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弦生：河南文献整理史的集大成之作——读王钢先生的《中原文献整理史稿》有感
《中原文献整理史稿》于中州古籍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出版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是对河南古籍文献整理的历史总结。
《中原文献整理史稿》，王钢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但我从一个和作者王钢先生交往多年的编辑的角度，从书中还读到的是他对中原文献的钟爱和他对那些在青灯孤影下、从故纸堆中爬梳剔抉的学人们崇敬的心路历程。
王钢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这在和他相识者中是被屡屡称道的。
他出身文化世家，祖父王常懿先生毕业于河南政法学堂，是新乡著名的开明士绅；父亲王锡璋先生是河南省著名的教育家，在“一二·九”运动中投身革命，抗战时期在南阳就创办了南召现代中学、任职北方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多年担任省教育厅厅长；外祖父蔡韬菴先生曾任豫南中学校长，以一介书生在民族危亡之际，带领本县五百武装了参加新四军；母亲蔡康志先生也在1939年参加革命，任职北方大学，后任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等职。
在这种家风熏陶下成长的王钢打小从心底就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熟悉和热爱。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信阳师范学院，毕业后他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研所从事研究工作。
同在文研所工作的著名河南文献整理学者栾星先生曾对他说，社科院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能成就一个人；但不努力的话，也能毁掉一个人。
作者与王钢
王钢把自己看作栾星先生的私淑弟子，对其耿直的人品和深厚的文献学根底十分敬重。在这本书中，就可以看到他，对历代中原文献整理者的敬佩和继承，对秉笔直书史学传统的坚定和信守。
王钢是中州古籍出版社的老作者，之前在我社出版的著作有《传奇春秋》《周易参同契汇刊》《中国戏曲史编年（元明卷）》《校订录鬼簿三种》《全元曲》《两宋萧山渔浦考》等十种书。
其中《校订录鬼簿三种》等三种著作，由我担任责任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王钢认真、严谨、求实的学风。由于他优秀的科研成绩，提前破格晋升为研究员。
他后来脱离科研岗位，改做出版，我起初颇感一些遗憾，认为对他的文献整理研究是个大损失。
其实他对编辑出版工作也是颇有经验的。在河南省社科院时，他就已经主编《跨世纪》杂志，把这份“男人的刊物”办得风行全国，好评如潮。他对互联网、数字化熟悉得很早，在出版行业大多数人还处在懵懂之中时，就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了。所以刘建生先生力邀他到河南出版界工作。
《传奇春秋》
这些年，他在海燕、文心出版社担任主要领导，主持出版了不少好书，如周汝昌整理的《石头记会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纂的《世界遗产》以及“中国历史影像丛书”等。
在繁忙、琐碎的图书出版管理之余，一直没有放弃对古代文化的研究，尤其在古籍整理方面，几成癖好。他的夫人调到杭州工作后，他去探亲，竟然对所居小镇的历史产生兴趣，搜罗文献，实地调查，撰成《两宋萧山渔浦考》一书。
结合着河南的出版工作，他对河南出版史的研究取得很多心得，是河南出版界不多的几位学者型的领导。诚如他所言：“顾平生所学，立身始于文献，奈中道废，入出版之途，未能一以贯之；此后事业，又始终得益于文献学。”
十几年前，河南出版界的世纪工程《中原文化大典》启动时，栾星先生曾力邀他加盟《著述典》，因公务缠身，未能应允，使栾先生十分失望。
这几年，王钢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集中精力做学问，整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正像他在本书《后记》中说的那样：“恭逢雍熙之治，格物之术日驰千里，大有助乾嘉之学，予尝浸淫此道,有‘坐拥书城，秒杀万卷’之说，稿因此得以速成。”
《中原文化大典》
但是他焚膏继晷，废寝忘食，日夕若与古人相对的劳作，不是非同道所能体会的。在一年多的时间中，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书，首次对河南文献整理的历史，从古至今，给以总结、论说。
王钢先生在《中原文献整理史稿》中虽然将河南文献整理之始定在明代，并谦称为“史稿”，但其叙述，是从河图洛书的远古说起，是一部系统的河南古籍文献整理史，是一部筚路蓝缕之作。
全书分为叙说、明代、清代、民国、1949年以来中原文献整理等部分。条分缕析河南文献整理史，根据史料多少，厚今而不薄古。在各个时期叙述的分类上，不单以当代图书分类言之，而是以传统的各代经史子集分类为主要参照，可以看出他的精湛的国学修养。
本书的叙述语言平实而精确。对一部书一件史实的定位力求准确。仅对一本书的分类来看，也是多加斟酌，历史上对一部书的不同分类，他也能结合具体情况，给予公允评价。
对前人的讹误则指出并加以分析。对一部文献不单单做出在出版史上的评价，对其传抄、刊刻、流布也结合社会、政治、文化，甚或民俗的背景加以全面分析。
《杏东先生文集》目录
对那些文献整理、刊刻者的用意、心理，他也加以体会解析，使人读此书，不仅是在了解文献的整理过程，也是在读整理、刊刻人的学识、心思。
他记明代郭维藩的《杏东先生文集》刊刻经过：此书由德清人蔡汝楠所编。起因是郭维藩在嘉靖十一年任考官，而蔡汝楠在本年得中进士，遂有门人之谊。他于嘉靖四十年来豫任巡抚，便将已故的郭氏遗文编为此书，嘱河南左布政使刻之。“其作竟因门人成一方诸侯而传之不坏，幸也不幸，殊难言说”。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尊师重道的情谊、官场交际的掌故和一部书从编辑到刊刻的曲折。
书中又记明代豫中旷世畸人卢柟，不被世容，遭诬论死，备受酷刑，系狱二十年，家破人亡。幸当世名流相救，仅得不死，晚岁以醉酒三日卒。他在狱中自辑诗文为《蠛蠓集》并序之。此集及其他作品在他生前生后因“深惜次楩（卢柟字）之才之不售也，又惧其文之与人而俱没”，在友人和崇好者中传抄、刊刻，直至万历三十年，才得有故里浚县官刻本。
书中缕述前后迂折的传布过程，使人对封建时代文人的命运无比感慨。在每一部书的后面我们都能读到刊刻的不易，读到历代学人孜矻的追求。
《蠛蠓集》
我曾与王钢先生几次一同受聘为出版系列职称评委会的评委。因为参评者大多是各出版社的编辑，都是熟人，评委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事，所以有不同的意见往往只在不记名投票时表达出来，而在会上不多说其某方面不足的话。而王钢却能直言不讳而又有理有据地谈出自己的看法，力求评审更加透明和公道。
他的这种品行也在这部书中前后贯穿。不但是对古人，即使是他一向敬重的栾星先生所主编的《中原文化大典·著述典》，他在肯定其前无古人的成绩时，也指出了“惟其书出于众手，学术水平不一。个别条目或以原书未睹，不明其所以；或因功力不逮，惮于下笔臧否”，而造成不足。由此可以看出王钢严谨求实的学风。
“中原”一词今多指河南省。河南作为一级省级行政区划，始于元代之“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但其范围比今之河南省辖区广大得多，直到明代设十三行省，河南省所辖才与今相近。
王钢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原文献整理，始于明，故此书从明代始分章写起，此前的河南文献整理情况，以“叙源”的形式，略举、概说之。
《中州名贤文表》
明代中原文献的整理盛于嘉靖、万历年间，至天启、崇祯衰落，无论公刻私刊，大都以传播乡邦先贤文献为宗旨，而不同于书商以赢利为目的。在本书的“明代中原文献整理”一章中，以河南诗文、方志或专志中的艺文汇编，前代著述、当代名家著述的编刊和河南文献目录的编纂为主要内容。
其中对《中州名贤文表》《梁园风雅》，明《河南总志》《通志》《郡志》，以及专志中所收书目、所辑诗文，论之甚详，明代对中州历代名家著述的编刻以其人生活的前后为序论说，展现了河南自先秦以来的学术成就。
清代满人入主中原，以崇尚文献标榜，文献整理果实累累，尤以前期顺康乾时为盛，至咸丰后渐次衰落。康熙间诏修《大清一统志》、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河南各地分外重视文献辑刊。但清廷旨在加强文化思想统治，故又厉行文字狱、禁毁违碍图书，造成文化灾难。
王钢在此章依文献类别，分为中原著述汇编、中原诗文总集汇编选编、宋元及以前文献重编重刻、明代旧籍编刊、晚明名家著述编刊、清代名家著述编刊及中原文献目录等节对清代河南文献整理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加以叙述。
对周亮工父子汇编中原文献、宋荦重刻中州文献的功劳记之甚详；对《四库全书》纂修时对河南文献的征禁之幸与不幸，客观评价；其他文献整理所及的人和事均秉笔直书。
《梁园风雅》
文献的分类，则大体依照传统的古籍分类，也依时间先后述之。中州乃“理学名区”，理学家辈出，有清一代，中州理学家二程、邵雍、许衡、王廷相、吕坤、高拱、吕维祺、孙奇逢、汤斌等人著作的刊刻是河南文献整理史上的一大特点，也是本章记述的一大重点。
本章所记明代抗清名臣、祥符史可法，在多铎将破扬州时，托后事于部将、义子史得威，以遗书五封付之，后被执不屈，就刃死。
乾隆四十一年，帝赐谥史可法“忠正”，并撰《书明臣史可法复书睿亲王事》记之。史可法的著作遂得风行。但因得威无子，其后自称可法后裔者，却不止一人，所刊《史忠正公集》各省也有多种，但河南本省至今未有整理刊行，是为憾事。
孟津王铎，明天启二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福王监国，授王铎东阁大学士，入为内阁次辅。清军临南京，王铎与钱谦益等出城奉表迎降。顺治三年，他复为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事，后充明史副总裁，加太子少保，卒谥“文安”。
《史忠正公集》
至乾隆帝时，政权稳固，对明朝降臣的方略遂变，于国史立《贰臣传》一门，专记王铎这些“大节有亏”之人，其著作也遭禁毁。王钢先生在书中记叙王铎的《拟山园集》等著作从明末到清末的刊刻、禁毁、重刊的复杂经历。
这些都可看出有清一代文化、民族政策的演变史，使读者不仅了解清代中原文献的整理，也是在读清代的文化策略和政治统驭之术在河南的实施。
民国时代短暂，战祸频仍，但有识之士在艰难中依然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保存，做出了卓绝的努力。本章以这一时期的李敏修与中州文献征辑处，张凤台与《三怡堂丛书》，井俊起与河南图书馆，刘镇华、万自逸与经川图书馆，河南通志馆及《河南通志艺文志稿》，等等河南文献整理几件大事为纲撰写。
李敏修先生一生致力于河南教育和文献整理。在清宣统三年，他就主持整理并首次刊印了八十一卷元代许有壬的《至正集》。民初主持“中州文献征辑处”，开展了首次对河南文献的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以清代为主的征辑。在此基础上主持编纂了《中州先哲传》《中州文征续编》《中州艺文录》《中州诗征》等“中州文献四种”。
《河南通志艺文志稿》
本章对其事迹细加记之，对所征辑文献存佚也有确切说明。张凤台主政河南时设立了河南通志局，重修《河南通志》，并重建河南官书局，编印中原文献丛刊《三怡堂丛书》。但此丛书刊刻历程甚为复杂，从1922年到1990年，都曾有印刷，并且每次收录品种不同。本书细加梳理，厘清了前后刊印的变化及书板存佚情况。
巩县刘镇华虽为军阀，但对河南文献征集、整理、刊印，以及有关机构的建立、资助都用心用力。本书不以其政治身份而掩其对河南文化的贡献，据实记录。民国年间，河南通志馆几度兴废，日伪时期通志馆曾印行《河南通志稿》，艺文志也在其中。
王钢先生在本章中指出这是前此多年编刻的成果，不以印于日伪时加以否定，而是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些均可又见作者所具备的中国史家传统的正直和学胆。
在民国时期文献整理补说一节中，王钢先生又对民国年间整理《歧路灯》、影印《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当时名家作品辑刊，以及方志中对文献的著录、征辑加以叙说，使得本书对民国年间这一领域的记载更为全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河南文献整理成果和历史是本书的着重点。共分前十七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和新时期三个时段来写。
《金匮要略讲义》
前十七年，河南文献整理的成绩，只限于建立了一些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并开展了收藏工作，1959年出版的《金匮要略讲义》是省内唯一出版的河南古籍注释著作。而地方戏曲曲艺作品的整理则呈现繁荣景象，书里记载了王镇南等一批戏曲工作者在其中的劳绩。
“文革”十年，中原文献整理几乎完全停顿，只有“评法批儒”时，配合政治形势的河南“法家”人物的著作有整理出版；另外这一时期出土文物中有一些珍贵的中原文献，出版了相关的考古报告，这些约略也可算上中原文献整理，在本章中都做了叙录。
中州古籍出版社（初名中州书画社）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同时成立于1979年11月，起初并一同在郑州花园路54号楼办公，看似偶然，实际上是新时期河南文化百废俱兴的象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河南各级党史、方志、古籍整理机构建立起来，收藏和出版机构得到发展，从物力、人力、财力等各方面都有很大投入。正如本书所言：“形成中原文献整理事业空前未有之辉煌。”
《全元曲》
作者也以浓墨重彩地从中原文献目录学、丛刊编印、单行本整理、专题文献（方志、武学、俗文学）整理、诗文选编及专题文献资料汇编、近现代名家集编辑出版等，全方位展现、评述了新时期的中原文献整理成就。
在河南古籍文献总目方面，由栾星先生任主编、吕友仁先生任副主编的《中原文化大典·著述典》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
《著述典》共收书9968种。正编分经、史、子、集四部，著录从先秦到民初河南籍学人的著作。书名下，记作者小传、提要、卷帙、版本、存佚和收藏单位等，一应俱全。外编所收1244部河南方志，不仅收省府州县志，还收山水、名胜、艺文、人物志，以至杂史、杂咏等专志，无论存佚，俱以著录。另附王国强先生主编的《中原出版》，概述河南图书编纂、出版史。
王钢先生给《著述典》以很高的评价：“迄今为止最为完备、规范、严谨和权威的河南文献集大成目录，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原文献目录学的最高水平。中原古代典籍，以至中原文化传承源流，借此得以纲举目张，条分缕析，全貌现焉。”如前所述，同时他也指出本书的不足。
《中国戏曲史编年》
由于地方志纂修工作的推动，在专题古籍目录方面，历代各种河南方志目录最为丰富。在本章中也介绍了这方面的成就。指出栾星《嵩岳文献叙录》、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人文志》、孙新科等有关洛阳的《九都典籍》、王惠敏《牧野藏珍：〈中州文献〉》、河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河南省回族古籍总目提要》、谢琳惠《洛阳地区家谱提要》等许多专题书目，以及报刊、档案目录和文献索引的编纂、出版，使中原文献的著录全面开展，奠定了河南文献进一步整理的良好基础。
王钢先生在本章中言：较之民国间的丛书，“新时期的丛刊无论数量、质量，都有长足进步”。《中州名家集》《中州文献丛书》是中州古籍出版社建社之初就规划出版的两套河南古籍整理丛书，历时三十多年，一直在不断推出新的品种。
郑州市图书馆文献编辑委员会编的《嵩岳文献丛刊》是嵩岳文献之集大成丛书，2010年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其历史依据，全赖此丛书支持。在书中，他对《中原历代中医药名家文库》及多种影印的河南古籍丛书，也均有中肯的评介。
在中原文献单行本方面，王钢先生将“《歧路灯》校订”、“汴京旧籍整理”单列介绍，以“其他史部、子部典籍整理”“集部别集及独撰类丛书整理”“古代文献辑佚”“报刊翻拍、影印及数字化”，给予全面记叙。
朴社1927年刊行《歧路灯》底稿本
他还一一列举了党史、地方志、民族、宗教、戏曲、武学、俗文学等方面的专题文献整理成果，对这些方面整理工作中的人物、事件、掌故，都有生动有趣而真实的记录。
近现代时期，河南名家众多，成就辉煌，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方面，更为显著。他们的作品集的编纂出版，也成为新时期河南文献整理的出彩之处。本书记叙了这一方面的诸多成果。
1980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雪枫书信日记选》开启先河，赵纪彬、嵇文甫、曹靖华、王拱璧、师陀、于赓虞、白寿彝、任访秋等著名豫籍学者文集的出版，灿若星云；特别是冯友兰的《三松堂全集》、袁世凯的《袁世凯全集》出版，具有解放思想，冲决樊篱的高蹈扬厉。
从本章对这些史实的记述中可以看出王钢先生对其整理出版意义的高度评价。对于省外（包括台湾）对河南近现代名家文集的整理出版，本章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另外对豫籍科技名家文集的出版，书中也尽可能地搜辑记录，以彰显他们的成就。
《袁世凯全集》
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为了撰写此书，王钢先生搜集了大量的典籍书影，可见只要是尚存的典籍，他是尽量亲眼看到，才去著录撰写。书中随文的数百幅珍贵彩印书影也使本书图文并茂，更加流光溢华、直观真切。
拜读毕《中原文献整理史稿》一书，掩卷长思，感慨万端。清代闭关锁国、文网严密，思想禁锢如铁桶一般。读书人只能皓首穷经，在坟典中做学问。乾嘉考证之学空前鼎盛，古籍文献整理达到古代高峰。中州理学、诗文之集的刊刻蜂起。
仅就有清一代，对明清中州名家著作整理情况的粗略统计，如书中对孙奇逢、汤斌等人的著作刊本均收录介绍有四十余种之多，对高拱、周亮工等人的著作刊本收录介绍也有二十余种，其他名家著作刊刻情况务求一网打尽。
每种刊本编辑者、刊刻者生平履历、与作者关系，官刻私刻经过，刊本卷次、牌记、序跋、续刻、重刻、补刻及木版、刻本和手稿、抄本流传存佚、藏地，对版本的评价等，大都十分详细。对如此众多图籍的如此详尽的记载评述，可以想见王钢先生那种孜孜以求的坚韧和辛苦。
《三松堂全集》
古人编书刻书是件极不容易的事，就是进入近代的铅字印刷，书籍编印也实属繁难。我是1976年参加《辞源》修订，开始图书编辑工作的。
那时百分之八十的功夫花在查找书证上。对于书证所据版本的要求很严格，比如《四库全书》因其抄写疏忽、有意篡删，以及秘藏高阁难查难核，规定不能引作书证。要查找引录一个字词的书证，必须取来原书，逐页逐行地细看核对。许多珍本，还得千里迢迢到藏地借阅。能否借出，能否看全，能否抄录，能否拍照，都是未知数。
直到20世纪80年代，印刷厂排版，还是全靠手民逐字挑拣。我每周都要到工厂核校样，看到一排排如墙壁似的铅字架，常有畏惧之感。
王钢先生的《校订录鬼簿三种》排版时，刚进入照相排版阶段，因字库收字不全，常要造字挖补版面。那段时间，他差不多天天都得坐在照排机前盯着操作人员修改。
《校订录鬼簿三种》
现在进入信息化互联网数字化时代，许多文献坐在电脑旁，鼠标一点就能查到下载，相关研究几乎可以一览无余。图书出版也彻底告别铅与火，技术飞跃发展；周期缩短，质量提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增强，更认识到提高文化软实力和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中央到地方，对古籍文献整理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许多部门都愿意拿出资金资助这一事业，其成绩是不言而喻的。
但因此也带来一些问题。由于项目都是限期完成，参加整理者又有不少人文史功底不够扎实，不知如何选择底本，进行校勘，甚至连原著都不能完全读懂，标点断句时有舛误。有些丛书选目不当，校点本所依版本并非善本，甚至用《四库全书》本作底本，也不知参校他本；为了赶工，一些古籍整理图书显得粗制滥造。
王钢先生这部《中原文献整理史稿》不但是一部史书，也为中原文献的整理指出了正确的门径，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其史料考证的严谨，版本搜罗的丰赡，价值评介的允当，都可作为中原文献整理的典范。
《两宋萧山渔浦考》
清代考据家曾叹，“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有了王钢先生这部书，中原文献整理就有了很好的参考资料，可以少走一些弯路。这是我拜读此书，所想到的一项很大的实用价值。
《中原文献整理史稿》一书，反映了王钢先生博学多识和正直严肃的才华和文风，书中没有谀辞也无贬语，饱含着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和对乡贤名家的敬仰。
他在书中语重心长地写道：“豫省地处中原，有千里平畴，大河蜿蜒，以是问鼎逐鹿者多，兵燹水患，较他省尤为惨烈。然而典籍文献饱经患祸，历千年而不泯灭，全赖前辈有识之士代代守护，不徒吾师吾友而已。其间可钦可敬、可歌可泣、可悲可叹者，蛛网尘封于故纸中，知者寥寥，读之倍觉怅然。表彰先进，激励后学，吾辈责无旁贷，中原文献整理之史，可不述乎？”
《河南通志》
他怀淑世敬畏之心，以热血激荡之情，用横溢纵放之才，操冷静隽永之笔，写成这部四十万言巨著。王守国先生在序言中认为本书“平实、严谨、博洽、厚重”，王钢的“学问炉火纯青”，诚为确切之言。
读王钢先生的《中原文献整理史稿》，无疑也是在读沉甸甸厚重的中原文化史。整理发掘浩如烟海的典籍，殊非易事，却势在必行。清代学者王船山先生说：“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思得于永，微显相吹而显察于微。”
《中原文献整理史稿》出版，将给酝酿多年的《中原文库》的规划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这在此书的几篇序跋中已有高屋建瓴的评价，被誉为“创体之作”。
《周易参同契汇刊》
挖掘新材料、拓展新视角、开辟新方法，做好《中原文库》的出版是我们河南出版界的宗旨之一，也是我省文化建设的一个重点。这些方面的意义，肯定高明者将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和评说。在此我谨以此浅陋之文，表达我对王钢先生大作问世的欣喜和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