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镜桥 一座国宝级古桥和一段传奇故事
葛镜桥位于贵州省福泉市。它由明朝人葛镜（1550-1619）历时30年，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建成，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仍然坚固如初，成就了中国建桥史上的一个奇迹。该桥于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葛镜其人
葛镜，祖籍直隶永丰府滦州西南乡姚家庄。葛镜之所以到了贵州，是因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调北征南”的战略。明朝之前，云贵高原还处于待开发状态，居住的主要是少数民族。朱元璋率领起义军击败元朝军队，建立明朝，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一直将蒙元势力打到长城以北。北方存在的隐患不再是主要威胁之后，朱元璋开始将重点放在西南地区。那时，西南地区盘踞着元朝时封的地方势力，本来朱元璋想劝降，然而地方势力仗着地势险要，拒不投降。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遣30万大军出征西南。次年平定了西南地区后，派过去的大军的去留就成了问题。如果将大军召回，那么云贵一带难免再爆发骚乱，割据一方，脱离中央的控制。于是，朱元璋就命令这30万大军在贵州驻扎。这些来自内陆的精锐部队沿着横贯云贵高原的咽喉要道次第布防，建立卫所，按照明军编制驻扎下来，这就是“调北征南”战略。昔日人烟稀少的贵州山地一下子变成了庞大的军营，30万大军的供养成了问题。一位大臣向朱元璋建议：“备边在足兵，足兵在屯田。”这一建议深受朱元璋赞赏，他立即下旨实行。明军按三七比例，三成在城市驻扎、七成在农村屯耕。有些士兵有家室，为了使他们安心屯边，朝廷规定军人必须带着家室一起搬过去，没有娶妻的，朝廷予以婚配。为了进一步补充贵州人口，朝廷还鼓励中原地区的百姓移民过去，在中原地区过不下去的流民和平民，也被迫迁移过去。根据史书记载，洪武年间迁移过去的移民超过了160万。大规模移民带动了贵州各方面的发展，朝廷在巩固这一地区统治的同时，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
葛镜桥
葛镜的先祖葛忠就在这次“调北征南”中来到贵州，定居在平越县（今福泉市）。葛镜的祖父葛云任云南大理指挥，葛镜青年时就读于祖父处，在云南乡试中举人，历任云南省祭官、兵备道等职。万历十六年（1588年），葛镜从云南兵备道任上解甲归田，回到贵州平越，热心公益，修庙建桥，竭尽毕生精力。
修桥缘由
葛镜桥修在平越县城旁的麻哈江上。麻哈江自西向东穿过平越县城，两岸均为悬崖峭壁，沟壑纵深，狂波怒涛，行人到此，划桨渡舟，往往覆没，交通经常受阻。平越是湖广进入云贵的必经之地，至今仍保留着内陆通往云贵的古驿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一支苴兰人部落从黄河流域南下洞庭，辗转西进来到这里，开辟了简易的人行古道。汉武帝征“西南夷”，开辟了一条从洞庭湖溯沅而上经都兰古渡（今重安江）到苴兰，而后转夜郎（今贵州安顺一带）入云南滇池的古道交通线。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时，马忠开辟了由益州（今成都）到牂牁郡（今福泉）的古道。这就是春秋战国至三国时期形成的古驿道交通线，在这条交通线上，平越是一个重要结点。
明代在贵州大量驻军、移民，平越的交通作用更加突出。洪武年间正式设立平越驿站，负责国家运兵作战、粮秣运输、情报送达、政令布宣、官员接待、人犯押解、物资承运、商旅往来等事务，具有军事、交通、邮传、食宿、商贸等多种功能。平越驿站是贵州著名的16个驿站之一。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置平越守御千户所，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平越卫，洪武十七年（1384年）为军民指挥使司，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置平越县，为平越府治所。
地处如此交通要道，麻哈江渡口却十分艰险，严重阻碍了往来的交通。
明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今修文县）为驿丞，经过平越时，就曾题诗《七盘》（“七盘”就在葛镜桥一带），描写道路艰险：
鸟道萦纡下七盘，古藤苍木峡声寒。
境多奇绝非吾土，时可淹留是谪官。
犹记边峰传羽檄，近闻苗俗化衣冠。
投簪实有居夷志，垂白难承菽水欢。
王阳明将葛镜桥一带的道路描写成“鸟道萦纡”，可见其艰险。他还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黔道难，黔道更比蜀道难，黔道难于上青天。”
葛镜从云南赋闲回家后，叹关山之难度，悲失路之行人，决心修桥利民。
修桥壮举
葛镜凭一己之力，拿出全部积蓄，历时30年，修建葛镜桥。修建工程并不顺利，一共选了3处桥址。第一次选在离现桥址不远的上游，未成即塌，人称“上倒桥”；第二次选在离现桥址不远的下游，桥虽修成，却被洪水一冲即垮，人称“下倒桥”。虽屡建屡毁，葛镜矢志不移，表示为修此桥愿意竭尽家资，并作歌自誓：
亘石昨庆桥成矣，江流湍急桥复圮。
持一片心盟白水，桥不成兮镜不死。
于是，他变卖家产，广寻工匠，重勘水文，另择桥址，垒基于渊，砌墩于礁，横空以索道运料，立木以悬梁架拱，尤其是巧借地形，将桥墩垒于峻崖削壁之间，那方寸之地皆由工匠千锤万錾凿出。待全部竣工，历时已30年。
葛镜桥洞
葛镜桥鬼斧神工，构造奇特。桥在绝壁之上起拱，借江心一礁石下脚，设计绝妙，用料考究，工艺精湛。工程的亮点在于：一是桥址选择完全符合审地形、视水势、避急弯原则，是“顺着水性，躲开急流，虽险而宜”的一种超凡选择。二是桥墩基础选在最为可靠的水上坚固岩盘之上，特别是一侧以坚固的石壁作为桥墩基础，在险不可言的临渊绝壁稳如泰山，从而避开了基础破坏的因素。三是运用无铰拱结构，采用“鳞砌”形式，这种技术后来被许多桥梁引用。四是石桥处于石灰岩地带，由于石灰石的强度总体上比花岗石、大理石弱，造桥者通过非常考究的打制，凿表存心、去弱留强，精选石料来保证石质强度。五是石桥的石块之间没有使用黏合剂，石块借助桥身重力和桥拱张力相互紧紧黏合，承载桥身的巨大压力。以上这些表明了葛镜桥在中国古桥史上的独特地位。人们称“北有赵州桥、南有葛镜桥”，将其与我国隋代建造留存至今的赵州桥相提并论。
由于建桥石块形如豆腐，民间又称葛镜桥为“豆腐桥”。关于“豆腐桥”名称的来源，还有这样一段传说：道人张三丰曾长期在福泉山修炼，为葛镜的修桥意志而感动。为助葛镜修桥，他让城里每户人家磨一箱豆腐放在门口，又让土地神在鸡叫三遍之前将豆腐搬到麻哈江，然后他点化豆腐成石头，用来造桥。其实，之所以葛镜桥用的石材都比较小，是因为葛镜为修桥已倾家荡产，没有更多人力和财力开采大石材，只能选取易开采的小石材造桥，但由于设计合理、做工精细，桥的坚固性丝毫不减，而且有一种独特韵味。
葛镜造桥不愿求助于官府或乡绅，只能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和田产都卖掉，其长子葛邦臣世袭祖职的俸禄也用作修桥，投入累计达万两银子。葛镜每日监工，风雨无阻，把所有时间、心力、智慧都倾注于一座桥。葛镜造桥成功，造福了百姓，但他却因殚精竭虑，积劳成疾，不幸于桥建成后的第二年亡故。
义垂千古
葛镜桥建成后，时任贵州巡抚张鹤鸣将此事禀报朝廷，万历皇帝深为感动，御赐“义垂千古”匾额，予以旌表。葛镜桥从此被历代人所称颂。
张鹤鸣对葛镜的义举大为赞赏，给予关心支持。建桥中，拱架木料曾被扣押，他发令放行。桥建成后，开始叫“太平桥”，张鹤鸣认为“太平桥”不足以彰显葛镜功德，将其更名为“葛镜桥”，并亲自题写桥名，赠匾书联，作诗撰文，并禀报万历皇帝。他在《葛镜桥碑记》 中说：
夫镜一匹夫耳，非有陶朱猗顿之富，建桥一念，至死不移。一建而坏，人情已厌；再建再坏，三建卒成，计费不下五六千金，人情所更难者。闻镜绕田计岁米糊口外，悉用之桥。前后三十年，功始成此。其从容乐善，不吝不倦，岂世俗人所能企其万一者。
作为知情人，张鹤鸣的这段话展现了葛镜的精神风采。其中“从容乐善，不吝不倦”八字，是对葛镜精神的恰切概括。
此外，张鹤鸣还赐匾“耸壑昂霄”，赐联：“一二三番黔匠乎，数千万载葛公名。”并写诗叹曰：
英雄万代沧桑改，功德千年姓字题。
百尺长虹摇碧影，九溪烟霞带晴霓。
与葛镜同时代的郭子章曾任贵州巡抚，后升任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衔。听到葛镜桥修成，他兴奋地赋诗一首：
麻哈江头锁碧波，知君几度布金多。
三春重压雷霆吼，万里如从枕席过。
抗日战争时期，唐山工程学院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相继内迁福泉，合并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史称“平越交大”。自1939年春至1945年春，交大师生的琅琅书声在福泉上空一响六年。葛镜桥就在县城近郊2.5公里处，它既是交大师生散步流连的好去处，又是他们实习的好课堂。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曾多次带领学生来这里现场教学。1941年，他带领学生进行了一次实地测算，并用现代力学原理分析葛镜桥的结构，得出的结论是：抗压均无问题，即便是10吨重型汽车通过，也可安全无虞。茅以升为之叹赏有加，高度评价此桥堪称“中国古代名桥之一”，并将其收录于他主编的《中国古桥技术史》。该书中这样记载：
十六世纪贵州平越葛镜，历时三十年建成了葛镜桥，不但悉罄家资，在经济上独立成桥，同时二毁三建，从失败中吸取经验，完成了桥的技术上的改革。
葛镜桥全长51.44米，3孔，大拱高9.61米，桥面宽8.5米，高约30米，三孔跨径分别为25.62米、12.3米、6.26米；三孔拱高分别为9.61米、7.9米和5.02米。工程艰巨，雄伟壮观，为“西南桥梁之冠”。
葛镜桥造就一段传奇，成就一代伟业，铸就一种精神。
作者：刚星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