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地区的达官军
明嘉靖年间，葡萄牙商人盖略特·伯来拉（Galeote Pereira）在《中国报道》中记道：“我们在这座城【广西梧州】看见很多鞑靼人【东蒙古】、蒙古人【瓦剌，即西蒙古】、缅甸人和老挝人，有男有女。鞑靼人是很白的人，【我给祖先丢脸了。。】是好骑手和射手，在北京的那一边与中国为临，这两国之间有大山分开。有的道路通过大山，两边都有堡垒，始终驻扎军队。在过去，鞑靼人不断跟中国人打仗，但这八十年来平静了，直到我们被俘的第二年。【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是年庚戌之变，鞑靼土默特部阿拉坦汗进围北京】蒙古人也一样是白的，信奉邪教。【意指伊斯兰教...基督教徒的偏见】我们听说他们一边和这些鞑靼人接境，另一边又和波斯的鞑靼人为邻。”
这些居住在广西梧州的蒙古人，应该是《苍梧总督军门志》所记载的自广州调来班戍的“达官兵”，这是一支以蒙古人为主并掺杂有回回、女真、高丽、胡化汉人等民族的特殊的明朝军队，其来源主要是明蒙作战中被俘或者主动降附的塞外军民。梧州的这支蒙古军队，最初是从广州调来轮戍的班军队伍，并非携家眷定居梧州，主要负责州府内城和哨堡的防守。而广州城的“达官兵”，则是代宗景泰年间（1450—1457），为镇压广东黄萧养起义，由都督董兴从南北二京调去的。这些达官兵在平乱之后，部分曾“因地方未宁，就留彼处住劄听调杀贼。” 开始留驻广东地区。但在天顺元年（1457），英宗以广州达官军“中间亦有不挈家室者，在彼年久，恐致失所，俱仍取回原安插地方，听其休息。”将他们重新调回南北直隶的驻所。
山西沁水出土元代骑马俑，圆笠上缀红缨，形似清代红缨帽雏形。
成化元年（1465），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韩雍奉命镇压大藤峡瑶民起义，又以前军右都督和勇【即脱脱孛罗，鞑靼和宁王阿鲁台孙，阿鲁台被也先脱欢太师袭灭后，随父投明】“统两京达军从征，”当时的“南京抚管夷人都指挥同知廉忠【山后人，祖爱的，父哈剌火者，应该为回回人或伊斯兰化蒙古人】”，也从安插在南京的“新附夷人”中，挑选了“愿从征者四百六十六人，”带往广西平乱。瑶民起事被平定后，韩雍又奏请留”右都督和勇统达军留广东驻劄，” 其奏议中称，“景泰年间，海宁伯董兴征剿广东反贼黄萧养事平之后，曾奏留在京达官于广东安插居住，遇警调用。今看得调来随征南京达官都指挥使廉忠所统达官都指挥你里哈答等四百余员后，见在广东地方截杀流贼，俱各弓马熟闲，又肯当先杀贼。今广东地方流贼虽已会兵剿灭，倘后或有生发侵犯，若留达官相兼官军截杀，必致贼徒闻风敛息，免致再劳动调官军征进。” 明廷以为得体，于是将这支来自南京的达官军留驻广州，借其武力压平两广瑶、壮等少数族的起义。
之后数年，“两广稍宁，从征达军思归。” 想分班轮戍广东，从而可以轮流回乡与家人团聚。而英宗却命令，“贼未尽宁，达军岂可分班？宜俱留听调，给与田屋，差人并沿途应何口粮脚力，送其家属完聚。令镇守等官加意抚恤之。” 明末屈大均《明死事都督同知羽公墓碑》中亦载，瑶事平定后，“达官军头目羽士夫、马黑麻等大小百余人，加封指挥使、挥同、挥佥、镇抚、千百户等世袭，安插广州四卫，设大东、小东二营、西营、竹筒营以居之。” 这之后的成化七年（1471），总镇两广太监陈瑄等人又疏奏明廷，请求从“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福建等处各卫安插达官旗舍军余”中，调选得力人员镇守两广。兵部为此下文，令从“南京选调年力精壮弓马熟闲者五十人，浙江一百人，福建并南直隶共五十人，许携家属赴两广安插随住。” 从此，一些原本驻扎江浙、福建的达官军兵就被征集安置在了广州四卫，成为当地的固定住户。后来还不时有归附明廷的达官军被陆续送往两广安置，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兀良哈人脱脱携五十六人来归，诏发两广安插。”
一人持首级，两人正割取首级，幼儿掷扑地上，妇人正自屋里拖出。
安置在广东的“达官兵”，除广州四营外，据明人姚虞《岭海舆图》记载嘉靖时期驻戍情况，还分布在肇庆卫德庆所、高州神电卫、廉州卫、雷州卫四个卫所。广西达官军除梧州的广州达官班军外，桂林也有一些达官军戍守生活，【如《桂林右卫选薄》所载，桂林右卫世袭百户哈只克家族，是哈密回回人后裔。万历年间，广西桂林中卫里有达官舍目一百零五员，右卫达官舍目八十六员】除广州、梧州外，其他地区驻扎达官军人数最多不过数十人，但却足以震慑当地的反朝廷势力。明廷在两广留置这批达官军的目的，就是利用他们的勇力，以对付两广时常发生的瑶、壮等少数族动乱。明谢肇淛《百粤风土记》曾载，“自广东黄萧养之乱，【达官兵】奏准随征，其后一概差调，习骑射，敢勇耐劳，行阵间颇得其力。”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葡萄牙人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途经广州，在当地居住了几个星期，他在所著《中国志》中也提到了这些广州城中的蒙古人，“在广州城内，我看见很多只能在这【远】离鞑靼地的其他地方充当士兵的鞑靼俘虏，他们头戴红帽以示区别，别的穿着和中国人相同，他们生活在中国人当中。他们得到皇帝的一笔薪金维持生活，中国人按时无误地发给他们。中国人称他们为达达（Tatos），因为中国人不能发“儿”（r）的音。【儿化音真的是满洲人带来的吗？】”
这些来自北疆的达官军，时人评赞生性“鸷猛”而“性颇质朴”，即是说他们英勇善战又生性忠诚而且傻呵呵的从不抢功，因而每逢战阵，“夷寇止畏达军。” 成化之后的每场针对“峒蛮”、“猺贼”、“僮寇”、“壮贼”等等少数族的镇压战事中，达官军都跻身其中成为明王朝最得力的战争打手。到了清代，这些达官军去除军伍属性，逐渐融入了当地居民中，成为广州、桂林等地汉族和回族民众的一部分。
明《平番得胜图》，绘制万历年间明军镇压甘南藏族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