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中丨我与古文字临摹
我与古文字临摹
张守中
主要著作：
《侯马盟书》（合作），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
《中山王厝器文字编》，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出版。
《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4年出版。
《包山楚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6年出版。
《郭店楚简文字编》（合作），文物出版社2000年出版。
《张家山汉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12年出版。
《中国历代经典碑帖·近现代部分·张守中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出版。
《张人骏家书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
《张人骏墨迹选集》，香港梦梅馆2006年出版。
《方北集》，河北美术出版社2014年出版。
《真鉴集》，河北美术出版社2017年出版。
《书画旧藏记》，河北美术出版社2018年出版。
《己庚集》，河北美术出版社2020年出版。
另，还编有《守素集》（2004）《张守中书法集》（2005）等。
与盟书结缘
1965年12月，我们在配合侯马电厂基建施工中发现了一批古文字遗存，文字为篆书体系，用朱红色颜料写在石片上，坑位编号16，共出土石片60件。此时侯马考古队长张颔先生正在原平搞“四清”，他请假一星期赶来侯马察看这批资料，并赶写一篇报道《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该批古文字经郭沫若先生鉴定，认定为古代的盟书，郭老撰写一篇考证文章《侯马盟书试探》，与张颔先生的文章共同刊载于《文物》1966年第2期。
张颔先生自学古文字学，也喜爱中国书画艺术，但因时间紧迫，他来不及亲自临摹盟书文字，嘱我代劳，这样侯马盟书的第一批摹本是出自我手。摹本也同时公布在《文物》1966年第2期。
侯马盟书摹本（张守中摹）
1966年春夏之交“文革”运动骤发，且来势凶猛，全国大部分报刊，包括《文物》《考古》期刊亦停办。侯马盟誓遗址的考古发掘工地亦草草收工，出土的大批盟书来不及整理即入库封存。时光到1972年，《文物》杂志复刊，向山西约稿，此时我们正在太谷学习班封闭搞运动，我被派往侯马二次临摹盟书，发现了盟辞220余字的盟书标本。摹本送到北京，郭沫若院长再次撰文《出土文物二三事—新出侯马盟书释文》刊于《文物》1972年第3期，陶正刚、王克林先生撰文《侯马东周盟誓遗址》刊于《文物》1972年第4期，我的摹本也同时刊发。太谷学习班结束，山西省文工会全体同志回到太原，“文革”运动在继续，正常的文物考古科研工作尚难开展。1973年8月4日，我获知信息，王冶秋局长正在五台山考察，不日将来太原。我当即上书冶秋局长，希望关注侯马盟书，并告知盟书标本已全部运抵太原。8月8日冶秋局长到山西文工会参观侯马盟书，9日张兴华书记通知我早8时去迎泽宾馆晋见冶秋局长，我带了盟书摹本如约而至。这一天的上午，冶秋局长在省图书馆作报告，省文工会全体同志在报告厅就座。冶秋局长讲到当前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形势，希望文物考古战线多出科研成果，指明山西是文物大省，要加强出版工作，他特别指出侯马盟书应尽快公布资料，出版专书。10日，冶秋局长返回北京，山西省文工会主抓业务工作的领导张德光同志立即召集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三人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侯马盟书整理小组，有关工作场所、人员分工、经费保障以及工作期限诸方面都作了安排。
侯马盟书整理小组张、陶、张三人经过两年零四个月的日夜奋战，完成《侯马盟书》考古报告的编写工作，于1975年底交稿，1976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在该书中的分工有四项：摹本、字表、人名表、插图。因为成书时间是在“文革”运动期间，按当时的规定，出书不署作者姓名，也不付稿费。实则对名利我辈早已置之度外，能快速完成一项科研成果，通过实际工作的磨炼学到真本事，才是令我们最欣慰的事。我在山西工作从20岁到40岁，能与盟书结缘，机会可遇而不可求，是我一生的幸运。
书饶宗颐先生咏侯马盟书诗 书李商隐《寻隐者不遇》
1978年12月初，省文物管理处董增凯处长找我谈话，说国家文物局陈滋德处长来电话，希望能调我去北京帮助临摹山东银雀山竹简。董处长又说：“你到北京也要临摹河北出土的定县竹简”我接到任务，12月7日去北京，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报到。因为唐山大地震，北京沙滩红楼正在维修，国家文物局临时搬在故宫博物院办公，古文献研究室办公也搬到故宫的城隍庙。我先把河北定县竹简从库房中清理出来，再熟悉山东银雀山竹简资料，待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开始临摹银雀山竹简已到1979年3月初。
在我之前，临摹银雀山竹简的是傅熹年先生。傅先生临摹的内容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一批古文献，编在《银雀山汉墓竹简》第一辑中。我接替傅熹年先生，临摹的内容有论政、论兵之类的《五议》《孝贤》等，有阴阳时令、占候之类的《曹氏阴阳》《阴阳散》等以及其他类《作酱法》《算书》等，从1979年3月至6月，共临摹562简。由于竹简原件已运回山东，我的摹本系依照原大照片摹写。临摹结束后，我曾随山东博物馆吴九龙先生一同到北京大学访问朱德熙、裘锡圭两位先生，请求对摹本进行校核，经朱裘二位先生审阅后，我又对竹简摹本进行认真修改。当时复印机尚未普及，我将摹本全部晒蓝装订成册，硫酸纸摹本正品已在6月底交山东博物馆吴九龙先生，以备出版专书使用。
2010年3月，时隔31年后，我意外地收到北京友人捎来的《银雀山汉墓竹简》第二辑，感到很惊喜，诚如裘锡圭、李家浩先生在该书后记中所言：“《银雀山汉墓》竹简第二辑的书稿，早在1981年就已定稿，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出版。2001年以来在原中国文物研究所和文物出版社的支持下，通过有关人员的努力，本书终能在近期出版，作为本书的整理者，得知这一消息，既高兴，又感慨。”裘李二位先生的这段话，也道出了我的心声。银雀山竹简文字是西汉初期文人的手抄墨迹，笔法古雅，行笔奔放，我通过临摹这批竹简文字，学到古人书写新意，收获良多。
临摹定县简
定县汉简发现于1973年，历经火烧已炭化呈黑色，文字的辨认十分困难。1975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派员将竹简送北京，请国家文物局支持解决保护、释读问题。其后在北京沙滩红楼由张政烺、顾铁符、李学勤、于豪亮四位先生将竹简逐一清点，编号，释读，作卡片记录。由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竹简整理工作暂停。北京沙滩红楼成危房，亟待维修，定县竹简装箱运至北京故宫封存。
1978年12月，我奉命赴京临摹定县竹简。26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王东明、李均明领着我到故宫西路慈宁宫，去搬运定县竹简。慈宁宫内满满堆积着各类物品，在靠东墙处找到两个大木箱，开箱查看，那场面一下子把我们惊呆了，原来木箱已被90度翻转，箱内竹简散乱得不成样子。王东明同志见此情景，立即去向谢辰生先生禀报，谢先生赶来现场，见此情景也大为吃惊。这都是地震搬运中惹的祸。问题归问题，工作总得继续。
摹写定县简
我临摹定县竹简从1979年7月至1981年8月，前后两年，计临摹竹简1713件，28000余字。
1982年3月4日，我同刘来成、何直刚、刘世枢共同赴京，将定县竹简及相关资料整理装箱，运回河北省文物研究所。2000年我退休时将所有定县竹简摹本正品全部交省文研所，转眼又过去19年。定县竹简出土后，以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名义四次刊发资料：《文物》1981年8期刊发《儒家者言》释文，何直刚执笔；《文物》1995年12期刊发《文子》释文，刘来成执笔；1997年7月文物出版社出版《论语》专集，刘来成执笔。《文物》2001年5期刊发《六韬》释文及校注，韩立森执笔。先后刊用的竹简摹本均出自我手。但当初准备出版《定县汉简》专集的计划至今尚未能实现，希望定县竹简的未来能有好运。
战国中山国文字整理
1977年河北省平山县发现战国中山王大墓，出土上百件精美的铜器，其中尤以大鼎、方壶、圆壶以及兆域图铜版铭文数量最多，史料价值最高，为学术界所瞩目。1977年10月，我调入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所做的第一件事，即去平山七汲发掘工地，配合刘来成先生临摹这批古文字。至1978年3月，将近半年的时间，完成中山王大墓出土铜器、玉器、木器铭文摹写工作。特别是中山三器文字，风格独特，制作精良，临摹文本经过商承祚先生审定，后几经修改最终定稿，颇费时日。
中山三器·方壶（张守中摹）
战国中山国的资料，史书多有缺载，今次王墓发掘所获第一手铭文如此丰富，值得下一番功夫，进一步整理编一部字书，以方便学术研究。我有了这一设想，从1978年起着手整理文字编，利用业余时间一点一滴地积累资料，稳步推进。1978年夏秋我在台西发掘工地工作，1979至1980年我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工作，不管走到哪里，编写文字编的资料我都随身携带，业余时间静心整理。
编写文字编，难点在于对古文字形、音、义的考释，这对我而言颇有难度。然而天遂人愿，1978年11月在长春吉林大学召开中国古文字学会成立大会，全国各地的学者就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珍贵资料展开热烈讨论，各抒己见。1979年8月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刊载了张政烺先生以及赵诚、孙稚雏等先生的考释研究成果，我仔细拜读，择优吸收各家的研究成果，使我的文字编逐渐丰满起来。余下纯技术工作，诸如编书体例的设计、文字摹写的技法等，只须一步步认真推进即可。原计划要多年成稿，最终三年即见到成书。1981年9月《中山王厝器文字编》由中华书局出版，赶在中国古文字学会第四届年会在太原召开时散发给与会中外代表。天津的陈邦怀老先生未能参加太原的会议，但先生收到会议发给的资料，陈先生在《天津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评论称：“《中山王厝器文字编》其征集资料之全，摹写文字之精，成书传播之速，为网罗一国文字之第一部字书，信难能而可贵矣。”广东中山大学曾宪通先生在香港《中国语文研究》上撰文评论说：“张守中先生的摹本运笔轻重有度，旋转自如，使刻画刚柔相济，颇存刀笔神韵，没有机会摩挲实物的人，也可仿佛古人章法，与一般字书比较，可算是本书的特色。”
《中山王厝器文字编》荣获河北省首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获奖者虽是我个人，而该书反映的却是众多人士的劳动成果，我当再作努力，不断进步。
一张珍贵的古文献室同仁照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文物局成立古文献研究室，汇集北京大学、湖北大学、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以及甘肃、四川、安徽、河北、山东、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学者，整理研究新发现的一批珍贵的古文献资料，诸如湖南的马王堆帛书、山东的银雀山竹简、河北的定县竹简、甘肃的居延汉简、安徽的阜阳简、新疆的吐鲁番文书等。为临摹银雀山竹简和定县竹简，我有幸在古文献室工作三年，留下一张颇为珍贵的古文献研究室同仁合影，拍照地点在北京沙滩红楼，时间为1980年1月15日，距今已40年矣！
后排右二为张守中先生
十年三部书
十年三部书，这里说的十年，即1991至2000年；三部书，即笔者编撰的三部古文字工具书：《睡虎地秦简文字编》《包山楚简文字编》《郭店楚简文字编》。
时光进入1991年，我已年过半百，距60岁退休为时不远，想到光阴飞逝，要做的事情还多，很有些紧迫感。已经过去的20世纪80年代，我主要精力放在配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几位先生编写台西、平山、蔚县三部大型考古报告配制插图。20世纪80年代末，我的职称为副研究员，我决心在20世纪90年代，调整工作重心，考古绘图工作仍要继续，但重点要转移至对古文字工具书的编撰，这既是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是个人能力可以充分发挥和提升的需要。
《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是我选定科研项目的第一个目标。起步的时间在1991年7月，至1994年2月成书问世，前后用时两年又七个月。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是1975年的重大发现，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资料一经公布迅即在海内外兴起了研究的热潮。而编撰一部能完整体现这批秦简文字的字编工具书，是学术界所迫切急需的，工作期间既要赶进度，同时又要把好质量关。1992年文字编初稿完成后，我专程赴京，拜访学界泰斗张政烺先生。6月先将书稿送达张先生寓所，并约定时日面谈，听取先生的意见。7月1号上午，在建国门外永安南里，先生以80岁高龄兴致勃勃地与我亲切交谈。先生对文字编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关于单字的排序，要依说文部首顺序为好，以方便读者快速检索；第二，对词例句例的收录应力求全面、完整，以方便阅览。我经过认真思考，决定按张先生第一个建议行事，对单字编排顺序来一次大返工，改按说文顺序重排。实践证明，如此改动虽多花了工作时间，但书稿质量有所提升。成书出版后，反响良好。《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承蒙张政烺先生为之题写书签，李学勤先生作序为书增色。该书获河北省第五届（1994—1995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初版脱销，2003年文物出版社又二次印刷。社会的需求，是对我最好的鼓励。
《包山楚简文字编》是我选定科研项目的第二个目标。起步的时间在1994年5月，至1996年8月成书问世，前后用时两年又三个月。
包山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十里铺，1987年1月湖北荆沙铁路考古队发掘的包山2号墓中出土竹简448枚，随后由湖北省博物馆、荆门地区博物馆、荆门市博物馆联合组成包山楚简整理小组，迅速投入工作。《包山楚简》于1991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系统全方位地公布了竹简释文、考释、图版照片、字表，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为编撰《包山楚简文字编》，我认真拜读《包山楚简》原著，同时广泛收集海内外学者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编一部古文字工具书从技术编排及文字临摹而言是我的强项，而对文字的隶定考释则是我的弱项。工具书的编撰应力求严谨，以免误导读者。像包山楚简这样的新资料，对简文中一些关键字学界专家多有争议，如何择善而从，就须谨慎处之。1996年夏，我携文字编初稿前往吉林大学拜访汤余惠先生，请求帮助指导。汤先生当时正在患病休养期间，却打起精神为我审稿，且一连四天交流面谈，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耐心作答。《包山楚简文字编》汇集了业内许多专家的研究成果是不言而喻的，它的问世对楚文字研究乃至中国战国文字研究是一个不小的推动。
《郭店楚简文字编》是我选定科研项目的第三个目标。起步的时间在1998年夏，至2000年2月成书问世，前后用时两年。
张守中工作照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谢飞先生对我的工作十分关注和支持，他向我提出要求和希望，在编写古文字工具书方面培训两位年轻人。谢所长指定的是张小沧和郝建文。编撰一部书能有三人合作是一件大好事，人多力量大，人各有所长，可以快速推进工作，事实上三人合作十分顺利。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已经普及，古文字工具书中反映的楚简文字，按老办法是人工手摹，文物出版社责任编辑蔡敏先生建议我们使用电脑扫描技术，此事张小沧正好能够胜任。编一部古文字工具书要经过一道道繁杂的数据统计工作，合三人之力，即可加快工作进度，又能减少统计中的误差。书的初稿完成后，须请专家审定，此次我们邀请古文字学家、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黄锡全先生为之审稿把关。黄先生是湖北人，对楚简文字亦多有研究，对我们的工作热心支持，对文字编中不少疑难文字的处置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书稿完成后请张颔先生题写书签，请李学勤先生作序。在得到多方面支持和帮助下，我们提前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初版的文字编投放市场时间不久即脱销，文物出版社于2003年4月第二次印刷，2019年又第三次印刷，以满足社会之需。
十年三部书，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科研任务，是河北省文物局、省文物研究所以及诸位专家学者大力支持的结果，也是我们抢时间、争速度、严谨认真工作的结果。2000年末我65岁轻松退休，成了一个自由人。
《张家山汉简文字编》感言
2007年10月我编撰《张家山汉简文字编》，5年后的2012年11月成书问世，这是我近40多年间所编著的第6部古文字工具书。
我庆幸自己成长在新中国，赶上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大江南北开展工农业基本建设，地下出土一批批古文献新资料。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我有机会临摹侯马盟书、中山国器铭文，并把经手临摹的古文字编撰成文字编，以方便学界同仁检索之需。为此，我亦得到众多前辈专家学者的称赞和鼓励，这使我对古文字进一步产生了亲近感，曾以很大精力投入文字编的编撰工作，实践再实践，逐渐摸索出一条实际可行的文字编编撰程序。我严谨从业，把好质量关，抢时间，争速度，曾在20世纪90年代成书3部，自己也从原来单一的技术工作领域逐渐转向学术研究。1993年我的职称评为研究馆员，所编撰的古文字工具书占着重要位置。
前辈学者屈翼鹏先生有言：“是书也，愿为者未必能为，能为者未必肯为，能为而又肯为，亦非若干年之工力不办。”前辈的指教，我感同身受。以《张家山汉简文字编为例，其编撰过程1.统计简文数量；2.抄录简文；3.编制索引；4.统计单字数量；5.编排单字顺序；6.摘选典型字例；7.编撰字编初稿；8.编写检字表。每个步骤环环相扣，其中有上万字的数据需要精准统计，来不得半点马虎，个中甘苦局外人难以想象。
有些年轻朋友误认为编撰古文字工具书是件轻松容易的事，很想亲手一试，但由于对困难思想准备不足，往往一触而退。我的感受是编书如同登山，路途险峻，登顶不易，要消耗大量体力，途中跌跤是常事，只有坚韧不拔勇往直前，才能抵达目的地。通过编书实践，我感悟到作为一名古文字工具书编撰者，要具备三个方面素养：第一要热爱中国古文字，第二要有一颗为中国古文字学热忱服务的赤诚之心，第三要肯于吃苦耐劳。具备这般素养，投入工作实践，事业终会有成。
注：本文各部分见于张守中先生《己庚集》（河北美术出版社2020年出版），此
注：本文各部分见于张守中先生《己庚集》（河北美术出版社2020年出版），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书为准。感谢张守中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