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最喜欢索隐的人（纪念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出版百年之一）
在二十世纪红学史上，蔡元培是作为索隐派的代表人物这一负面形象被盖棺定论的，这一认知在新红学兴起后被学界普遍接受，成为共识。
蔡元培先生
在此情况下，研究者对其红学研究也就没有再深入探讨的兴趣，至于其《石头记索隐》之外的大量红学言论，同样很少有人关注，更不用说系统、完备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相比之下，倒是蔡氏本人对自己的红学研究成果比较看重，在谈到自己的著述时，时常提及，比如他在1923年秋至1924年间所写的《自书简历》中谈到自己的著述时，将《石头记索隐》与《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哲学大纲》、《简易哲学纲要》等著作并列。
《石头记索隐》
在1921年3月2日的日记中，他不无得意地提到，法国巴黎大学校长埃贝尔在演讲时，“注重于北大废院存系之办法，对于我个人之著作，尤注意于《石头记索隐》”[1]。
在现代红学史上，蔡元培和他的《石头记索隐》经常被作为靶子受到批评，但这里有个问题：
以蔡元培天资之高、学识之博，并不比哪位红学家低，他何以要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写一部在其他红学家看来似乎是小儿科的著作，何以会犯那些在其他红学家看来如此明显的低级错误？既然错误如此低级，为什么在被胡适等人指出、批评之后却并不服气？蔡元培研究《红楼梦》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石头记索隐》是如何写成的，它到底是不是蔡元培治学生涯的一个污点？
蔡元培先生塑像
尽管此前已有不少研究者涉及过这些问题，但并没有很好的解决，一些人往往批评一番草草了事。俗话说：盖棺定论。但盖棺之后的定论能否成为定论，同样需要事实的检验。
最起码在笔者看来，红学界有关蔡元培的一些定论是存在问题的，与事实并不完全符合，评论也不够公允。
下面依据相关资料对蔡元培的红学研究重新进行考察，并谈谈自己的想法。
《中国小说史大略》
根据相关资料来看，蔡元培研究《红楼梦》的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石头记索隐》一书篇幅虽然不算太长，只有四万多字，但它可以说是一部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的著述，鲁迅在《小说史大略》一书中称其“徵引繁富，用力甚勤” [2]，其后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称其“旁征博引，用力甚勤”[3]。
可见鲁迅虽然不同意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一书的观点，但对其严肃、认真的研究态度还是给予充分肯定的。
为写作《石头记索隐》一书，从搜集资料到撰成该书，再到到补充完善，蔡元培前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虽然其一生著述甚多，但花费如此多时间和精力的，似乎仅此一部。
《蔡元培日记》
据现有资料来看，蔡元培最早研究《红楼梦》当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这一年农历九月初一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鸡鸣进城，回馆已食时矣。阅《郎潜纪闻》[4]。
在当月初六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阅《郎潜纪闻》十四卷、《燕下乡脞录》十六卷竟，鄞郑康祺（钧堂）著，皆取国朝人诗文集笔记之属，刺取记国闻者[5]。
这里所说的《燕下乡脞录》为《郎潜纪闻》二笔。
《郎潜纪闻》
之所以把这个时间点作为蔡元培研究《红楼梦》的开端，是因为在《燕下乡脞录》的卷五记载了徐柳泉的如下一段话：
嗣闻先师徐柳泉先生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妙玉以看经入园，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以先生之贞廉，而瘐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作者盖深痛之也。”……《红楼梦》笔墨娴雅，屡见称于乾、嘉后名人诗文笔札[6]。
显然，这段话引起了蔡元培探讨《红楼梦》的浓厚兴趣。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余之为此索隐也，实为《郎潜二笔》中徐柳泉之说所引起。”[7]
《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
将《燕下乡脞录》的这段记载与《石头记索隐》一书对比可知，其对蔡元培的研究有很大启发，既有观点层面的，也有方法层面的，特别是后者，为历来的研究者所忽略。
蔡元培研究《红楼梦》的机缘由此可知，其撰写《石头记索隐》还有没有别的动机呢？
一些研究者认为蔡元培撰写该书是有政治目的的，那就是以此表达反清革命思想，这一看法颇有影响，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并提出新的看法[8]。
结合蔡元培的生平经历来看，光绪二十年（1894）这一年，他在北京参加散馆考试，由翰林院庶吉士升补为翰林院编修，大量时间用在读书、交友上。此时他还没有产生反清革命思想，自然最初研究《红楼梦》也不会有这个动机，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兴趣。
蔡元培先生手迹
从1894年起到1915年《石头记索隐》完成，其间蔡元培的思想发生较大变化，从事反清斗争，他会不会在此期间利用自己的这部红学著作来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呢？
应该也不会，因为该书主要写于民国建立之后，到他出版该书的时候，中华民国早已建立，失去针对性和时效性，不需要再做这样的宣传了。如果该书在民国建立前出版流传，政治动机说也许会更有说服力。
再者，《石头记索隐》出版后，蔡元培仍不断搜集资料，进行增补，这同样可以说明他撰写此书更多是出于兴趣爱好，并没有政治动机。
《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版
虽然《石头记索隐》开头说《红楼梦》“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这是蔡元培对《红楼梦》主旨的认知，但这并不等于他本人也一定持这种思想和角度来研究《红楼梦》。
从全书内容来看，蔡元培重点在利用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来索隐历史人物，对反清排满思想并未着笔，读者也难以产生这样的印象。
在该书的结尾有这么一句话：“一切怡红快绿之文，春恨秋悲之迹，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话录、旧闻记读可也。”
这里说的很明确，蔡元培希望读者把《红楼梦》作为“因话录、旧闻记读”，而不是让他们关注其中的“民族主义”。
《曾孟朴先生纪念特刊》
1935年8月3日，在《追悼曾孟朴先生》一文中，蔡元培说自己“是最喜欢索隐的人，曾发表过《石头记索隐》一小册。但我所用心的，并不只《石头记》，如旧小说《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以至于最近出版的《轰天雷》、《海上花列传》等，都是因为有影事在后面，所以读起来有趣一点”[9]。对自己研究《红楼梦》的动机，他说得再清楚不过。
总的来看，蔡元培撰写《石头记索隐》一书应该是受到陈康祺《郎潜纪闻》的启发和影响、出于个人兴趣而撰写的，并没有反清排满的政治动机在，这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1]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第11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鲁迅《小说史大略》第9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4]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第34页。
[5]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第36页。
[6]晋石点校《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第404、40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7]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本文所引《石头记索隐》文字，皆出自该书，不再一一出注。
[8]参见冉利华《创造国语的文学——蔡元培创作〈石头记索隐〉动机新探》（《文化与诗学》2010年第1期）、陈荣阳《文人蔡元培的心史：〈石头记索隐〉新谈》（《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2辑）。
[9]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第565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