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帝国：夺天下最难，丢天下最易
中国历史上，夺天下最难的，堪称曹魏。
自公元190年起兵讨董，到公元217年在汉中抵挡刘备入侵，曹操为了这大魏江山（213年，封国魏公，建百官），亲身戎马27年，其中的艰辛危难，远远超过汉高祖刘邦（亲身作战7年）、后赵君主石勒（亲身作战20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身作战4年）和明太祖朱元璋（亲身作战12年）等以武开国的君主。然而，仅仅十九年之后，百战方得的曹魏皇权就被野心勃勃的权臣司马懿，在一场无惊无险的政变后轻轻篡夺了。危难面前，曹操的子孙们或禁足门堂、或引颈就戮，除了皇帝曹髦那必死的一冲，几乎毫无反抗，堪称失天下最易——以至于曹氏秉权的时间，竟然还没曹操征战的时间来得长，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
不过，若以纯粹的政治视野来看，曹魏的结局只能归咎于这个新帝国皇权的极度脆弱，这使得皇权本身在政治变局中软弱无力到了极致（即便是曹魏国内仅有的几次反司马家叛乱，更大的可能也只是其他野心家试图复制司马懿的成功）。那么，相比于其他王朝，曹魏政权为何如此不可靠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意识到，什么样的权威才能可靠？
什么是稳固的权威？
事实上，一个稳定持久的权威不可能单单依赖于对武力的掌控（罗马三世纪危机和五代动荡史表明，所谓的军人皇权，是一种成本极高且极不稳定的力量），它更需要一个效忠自己的社会阶层，以及一个塑造其统治合法性、神圣性的意识形态。
周
以中国历史上持续最久的周天子权威为例，其权力实际上有三根支柱，第一根为周王室的土地和军队，这代表着周天子权威的实力；第二根为血缘、功勋为纽带的分封贵族；第三根为礼法观念，这代表着周天子权威的神性和道义，即天子的权力不是诸侯可以觊觎的。这三根支柱，形成了周天子政治力量的根本。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的实力一坠千丈，血脉勋亲的诸侯亦因数百年分割而逐渐疏离，天子的实力变得不堪一击。但是，由于礼法观念的深入人心，周天子依然具有着无可替代的道义权威，而齐相管仲之所以劝齐桓公对周天子使者行礼，就在于他看到了周天子政治权威的巨大号召力；而孟明视之秦军路过周天子城，未来得及行全礼，则显示其士兵缺乏纪律；同样，哪怕是拥有强大军队、挟胜而来的楚怀王，也不可以询问“鼎之轻重”，原因就在于周天子的权力是神圣的，非单纯的实力强悍者可以触摸。
楚庄王八年（前606），楚攻陆浑之戎，至洛，陈兵于周郊。周大夫王孙满奉周定王命前往劳军。楚王问周鼎的大小轻重，意欲代周，他答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终使楚军退去。
礼法的观念扎根于当时的人心，其塑造了周天子权威在大众心中的神性和正确性，使得实力衰微的周天子竟能在春秋时期处于超凡的境界，也只有到“礼乐完全崩坏”的时候，周天子的权威才可能完全终结。因此，当忠诚于周天子的孔子发现，堂堂天子礼““八佾”竟被仅为卿大夫的季氏公开使用，这位圣贤就开始意识到，周天子的威严恐将荡然无存了。
按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他却用八佾。孔子对于这种破坏周礼等级的僭越行为极为不满，因此，在议论季氏时说：“在他的家庙的庭院里用八佾奏乐舞蹈，对这样的事情，季家都忍心做了，还有什么事情不忍心去做呢！”（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周天子权威不仅仅在于实力，更拥有强大的社会阶层和意识形态基础，所以，制定这一统治体系的周公，无愧于首屈一指的大政治家
汉
汉高祖刘邦灭秦破楚之后，不仅仅致力于消灭异姓王，更致力于夯实汉政权的政治根基。
一方面，刘邦迅速建立了强大的、与汉政权利益捆绑的军人阶层、刘姓诸侯阶层。在《高帝五年诏》中，刘邦对自己军团的所有士兵，皆授予大夫及以上爵位，使其享受根据爵位应有的土地、田宅等待遇，并减免了所有军人及家属的租税徭役，建立了一个利益捆绑特权阶层——如同苏联的工人、金氏政权的平壤市民；与此同时，刘邦在关东地区分封了一批强大的刘姓诸侯，作为刘氏政权的屏藩，尽管这一措施在后来显露出诸多弊端，但在当时皇室幼弱、功臣和外戚强大的现实背景下，乃是确保刘氏皇权安全的必备举措。
通过高帝五年诏，刘邦为汉朝政权建立了强大的功勋利益阶层，以确保任何外姓对汉室皇权的篡夺，都将遭到这一利益集团的猛烈反击
另一方面，在当时针对民众的教育之中，刘邦通过神化自己的身份和际遇，从而将汉政权“天命所归”的观念扎根于人心。
与曹操、石勒等人不同，在起兵早期针对追随者的宣传之中，汉高祖就将自己塑造为“龙的儿子”，《史记》中所谓“刘媪梦与神遇……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遂产高祖”的记载，在今人眼里，不过是荒谬之语，但在当时相对憨朴的民众眼里，则意味着刘姓皇族血统的非凡和神圣；而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反复宣传，更让普通人对汉家权威的“天命有归”深信不疑（刘邦最早制造这种政治神话，效果也最好）。更重要的是，刘邦死后，汉政府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汉高祖神庙，命令全国民众如同祭祀神灵般对其按时膜拜，从而使得刘姓皇权的合法性和神性扎根人心——这种观念对于刘玄、刘秀和刘备等汉室皇族的事业，有着相当大的帮助。
强大的功勋、宗亲利益集团和深入人心的意识形态，使得汉政权能够经得起政治风暴的冲击。汉高帝死后，其患难发妻吕雉（类似于源赖朝之北条政子）凭借其刘邦妻子和惠帝母亲的身份，完全把持了朝政，并将军权交到了吕氏家族的手中。但是，吕氏死后，刘邦所设置的关东刘姓诸侯发动了“反吕”叛乱，刘邦扶植的中央军人利益阶层随即响应，看似强大的吕氏家族迅速覆灭。
吕雉死后，吕氏掌握军权，将军周勃问士兵，“追随刘氏的左袒，追随吕氏的右袒”，结果军中皆左袒，吕氏遂败
宋明清
尽管宋朝是一个军人建立的政权，但其开创者赵匡胤和赵光义兄弟，却吸取了五代军人皇帝迭起跌灭的教训，通过构建更为公平的科举制度，塑造了一个庞大且与皇权捆绑的士绅利益阶层和深入民间的忠君意识形态，从而建立了极其稳定皇权体制。
对于皇权来说，科举制度具有两大帮助：
一方面，它使得精英人士能够通过天子科考的选拔成为国家干部，这意味着皇权掌握了所有干部的选拔渠道，国家干部不但是天子的臣子，更是天子的门生——这一制度彻底消灭了以往士家大族对官员的举荐权（九品中正）。同时，那些皇家功名傍身的精英阶层，享受着礼仪、税收等各个方面的政治经济特权，也就成为皇权在民间的最坚定捍卫者。
另一方面，科举制度考试的科目，大多充盈着浓厚的忠君意识形态。精英阶层为了博取功名，从小精研这些充满忠君思想的课本，无疑会使得忠君思想深入民众的骨髓，使之成为被普遍认可的观念和本能，从而为皇权的完全巩固建立最坚实的思想基础。
因此，科举制度使得皇权的社会、观念基础无限扩大，从此再无力量能够真正威胁皇权。一个最为明显的现象就是，在切实实行了科举制度的宋明清三朝，除了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和农民起义，统治集团内部的皇权威胁基本被彻底消灭。
所以，通过以上权力构建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权力能否真正能够持久可靠之关键，就在于拥有一个与这个权力实现利益捆绑的利益阶层，以及为这一权力诠释合法性、正当性和神圣性的意识形态观念。
遗憾的是，曹魏政权在这两个方面是完全失败的。
曹魏政权的过失
尽管曹操被视为雄才大略的典型，但与中亚军事领袖帖木儿一样，在他活着的时候（魏王），曹操并未如周公、汉高祖、赵匡胤等大政治家般，努力塑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利益捆绑阶层。而曹丕的篡汉，以及随即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更让曹魏皇权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曹丕以臣子的身份，通过实力窃取汉室皇位，本身就缺乏足够说服力，更缺乏政治神圣性。曹丕威逼汉献帝篡位升坛之后，曾叹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原来舜禹禅位，不过是骗人的而已），这句话本身就意味着皇帝的权力已经失去了汉代以来的神圣光泽，变成了有任何实力者可以攫取的寻常之物。因此，曹魏的皇权从一开始就缺乏周朝（天子权）、汉朝所具有的神性道义，它只是一个建立在实力之上的王朝——这也表明，任何有实力的政客，都可以觊觎最高皇权。因此，曹魏的皇权，从一开始就缺乏观念的保障。
“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袁宏《汉纪》载汉献帝禅位诏，表明曹丕的权力并不是靠天命，而是靠德（实力）
“帝（曹丕）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魏氏春秋》
另外一方面，曹丕吸取汉朝的弊病，为了防止宦官、外戚和宗王败坏朝政，威胁皇帝权力，下令严禁皇帝身边的宦官、皇帝的母族和妻族、皇帝近亲涉足权力——这使得曹魏皇帝陷入了孤危之境。
1、为了避免宦官干政，曹丕要求“ 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三国志 · 魏志 · 文帝纪》）,不准皇帝身边的宦官参与国事，这固然杜绝了宦官干政，但也实际上剥夺了后代皇帝，通过任命身边可信之宦官巩固皇权的可能；
2、为了避免皇帝母族、妻族干政，曹丕要求（九月甲午，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三国志 · 魏志 · 文帝纪》）。这固然杜绝了外戚掌权，但也使得后代皇帝无法任用自己相对可靠的母族、妻族，来夯实自己的权力；
3、为了避免皇帝近亲威胁皇权，曹丕不但削弱了诸王封国的治权（寄地空名，而无其实）和兵权（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而且限制王室成员出行（邻国无会同之志。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这使得曹魏皇家最重要的政治根基诸侯王，处于完全无权、无兵的尴尬处境。一旦皇权有难，曹魏诸王就只能俯首待死了。
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志。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既违宗国藩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袁子曰》阐述曹魏诸王的虚弱可怜境地
因此，曹丕的政策，实际上将曹魏皇帝变成了近侍不可用，母族、亲族不可用，兄弟无所依托的真正孤家寡人。以魏帝曹芳为例，他的岳父张缉虽有才干非常，却因为女儿嫁给皇帝而被免去了实权，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女婿被司马师架空而无能为力，最后被迫发动政变，试图挽救曹芳，但也终因实力悬殊而一败涂地：至于高贵乡公曹髦，则因为其身边的近侍无法参与政事而耳目全无，最后变成了被司马家掌控在鸟笼里面的金丝雀；而王室诸侯的影响力甚至还不如平常富家翁，完全无法与世家大族相匹敌，魏明帝曹叡曾经想召叔父燕王曹宇辅政，最后也因曹丕遗照“藩王不得辅政”而被迫作罢。
事实上，在科举制度完善之前，由于皇帝身长于禁中，他继位之后唯一可信赖的人恰恰就是身边的宦官、母妻族的亲属、以及骨肉兄弟，而这也是科举之前的历代帝治经常出现皇帝身边宦官、外戚和骨肉掌权的弊端，却屡禁不止的原因。曹丕严禁自己的继承者任用身边的宦官、母族、妻族和亲兄弟，实际上就使得皇帝周围最可靠的人失去被任用的机会，这也意味着曹魏皇帝在曹魏制度下极易沦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更为糟糕的是，东汉末年以来的举荐成风，以及曹丕推动的“九品中正”制，更让使得世家大族们可以轻松通过门阀相互举荐亲信，获得远超过皇帝亲族的政治能量。譬如司马家族兄弟八人，各个精明强干，在当时有“八达”之称，其中司马朗、司马孚、司马懿位高权重，身居要冲，其政治基础并不逊于孤弱无助的曹魏皇帝。
因此，当司马懿通过一场不流血政变控制朝政之后，无论是曹魏合法的皇帝曹芳（被废时22岁），还是合法的皇太后郭氏（司马师要求废掉曹芳，郭太后不悦，但无力阻止），都没有能力做出一丝一毫的反抗。这在中国历史上任何王朝都是不可想象的，只能是巨大的制度性缺憾所导致的政治恶果。
在科举制度完善之前，中国古代皇帝权力的最大人事依靠，实际上就是他所信赖的奴仆（宦官）、母、妻族和兄弟，这些人固然也有可能威胁皇权，但同时也是皇权必不可少、甚至唯一的倚靠。曹魏政权的创建者为了杜绝汉朝的弊病，完全杜绝宦官、外戚和诸王参政，事实上使得曹魏皇帝变成了缺乏政治基础的孤家寡人。当一个孤零零的帝王掌握着天下豪强觊觎的至高权力时，其危险性就无异于一个病人背着财报进入土匪窝，绝色美女光着身子走进堕落街，权力的易手是迟早之事。
南北朝时期，宋明帝为了巩固自己幼弱的继承人刘昱的权位，杀光了自己的妻族豪强和兄弟侄儿，结果使得刘昱的权位被野心家萧道成轻轻篡夺。从这个角度看，宋明帝和曹魏开创者的政治视野远远不如刘邦。
因此，无论曹魏帝国的开创有多么艰难，其灭亡也将疾若流星。这并非后继者无能的问题，而是开创者自身的短见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