璩静斋：一道自然醇厚的“大餐”——读傅承洲《古代小说和小说家》
作为跟文学打交道的一介书生，闲暇也喜欢阅读文学专业方面的论文、著作，以期通过阅读来拓宽自己的学术眼界，获得有益识见。然而此愿并非轻易就能实现。有时一册在手，看了半天，不知其所云。作者采用“曲径通幽”的写法，似乎有意要显示高深学理，实则套用西洋的某些理论框架，往其间填补只有自己才明白的“感悟”。
傅承洲教授
阅读这种晦涩难懂的东西，委实叫人甚感懊丧。也有些时候，见到的论作虽不难懂，但通篇都是资料的连缀，作者“述而不作”，毫无己见不说，还投机取巧，利用二手甚至三手资料“炒剩饭”，资料存在讹误，也不去查核更正，就不负责任地将“剩饭”上盘端出来，这种东西不读也罢，读了心中难免有点添堵。
读傅承洲先生的论作却是一种得益非浅的愉悦体验。其文观点明晰，论证严谨，语言质朴，通篇无伪饰，每一篇都写得实实在在。
傅先生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家（尤以研究明清小说见长）。《古代小说和小说家》一书，便是他近十多年来这方面研究成果（论文）的选集。
《古代小说和小说家》，傅承洲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该书内容丰厚，按专题编成四卷：
卷一“章回小说论”，主要从不同角度研究经典名著（《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的内涵价值；
卷二“话本小说论”，主要探讨话本小说的文体特征、演变规律、话本小说与相关地域文化（如吴越文化）的关系等；
卷三“古代小说家考论”，主要论述冯梦龙、凌濛初、董斯张、李渔等古代小说家的思想观念及其对小说创作的影响，考辨证实一些小说的作者与版本源流；
卷四“小说研究学者论”，主要探讨鲁迅、胡适在研究古代小说方面的不同特点，评述吴组缃和沈天佑等资深学者在研究古代小说方面的突出成就（吴先生对《金瓶梅》《聊斋志异》有深入研究，沈先生对《红楼梦》人物研究有独到之处）。
表面看来，卷四这一部分内容似乎与书名不尽相符，作为“附录”处理或许更合适。傅先生之所以将它纳入正文，主要考虑其属于古代小说研究史的范畴。
说起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与发展，它比诗歌和散文要晚，大致到魏晋时期才初具规模；至于古代小说研究，更是滞后。
鲁迅先生曾指出：“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 《中国小说史略·序言》）
《明清文人话本研究》，傅承洲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鲁迅先生在古代小说研究的蛮荒之地披荆斩棘，继承清代朴学之风，高度重视文献的辑佚与辨伪，在古书堆中辛苦爬梳资料，并将它们辑录成册，诸如《古小说钩沉》（唐之前的小说集）、《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宋之后小说集）等。
在掌握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鲁迅先生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对古代小说的起源、流变有精辟之论，对各历史时期的代表小说家及作品予以精到评析（注重将小说作品置放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结合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来分析）。
在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鲁迅先生的这本著作无疑具有开山之功。他也为后继研究者树立了朴质、严谨的治学风范。
古代小说研究发展到今日，研究者甚众，并非人人都能秉承鲁迅先生的遗风。有些人抱着极度功利的态度搞“研究”，其目的只是为了谋“稻粱”，借学术研究来沽名钓誉。他们挖空心思拉项目，弄课题，东拼西凑地炮制论著，甚至有借重所谓的“教授”“学者”名头的，竭力将自己打造成“学术明星”，四处招摇，恨不能赚得盆满钵盈。
相比于那些虚浮的“研究者”，傅先生低调谦恭，安心坐冷凳，踏实做学问，竭力追随前贤的研究足迹。他深入研读古代小说文本，广泛了解文本的时代背景（包括社会习俗、价值取向等）、作者各方面的情况（家世渊源、生平经历、思想情感、创作实践等），通过多方面搜罗文献，阅读积累，掌握比较详确的资料，才开笔撰写论作。
《明代文人与文学》，傅承洲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
《古代小说和小说家》一书即是他厚积薄发的见证，书中的每一篇注重旁征博引,不少篇目所征引的文献达二三十种之多。资料丰瞻,论据翔实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本书的第二大特色是其研究内容多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文人话本与吴越文化》和《从年龄的角度看孙悟空》就是显著例子。
文人话本是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一块重要领地，一般学者研究文人话本多半局限于其作品内容与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分析。傅先生尽可能寻找新的研究视角，来拓展文人话本的研究内容。
他在研究中发现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明清文人话本作家绝大多数是江浙人，文人话本也大多刻于江浙地区的苏州和杭州两地，形成了苏州、杭州两个创作与刻印中心。
他顺着这条线索，展开对文人话本与吴越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探寻文人话本在江浙地区兴盛的原因（繁荣的城市经济、比较发达的教育、南宋的说话艺术等），从而论证吴越文化在文人话本的兴盛过程中起着极强的催化作用。
《李渔话本研究》，傅承洲等著，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
同时，傅先生还通过各种证据来证实文人话本是吴越文化的独特载体，承载着吴越文化的诸多内容（如风俗习惯、民俗事象折射出来的民俗文化、社会心理、价值观等）。
《西游记》的很多研究者鲜有关注孙悟空的年龄，傅先生却能从孙悟空的年龄这个角度来拓展研究内容。他仔细研究文本，发现孙悟空有两个年龄，一个是作为神魔的年龄（八百多年），一个是作为常人的年龄。
后一个年龄是备受作家重视的，被如来佛强压于五行山下的五百余年和石猴风化的三百年不算在内，小说实际上只写了孙悟空四十多年的两大重要人生经历:大闹天宫和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
前者发生在孙悟空的青年阶段，后者发生在他的中年阶段。作家通过孙悟空的这两段人生经历，比较完整地展示了孙悟空一生的功绩，而且深刻地寄寓了作家对复杂人生的深沉思考。
傅先生还结合小说文本，详细分析作者笔下作为常人的孙悟空不同人生阶段的特点，让读者对孙悟空这个经典的艺术形象有更深刻的认识。
《冯梦龙与通俗文学》，傅承洲著，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
胡适先生曾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傅先生做学问即是如此。傅先生这本书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质疑精神。此处以《拟话本概念的理论缺失》和《宋元小说话本志疑》两篇为例略谈一谈。
有关“拟话本”这个概念，学术界普遍基于小说文体的角度，将它界定为“明清时期文人模拟话本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傅先生质疑此概念，认为拟话本概念在理论上存在问题，并撰文予以严密的辨析论证。
追溯“拟话本”一说，最早见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宋元之拟话本》。傅先生指出，“鲁迅最初提出拟话本，并不是作为一个文体概念使用的，而是用以说明宋元时期的一些著作与话本的关系”，“作为一个文体概念，拟话本缺乏科学依据，理应弃用，可用‘文人话本’替代”。傅先生的质疑与辨析，弥补了拟话本概念理论探讨上的不足。
宋元话本一般分小说和讲史两种，其中的小说话本成就较高。学术界普遍重视对它的推介，一些学者也设专题研究宋元小说话本，他们常用《快嘴李翠莲记》《碾玉观音》《志诚张主管》《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简帖和尚》《错斩崔宁》《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作为研究宋元小说话本的例证。
《冯梦龙文学研究》，傅承洲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傅先生质疑这些宋元小说话本的可靠性。他经过一番研究，证实收录现存宋元小说话本的话本集，如《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刊四种小说》及“三言”等并非宋元刻本，而是明刻本。
而这些小说话本是明代文人从说话艺人那里搜罗来的，每个艺人在讲述故事过程中推陈出新，明人编辑、刻印时又对它进行大幅度修改甚至重写，这些明刊小说话本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宋元话本。
研究至此，傅先生也比较客观地肯定明刊宋元小说话本的价值，如“据此可以了解某一故事的演变情况，还可以通过不同版本的比勘，分析改写者的创作思想”。
傅先生的质疑精神使他在研究中新见迭出，其中不少观点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比如他的《冯梦龙与〈忠义水浒全传〉》一文，列举一系列实证作依傍，细作考证辨析，得出书中“征田虎、王庆”二十回系冯梦龙所增补，为《水浒传》版本研究增添一大重要新说。
徐朔方先生（被学术界目为“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领域的泰山北斗”）当年编写《冯梦龙年谱》，就采纳了傅先生的这种考论。
傅承洲教授
傅先生为人厚道，文如其人，他的论作也带有厚道气。傅先生俨如一个厚道的良厨，用心给读者做菜，不在形式上搞花哨，只求味道的自然醇厚。
他治学多年，已经做出多种“大餐”，如《明代文人与文学》《明清文人话本研究》《冯梦龙文学研究》等。这些“大餐”能让读者（尤其是喜欢古代小说的读者）品尝之后有饱口福之感。如今他的这本《古代小说和小说家》亦复如此，细细“品尝”，会让人大快朵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