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阳：这个时代，不缺机会，缺的永远是好作品

2019年6月9日，历时三年的《大河唱》终于迎来了提前点映，在电影院与第一批观众见面。当天苏阳已经跑了好几场见面会，但在电影还未结束时，苏阳还是早早地在门口等待着映后交流。

当晚8点左右，在音乐先声主办的观影结束后，苏阳进场与观众进行互动。而观众提问的热情也十分高涨，从民间艺术、文化传承到音乐演出，都在问题中提及。他耐心地回答着每一个问题，也谈到了很多关于纪录片拍摄的珍贵细节。

由于场次很满，跟苏阳的采访时间只能往后延迟，等再次见到苏阳已接近晚上十点。他当天的装束与平凡的你我无异，一身低调质朴的黑色，也没有工作人员的前拥后促。现实生活中的苏阳个子不高，交流时能感受到最赤裸的真诚，说起话来憨厚又可爱。

这也让人更加确定，他就是《大河唱》里那个挤公交、坐地铁的苏阳。

生于江南，长于银川

如果不看资料，很难想象，苏阳其实是一个南方人。

1969年，苏阳出生于浙江的一座小城市，七岁时因父亲工作的原因跟随去了银川。有人初见苏阳时打趣：“你长得也不像南方人啊。”苏阳便也回应：“我身高是南方人的身高。”

就这样，他离开了江南水乡，扎根于西北的黄土地。初到宁夏时，苏阳感到了一种“荒凉的生机”，这也成了他后来音乐道路上的底色。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变，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可以说，苏阳那代人是在被时代推着走的。像许多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音乐人一样，苏阳读书到一半辍学，打工因闹事被开除。后来，按照苏阳的话说，“一些歌舞团里热爱流行音乐的青年和民间热爱音乐的人组在了一起，开始翻唱港台流行音乐、走穴。”之后，他理所应当地做乐手、跑夜场、组乐队。

2000年，苏阳来到北京组了一支名为北极星的金属乐队。可是做了不久，苏阳便发现这不是他想要的。在之后的一次采访中，他解释说，“重复性的东西，搞来搞去还是那个样。”乐队解散后，他又回到了银川，挖掘本土的民间音乐，开始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

2005年重回北京时，签约北京的唱片公司，发行第一张专辑。不过，因为太想家，苏阳每个月都要回趟家。随着年岁增长，苏阳也渐渐发现，无论是否回去，那片土地都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

“北京和银川有什么不一样呢？”我问苏阳。

“我觉得差异越来越小了。每次回到银川，都感受到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曾经的银川，从语言、饮食和基础建设上，都和北京的差距很大。但是现在差距越来越小了。”

由于“黄河今流”计划并不仅仅是单纯的音乐，还融合了文学、视觉等多媒体形式，而这些项目已经占据了他很多时间。2018年，苏阳还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土的声音》。如今的工作状态，只能让他尽力平衡生活。“录音是要需要大量时间的。今年是发不了专辑了，要等明年。”

而近期《大河唱》的上映也让苏阳变得更加忙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还要到全国各地去路演。我问苏阳，“你焦虑吗？”他半调侃半认真地答到，“我是城里人啊，怎么能不焦虑！”

生于浙江，长于银川，如今年过50的苏阳，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但也开始有了城市的烦恼。

黄河边的民间艺术群像

2016年，苏阳开启了自己的跨界艺术创作计划“黄河今流”。后来，苏阳因为合作《大圣归来》宣传MV《官封弼马温》而结识了天空之城影业创始人路伟、马灯电影总制片人包晓，他们一拍即合，决定拍摄一部黄河流域民间艺人的音乐纪录片。

历时两年拍摄、1600小时的影像素材，经过一年的剪辑，最终成了大荧幕上的97分钟。

影片里，苏阳是《大合唱》里唯一一个会说普通话的主角。剩下的四个主角都是和苏阳分别认识、合作了十年以上的民间艺人。最初，苏阳罗列了十几位民间艺人，最终导演组选定了回族花儿歌手马风山、民营秦腔剧团的团长张进来、皮影艺人魏宗富和陕北说书艺人刘世凯。

在正式拍摄前，音乐人类学学者萧璇和团队做了三个月前期调研，形成了十几万字的调查报告。之后，来自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的主创们便分成三组跟拍，在民间艺人家里同吃同住。

当然，来自清华的主创们也彻底受到了大西北的洗礼，吃面、烤饼、手机没有信号，还有更严重的缺水情况。“有一次，杨植淳跟着老魏去拍他演出，当地老乡招待他去洗手间洗手。他一进门就愣住了，老乡家里的洗手池是堵住的，池里蓄的水已经发黑了。”而为了真正融入拍摄对象的生活，他们也一起吃饭、干活、睡大通铺。

过程中，杨植淳对于苏阳音乐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现场分享中，他提到，“在拍摄纪录片之前，我并不知道苏阳是谁，我还特意去听了他的音乐，觉得并没有很打动我。”但是在西北呆了将近两年之后，他开始理解苏阳音乐里的力量感。

最开始拍摄时，苏阳对于镜头的存在还很介意，虽然他不说，但是导演发现了。于是，导演只得将镜头由远及近的慢慢接近苏阳，才让他彻底放下防备。而作为被记录的主角之一，苏阳第一次看到电影成片时惊讶又惊喜：“我自己的一些生活侧面也被拍了进来，放进了电影里，一开始还挺不适应的。”导演的观察角度，也让苏阳重新审视四位合作已久的民间艺人。

片子里，西北的人民热爱歌唱，即便举办的文化活动就在山野田间。而秦腔剧团的舞台下，也是坐满了观众，完全沉浸在表演中。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城市的符号，好像只有高楼大厦和拥挤的地铁。

我问苏阳，“城市和乡村，到底是谁文化更贫瘠呢？”他欲言又止地说到，“我觉得都很贫瘠，只不过生活状态不同。在城市里，你就是来工作的。”影片刻画了黄河边的民间艺术群像，他们长在这片贫瘠的土地里，却愣是用音乐、皮影、戏曲等形式，让生活多出了几分色彩。

不过在时代面前，这些扎根于土地的民间艺术也面临失传的处境。皮影艺人魏宗富就在影片中无奈说到，“皮影，你要灭亡了”。民间艺术的消失，也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的缩影。

“这个世界缺的永远是好作品”

苏阳不是科班出身，音乐全靠自己摸索。

16岁，苏阳到西安求学，知识没有学到多少，却搞起了音乐，开始一点点自学吉他。回到银川后，他回忆西安的求学经历说：“唯一的收获便是音乐”。之后，苏阳将西北的本土民间音乐，通过自己的方式转换表达，再传递给听众。2006年的一张专辑《贤良》将苏阳的音乐事业推上了巅峰，演出、采访随之而来。苏阳也成为了银川的名人。

然而，这个巅峰时刻已经过去十几年了。现在的人不愿意再被时代推着走，反而要推着时代走。苏阳对音乐先声表示：“在做音乐时，我不会去考虑受众是怎样的，但这不代表我不在乎。我的表达需求和我作品之间的关联很紧密，就会有听众。现在的时代，不缺机会，这个世界缺的永远是好作品。”

苏阳的音乐，扎根于土地，又在技术之外。可能是出于职业音乐人的自觉，他曾经专门找老师学过和声，却“学的一塌糊涂，作业也乱七八糟。”老师曾评价他：“这个人没什么音乐天赋。”

但就是这样一个“没有音乐天赋”的人，2018年站在了地球的另一端——哥伦比亚麦德林希望公园广场上，为语言完全不通的西方人诠释着中国本土的音乐。

“虽然在国外演出我们也会尽可能地翻译歌词，但是语言的隔阂并不会让音乐损失什么。”几千张陌生的面孔在台下激情涌动。这也是苏阳演出到今天为止，记忆最为深刻的一场演出之一。

近几年，苏阳从法国、美国再到哥伦比亚，想要将中国的音乐带给世界。苏阳执着地表达着自我，并寻找着自我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用一个民间的角度去诠释、去解读黄河和故乡的文化。

他说：“世界化并不是区域的一个概念，而是你的心、你的感受与作品之间的距离越近，就越世界化。”

排版 | St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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