太公望——也就是姜子牙——如雄鹰一般掠过战场，兵锋所过之处，殷商的贵族马上将武器转向了帝辛的嫡系军队。最终，忠于殷王的军队被悉数歼灭，鲜血甚至让盾牌浮了起来，而帝辛本人则在绝望中自焚，太公望则带兵继续追击敌人的残余力量。

又过了一段时间，后方的羌人和其他军队接到了一道新的命令。他们被分为6个军团，由吕他、侯来、百弇、陈本、百韦、新荒6位将军率领，兵分4路去攻击商朝在南方的领地。

不久之后，南征的将领们击败了商朝在南方的诸侯，太公望也将飞廉、恶来父子逼到海边后将其击毙。

应当是在这段时期，从征的羌人战士大抵跟着各路将军回师献俘，而后带着战场上掠夺的物资和武王的赏赐陆续回到了故乡。当然，也免不了有一部分人接受了周国的官职留在了这里，更免不了有太多人战死沙场，尸骨永远留在了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

图为武王伐纣的大致攻势。

上图所示，红箭头为周武王攻击牧野及朝歌的大致路线，紫箭头为太公望追击飞廉的大致路线，黑箭头为另外6路军队攻击陈、厉、宣等诸侯国的大致路线。

4月15日到19日，周武王在殷地进行了一场盛大且血腥的祭祀典礼。在安排完殷地事务之后，周武王班师回国，于6月12日到19日在镐京又进行了一场规模庞大的祭祀典礼。

在这期间，约有上百名商朝的臣仆被作为“人牲”处死，还有3,200余口牲畜被宰杀，帝辛及两位妻室的头颅也被作为祭品使用。

至此，武王伐纣战争正式结束。

再之后，周武王在原属商王朝的疆域内进行了首次分封。

当时，周室封管叔于管，封蔡叔于蔡，封霍叔于霍，三者包围商王武庚作为监视，是为“三监”。

除此之外，周室还分封了曹、成、郜、滕、郇等国。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太公望和召公奭两位实权重臣被封在了最为遥远的齐地和燕地。

图为周武王时期的大致分封形势。

上图所示：

红圈为管、蔡、霍所处的三监地区，其中霍监最早的所处位置不详，大抵应在朝歌以北与管、蔡形成包围之势；

蓝圈为曹、成、郜、滕、郇等国的大致位置；

紫圈为燕、齐的大致位置。

从周武王分封的层次可以看出，当时周室已由内到外快速接收了商王朝在北中国的疆域。

自此，翦商大业告成，西周时代正式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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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商：探索华夏大一统的基因密码

以上武王伐纣的内容出自杨宽《西周史》P113-142。

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出，相比于常见的周室角度叙述方式，这一次我们选择了以一支羌人军队为主视角进行叙事。

也许，有不少读者在阅读到这里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羌人会不远千里参与这场规模庞大的翦商战争，而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究竟付出了多少，又得到了什么？

图为商朝末期商周对峙的大致形势。

上图所示，在商朝末期，周国在体量上已经相当可观了，似乎不可能被商朝轻而易举地掐死。

如果我们使用地形图的话，这一点会更为明显：

图为商末商周两国的核心领土和周国盟国的大致位置。

上图所示，蓝圈为商朝占据的中原平原；红圈为周国占据的关中盆地及孟津地区；紫圈则为羌、庸、蜀、髳、微、纑、彭、濮等国的大致位置，这些方国均直接派出过军队支持武王伐纣。

从图中具体的地形我们可以看到，周武王之所以能在孟津集结军队并举行多次阅兵，显然早已控制了整个洛阳盆地并占据有虎牢关所在的成皋地区。

从地形上看，周国与商朝之间存在有天然的地理界限，按道理两者之间存在有各守疆界的条件，似乎并没有十分的理由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如果再考虑参与翦商战争的羌、庸、蜀等国的地理位置，似乎这些方国更没有非要消灭大商的必要性。

说到这里，估计有一些朋友会感觉上面的说法有点别扭：

在我们的惯性思维中，中国古代的割据政权之间的争斗按理说从来都是至死方休，所谓“卧榻之处岂容他人安睡”，这场较量向来都是一场零和博弈，纵然会出现暂时的均势——有时甚至能持续数个世纪之久——但只要其中有一方趋于颓势，或者各方均出现疲软，就会立刻出现一股力量挺身而出灭掉全部对手，再度恢复中华大地的大一统。

那么，这种大一统的惯性是否为中华文明与生俱来，或者在某个时间节点——比如秦王朝时期——突然出现的呢？

显然不是。

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也就是夏朝时期，在华夏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二里头文化古王朝。

图为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范围，据近年发现这一范围明显偏小。。

图为二里头文化的大致范围。需要说明，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二里头文化范围要大于上图所示。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二里头文化古王朝的范围相对还是比较“正常”，与同时期世界古国的范围大致相仿。

图为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的早期范围。

不过，相比于其他古国范围的相对固定，中华文明在之后的岁月里却在一直傲慢地膨胀着。

在公元前16世纪到11世纪的商朝时期，商王朝的疆域已经远远超过同时期古国的范围。

图为商王朝范围。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商王朝的范围实际已经勾勒出了古典中国疆域的雏形，她的宏伟壮丽相比于其他同时期古国而言甚至更像个“巨型怪胎”。

商朝末年，华夏王朝的广阔疆域并没有因为商王朝的灰飞烟灭而土崩瓦解，她的凝聚力反而被进一步强化。

图为西周王朝范围。

上图中，燕国、齐国的位置非常明显，最西侧的诸侯国（方国）应指羌国，最西南的应指楚国，东南侧淮水下游的应指是鲜牟国，三者均为臣服于周朝的方国，最东南的吴国也与周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夏、商、周三代的古王朝范围中，我们可以明显发现：

夏、商、周三朝，古王朝的范围始终不断地继承着，同时还处于一个持续的扩张的状态，而且扩张的范围俨然远远超出了当时生产力限制下的统治极限，但即使如此她依旧毫无顾忌地继续延伸着雄壮的臂膀。

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始终维系着中国古王朝总能全盘接受前朝的范围，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上古中国的大规模扩张呢？

也许，答案就在我们的母亲河身上。

图为黄河古河道的变迁。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我们这条严厉的母亲河是何等的暴烈和喜怒无常。

在黄河流域，尤其在中下游阶段，黄河水道并不稳定。她经常自顾自地从河床内夺路而出，肆意抢夺亦或开创其他河道奔腾入海，丝毫不顾儿女在滔天洪水中的眼泪与悲鸣。

也就在这样的严厉鞭策下，黄河下游的古代城邦免不了产生以下3点诉求：

其一，是将这条母亲河拟人化，最终形成为“河伯”这一神祇，再尝试通过贿赂手段以抚慰神灵的天威难测；

其二，是寻找地势相对理想的地段作为洪灾时的避难地，主要为海拔较高的丘陵地区和上游地区；

其三，是利用水利设施降低洪灾对自己的损失，比如把洪水洪到其他城邦的领地，再比如避免上游城邦把洪水泄到自己的领地。

讲到这里，我们会发现：

黄河下游的沿河城邦从来不可能处于孤立状态，它与紧邻的上游城邦之间要么合作、要么敌对、要么斡旋，与再下游的城邦之间也是如此，与周边远离河道的城邦之间更是如此。下游城邦对上游城邦的一些诉求，会原封不动地搬在上游城邦对上上游城邦的关系中去，以此逐渐传递进直到通向黄河上游及渭河流域的城邦。这时候，一旦出现有某个强权出现，也就不可避免地演化成一个沿黄河流域的共同经济体。

现在，我们再回看一下商朝的范围：

图为二里头文化古王朝范围与商王朝范围对比。

上图中可见，蓝圈为二里头文化古王朝的大致范围，如果以此为基础沿河道延伸，也就是红箭头所示，正是商王朝东西范围的最终结果——当然，这个时候红圈所示的北方辽西地区及南方九江地区就会显得非常扎眼。

那么，如果说先民的扩张与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有一定关系，可为什么还要向辽西及九江这些与黄河河道并不太大关联的地区扩张呢？

或许，答案是青铜。

在人类脱离石器时代以后，青铜对人类来说未必是最重要的资源，但对于古王国而言绝对是命脉。青铜带给人类的不只有生产，还有掠夺和保卫资源的能力。

如果说河流是古王朝生命的源泉，那么青铜无疑是古王朝生命的保障——对于一个控制整条河道的古王朝而言，它必须有用大量青铜才能保证自身对河道的占据及秩序的维持。

在黄河流域，铜矿主要分布在中条山脉。不过随着范围的扩张，先民对青铜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而辽西、九江、大冶地区的铜矿产生兴趣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说到这里，我们又会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古王朝为什么不通过贸易手段获取当地的青铜，而非要千里迢迢地把手伸到这个区域呢？

从客观上讲，夏商两代的商品交换率也许还不足以支撑其庞大的大宗商品贸易网络。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更为显而易见的因素，就在于铜矿的开采，青铜的冶炼，运输的驮兽饲养和车辆建造，这些工作都需要相当一批具备专业技术的人员集中作业。而辽西地区的纬度过高，九江、大冶地区的开发也比较落后，当地能否有足够的产能来维持这些人员的正常生活，比如粮食、布匹、工具的产量，这一点着实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如果当地产能诚不足以维持青铜业务的话，那么当地的城邦或部落自然无法进行开发，黄河流域的古王朝也就不可能通过贸易手段从中获取青铜了。

这样一来，黄河流域的古王朝就必须自己提供专业人员并不断向当地输送粮食、布匹、工具等产品，才能维持当地的青铜业务。

到此为止，我们大致可以粗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上古时期的古王朝之所以稳定而庞大，核心原因来自于黄河流域及辐射范围的城邦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农业生产环境和工业生产条件。在这样的集体诉求之下，黄河流域一旦出现某个强权就有可能掌控整条河道及辐射范围，而一旦这个强权出现衰落，各个城邦为了重新维系稳定的生产条件，就会主动或被动的倒向另一个新生强权，再重新塑造各个邦国需要的经济秩序。

假若以上说法成立的话，我们再看夏、商、周三代的权力交替，应当就能真切理解先贤口中的“汤武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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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革商命：旧秩序的崩溃与重建

约在公元前17世纪与16世纪的交界期间，也就是夏朝末期，二里头文化古王朝因为某些原因趋于崩溃，给了旁边殷商取而代之的机会。

图为商代夏的大致局势。

在这一阶段，如红箭头所示，殷商贵族在商汤的带领下取代了二里头文化古王朝，而后，如蓝箭头所示，殷商贵族沿着黄河河道及二里头文化的延展方向继续扩张，最终形成了商王朝的范围。

在商朝早期，殷商贵族在商帝的命令下开疆拓土。他们在盐池、铜矿及交通要地建立起一座又一座的军事据点，并很有可能采取了定期或不定期轮换的制度进行驻守——由此可以解释为何早商时期地方据点的墓葬始终能与中原保持有相当的一致性。

大抵在这段期间，商王朝用剑与血重塑和强化夏代的秩序。

其间，贵族们用数以千计的奴隶进行祭祀，这种血腥野蛮的宗教仪式是否单纯来自于古人的迷信不得而知，但或多或少也应与威慑臣服的方国有一定关系。

图为商代祭祀使用的青铜器，其中有人的头骨。

至商朝中期，随着商王朝国家机器的老化，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地方系统也逐渐失控。

在这段期间，殷人祭祀时使用的人祭数量明显减少，这种现象一种原因可能与商王朝力量的衰落有关，另一种原因也可能与贵族由于掌控了固定的产业因此开始重视劳动力的价值有关。

至商晚期，商帝不甘于贵族们在地方的坐大而展开了反制手段。

在这段期间，商帝与贵族的矛盾趋于白热化，进而导致了商帝本人对周国这类方国的连拉带打和绥靖政策，也导致了一部分殷商贵族对商帝的反叛和对周王的投诚。受制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商朝内部的各个力量免不了加大青铜的需求，同时也免不了松懈对黄河流域的管控，上述情况最后能造成有多大的影响并不好说，但无论如何也足以在当时脆弱的经济生态之间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在这种局面下，商帝本人的权力虽然有所加强，但他的所作所为无疑触动了各地殷商贵族和周边方国的利益。接下来，商帝自然也就变成了所有人眼中贪婪的化身，他的所作所为也就进一步转化成了一系列极度贪婪暴虐又无比神经质的行为。

图为帝辛在“酒池肉林”的想象图。

实际到了这个时候，商帝本人究竟做了什么就不大重要了。受到经济环境影响的城邦不可避免地会对商帝产生反感，就算未受到很大影响的城邦也起码能感觉到局势的变化。其中，楚君鬻熊至周任职，孤竹国公子投奔周国，应当都是这种局势的具体反映。

这样一来，周文王和天下三分之二的方国产生了合作意向也就不足为奇了，帝辛放任周国的坐大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说到这里，相信每一个读者心里都能够明确一点：

帝辛之所以被人称之为“纣王”，他的“恶”未必一定来自于生活有多糜烂、性格有多残暴，而是来自于他虽未商帝却无力恢复黄河流域及辐射范围的经济秩序。

也正因为如此，羌、蜀、庸及楚等国虽然偏远，但还是会受到经济的波及。这些方国自身无力恢复经济秩序的方国，因此就会倒向强大的周国，协助其消灭商朝以恢复从前的经济秩序。

故而，在漫长的酝酿过后，公元前11世纪末华夏大地终于掀起了翦商的浪潮。它如海潮一般突然升起，又突然退去，只留下商王朝溺死在浅滩的残骸，好让周朝与殷商的贵族们围着它开宴。

彼时，远征的羌人最终回到了故国。一切回到了过去，回到了从前商汤统治下的秩序当中去。仿佛一切都如冬去春来一般循环不息，亘古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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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节：

《礼乐的崩坏：天子篇（2）文武之道》

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时期，周廷对华夏大地秩序的重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