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红学家园的老顽童——追忆裴世安先生
2017年11月17日，这是2017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报到的日子。那天晚上，笔者见到了梅节先生，在他的房间里我们从九点一直聊到十二点，考虑到梅先生的身体，尽管谈兴正浓，也不得不告别。其间，我们谈到裴世安先生，大家好久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如何，言语之间，透着牵挂。
裴世安先生
一个月之后才知道，原来就在我们聊天的第二天，裴世安先生因病去世了，享年91岁。这一天红学会议在深圳正式召开，在开幕式上，张庆善先生提议大家起立，为近几年去世的红学家默哀，他念了一串熟悉的名字。虽然当时不可能提到裴先生，但事后想来，大家的默哀名单中一定包含着他老人家，这也算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为其送行吧。我相信，这并非偶然的巧合。裴先生上天有灵，相信也会感到欣慰。
和裴先生有十多年的交往，不过已记不清最初是怎么结识的了。从他给我的书信来看，我们大概是2007年6月开始通信，是梅节先生从中介绍的，“梅节兄连续两信，提到阁下治学情况，深表钦慕”[1]。在我治学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受到前辈学人的鼓励和提携，梅节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裴世安先生写给笔者的信件
当时裴先生已八十高龄，耳朵听不清，尽管如此，他还是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那个情景是可以想象的，我几乎是大声吼着和他说话，即便这样，他还是只能听懂一言半语。因此，我们大部分的交流是通过书信进行的。
与裴先生通过信的朋友都知道，老人家写信不仅很认真，而且往往也写得比较长，特别是探讨学术问题时，一封信差不多就是一篇红学论文。
为了写这篇小文，笔者将裴先生当年给我的书信找了出来。因往年信件太多，且没有分类，找了半天，只找出了三十五封，这应该不是全部，全部找出的话，应该有四十封左右。每次接到先生的信件，我肯定都是回复的，这样我写给先生的信件，应该也有这么多。
裴世安先生所用信封
把我们来往的信件放在一起，差不多够一本书了。裴先生的信函有不少写得较长，最长的书信有二十多页。谈论的内容主要围绕《红楼梦》进行，当然也有一些别的话题。稍微梳理了一下，我们谈论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探讨红学问题，包括对《红楼梦》版本、校勘等一些问题的看法，对红学现状的认识，对一些学人言行的评价等等。裴先生虽然本行是财税专业，并非红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平时也不大出门，但他博览群书，交游广泛，对《红楼梦》下过大功夫，因此对不少问题的研究相当深入，有很多真知灼见。他非常重视红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看问题往往从版本、校勘等入手，谈的非常深，也非常细。
他对当下的红学研究状况相当了解，经常把一些剪报寄给我，分享他的见解。他对现况是不满意的，认为学风浮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多，对一些学人特别是那些知名红学家的言行很有看法。在此方面，我们的看法较为一致，因此谈的也比较多。
《靖本资料》
裴先生性格耿直坦荡，谈问题包括对学人的评价，往往开门见山，直言不讳，从不拐弯抹角，因此能一针见血，揭出问题要害所在。有时他也把自己的文章寄给我，让我提意见，我知道他的性格，也是有一说一，发现问题直言相告。言谈之间，可以看出他对《红楼梦》的喜爱，对红学研究的深厚情感。
二是编印红学资料。裴先生夫妇所编的《红学论争专题资料库》当时已经印出第一辑《靖本资料》。我们建立联系后不久，他就把第二辑的目录发给我，让我提意见。
我除了为资料库撰写文章外，还帮他补充篇目，查找资料，联系作者。后来陆续刊行的几辑《曹雪芹文物资料》、《红楼梦全璧资料》和《曹雪芹生卒年资料》，我都有程度不同的参与。
其中《曹雪芹文物资料》收录了小文《红学史上的‘水门事件’——曹雪芹佚诗公案始末》，王长生的一篇文章颇不易找，经过辗转才联系到作者本人，为此还生出一场误会。为此后三辑印出后，他送了我好几套，让我送给需要的人。我首先给学校图书馆和文学院图书馆各一套，还有一些送给学界同行了。
《曹雪芹文物资料》
《红学论争专题资料库》前后出了四辑，篇幅巨大，厚厚五巨册，加起来一共将近四千页。前三辑各印五百册，后一辑印了三百册，这些都是裴先生自费刊印的，算起来所需费用也是相当可观的。
各辑都是只送不卖，“主要赠送给国内外部分图书馆、红学研究机构以及红学专业研究者参考”[2]。自费编印个人的学术专著，这样的现象很常见。但花费大量时间经历，自己出资编印系列学术资料，分送学界同道，这则是很少见的。很多得到裴先生赠书的学人都对此深表钦佩和感动。
三是创办红学刊物。在交流过程中，裴先生多次表示对当下研究状况的不满，在和梅节、陈诏等先生商量之后，逐渐萌生出创办一种红学刊物的想法。
刊物的名称起初是《红楼辨》，后来改为《红楼梦研究丛刊》。他的计划是刊物由我来编，用以书代刊的形式出版。一年出一本到两本，刊物要代表学界最高研究水平。每期他出资一万五千元。“能公开出版最好，但这个主编一定要由你担当。……不设编委，大家愿帮忙，还是由你出面，我算个‘助编’，花费由我承担，组稿、定稿以你为主，且可有个联系性”[3]。
红楼梦全璧说资料》
这是先生的一个心愿，当然也有提携我这位晚辈的意思在。为其诚意所打动，我答应了这件事。
随后我们紧锣密鼓，分头约稿，商量刊物的稿件、名称、出版、署名等事宜，这段时间也是我们通信最为频繁的时期。为此我们两人忙碌了将近一年，但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
不顺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稿件问题。因系裴先生个人出资创办，刊物要代表当时最高的研究水平，因此挑选稿件十分慎重。但在现行学术评价体制下，不少学人有好文章希望发到核心刊物上，不愿意在这类民间刊物上刊登，因此约稿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张罗了将近一年，我们两个才收到十几篇稿子，加起来十多万字。我将文章汇集到一起，裴先生看过之后表示：“细看之后，感到这么些文章，要出一刊，恐难。”[4]
《曹雪芹生卒年资料》
另一个是资金问题。一万五千元出一本书，即便不发稿酬，在大陆出版也是相当困难的。我找了几家出版社，人家都是要两三万，我又不能提出让老先生追加费用。到香港买个书号倒是够，但不正规，也进入不了发行渠道，市面上根本看不到，这是我不愿意做的。当时颇为为难，又不好意思跟裴先生说。
当然，我有畏难情绪，手头事情太多，未能全力以赴，这也是一个因素。就这样筹办了将近一年，实在是进行不下去了，只好放弃。“思之再三，看来是到了‘刹车’的时候了”。裴先生失望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我也觉得对不住老人家，但这件事实在是做不成，也只好如此了。
尽管如此，裴先生还是宽慰我：“也没有什么遗憾可言，在我这把年纪，还是安度晚年为上，‘少年狂’就不要再发了。说实话，我对你还是寄以厚望的，将来必有新造就，盼我们的友谊还能继续下去。” [5]
《一瓢文稿》
后来裴先生另起炉灶，找人来编，以《红楼梦研究辑刊》为名，相继出了十多期。因编者的办刊思路、用稿标准、出版方式和我原先的想法出入很大，尽管他们邀请我参与、约稿并让我担任副主编，我在和裴先生说明情况后，全都拒绝了。裴先生也多次告诉我，他只负责出资，对于稿件、编印等事务一概不管不问。是否真的如此，因完全没有参与，就不大了解了。
通信数年，和裴先生只见过一次面。那是2008年5月14日。裴先生说梅节先生要来上海，希望大家能聚一下，好好聊聊。印象中那是一个周末，一大早就从南京赶到上海，到了裴先生家才发现，规模比想象中的要大，除了裴先生夫妇、梅节先生，还有陈诏、郭豫适、孙逊、应必诚、魏同贤、顾鸣塘等人，总有十几个，挺热闹的，算是一个家庭学术沙龙。那天大家在裴先生家很开心地聊了一天，中午叫的外卖。
聚会照片
去上海之前，裴先生就在信中说，“近又理出一些红脂本，如庚辰、己卯、王府等影印本，皆复本书，你来沪时，喜欢就拿走，我留着也无用。还有多种复本，到时任君挑”[6]。
临走前，他让我到书架上挑几本书做个纪念，我挑了一本《红楼梦大辞典》、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己卯本《红楼梦》和一套郑庆山所校的《脂本汇校石头记》。
后来由于诸事繁杂，忙碌不堪，和裴先生的通信就少了一些。但大家彼此保留着一份牵挂，裴先生一直对我多有鼓励：“我对你确很欣赏，你很有前途。……有机会来沪，盼来舍间畅叙，这是我今年以来写的第一封信。”[7]
裴世安先生惠赠笔者《红楼梦大辞典》
他表示很珍惜我们的忘年情谊，我也同样珍惜。我出了新书，会送给先生请教。印象中我通过其外孙女吟脂女士转达，还给裴先生发过两次电子邮件，自然他还是写信回复，称我的电子邮件为“一份电脑信件”[8]，当时觉得蛮有意思的。
数年间到上海也去过多次，每次来去匆匆，也曾想过去探望先生，但都没有成行，现在想来，心里很是愧疚。
尽管先生多次说自己和老伴身体不佳，谈红的兴致淡了，以养生保命为主，但还是未能忘情于红学。其间，他自己相继出版了《一瓢文稿》、《一瓢谭红》，也都送了我。《一瓢谭红》是其红学文章的结集，其中好多篇我早就拜读过，还提过一点建议。
《一瓢谭红》
2017年10月，收到余光祖先生惠赠的新作《红楼韵文校字》。这本书是裴先生和董义德、余光祖合著的。书的封二有他们三人在四月间的合影，看到裴先生气色还不错。于是给余光祖先生写邮件表示感谢，并请其便中代问裴世安先生好。
余光祖先生回信说，这本新书“本应由裴世安先生题字，裴老因身体原因，不便一一亲书，故由我越俎代庖献丑了。我与裴老在一起时，他多次说起您，还曾说把我们的拙作向您所在的学校图书馆赠送一册，请您转送，不知是否可以？”这是小事一桩，很容易办到。没想到时间还不到一个月，裴先生就去世了。
得知裴先生去世的消息，已是在一个月之后了，未能去和他老人家告别，心里感到很是遗憾。与裴先生以红学结缘，是纯粹的君子之交。他对红学的热情、认真和执着、他编印的系列红学资料集都已经成为红学研究的珍贵财富，必将受到后人的敬重。
《红楼韵文校字》
裴先生多次在信中说，他研习红楼梦、编印红学资料集都是觉得好玩，“‘做’资料书，纯出于消闲，玩而已，花几个钱，让生活有点内容”[9]。“我这个人一生好‘玩’，到了老年，还发了几次‘少年狂’”[10]。这是谦虚，也是其真实心态的流露。
唯有这种轻松闲适的好玩心态，才没有烟火气，才从容淡定。这里就冒昧地称裴先生为“红学家园的老顽童”吧，并以此作为小文的题目，想必他老人家是认可的。
[1] 裴世安先生2007年6月21日致笔者函。
[2] 裴世安《了却一椿心愿——纪念魏绍昌先生逝世五周年》，载《靖本资料》，石言居2005年自印。
[3] 裴世安先生2008年8月31日致笔者函。
[4] 裴世安先生2009年7月25日致笔者函。
[5] 以上裴世安先生2009年7月25日致笔者函。
[6] 裴世安先生2008年3月20日致笔者函。
[7] 裴世安先生2010年4月8日致笔者函。
[8] 裴世安先生2010年7月2日致笔者函。
[9] 裴世安先生2007年7月9日致笔者函。
[10] 裴世安先生2009年7月16日致笔者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