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面前，中国药企的责任与担当
专栏作者/长老姓唐
专注医药销售。
一场疫情，其破坏力常常超过一场战争。
如《金史·哀宗纪》记载，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各个城门统计运出城外的死者达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少数。
所以，塑造一个国家的，是人口、土地、文化、科技、战争和疫情。在人类站稳地球食物链顶端的角色后，战争作为显性的杀手，疫情作为隐性的杀手，共同成为吞噬人类文明的主要手段。
在人类与疫情的战斗中，如果控制得当，可能数月之内结束战斗。如果控制不当，则最长纪录是肆虐近两个世纪。
近代以来，得益于医学科学的发展，人类抵抗传染病，不再仅仅依靠漫长的进化来完成，开始可以动用自然界物资力量——药物和疫苗来实现对传染病的由守转攻。
而在梳理药企的责任与担当之前，有必要全面梳理一下我们战胜疫情的组织体系。
恰如我们理解战争一样。药品和疫苗，恰如刀枪剑弩、枪支弹药、飞机大炮等武器。船坚炮利，自然很重要。同时，我们古人也已经非常明白，战争并不只是发几把大刀就可以开工了。临时聚一帮人，大家相互都不认识，聚在一起不哄抢物资和打架生事，出发前不走错道和走丢人，已经很不错了。
想想小时候班主任组织我们去春游秋游，要操心多少。我们医药代表组织一场短短的科室会，仅讲二十分钟产品知识，算上前前后后的准备、组织、执行和回访，也可能把人累翻。
所以，当年韩信说自己带兵“多多益善”时，刘邦流露出了极为羡慕的眼神。被奉为兵家的圣经《孙子兵法》，大部分讲的是胜负条件、战前准备、策略运用、作战部署、敌情研判、后勤管理等。
那我们的抗疫战役，是一场怎样的战役呢？要想取得胜利，我们需要迈过生产生活、社会舆论、公共预防、疾病治疗四道坎，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一道坎是生产生活。古代王朝特别担心大灾大疫。例如一开始的例子，金哀宗遇到汴京大疫。大疫直接导致汴京军事防御上雪上加霜，金哀宗不得不逃离汴京，最后国破身亡。著名的明末李自成起义，也与大疫有重大关系。
所以，发生了严重的传染病，首先要保证的是人民的生产生活。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的需求。解决了生存问题，才可能进一步解决其他问题。
组织和保障全国生产体系的正常运转，是疫情面前的第一大考。而中国作为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将复杂的产业供应链体系保持正常运营，已是十分不易。
第二道坎是社会舆论。人类依靠物资得以生存，而又依靠“故事”得以生活。“故事”是对未来的描述，从而影响到当下的行为。炒股的同仁应该深有感触。买股票其实买的就是预期。我们所有人都是生活在预期之中的。这也是为啥在疫情战役中，社会舆论非常重要。
熟悉企业管理的同仁们也很清楚，企业管理费用是一道坎。很多急速扩张的企业，看似被现金流所拖垮，实际上大部分是死在了管理费用的激增。企业若有节约之风气，人人为企业成为百年老店而奋斗，自然能减少内耗，将更多资源投向市场和客户。
疫情战役亦是如此，“肚子”与“人心”，是发动战役的前提，也是保障战役胜利的根本。
社会舆论一方面需要稳定公众的预期，大家有了战胜疫情的信心，才能减少内部混乱，从而减少资源在维护内部稳定方面的投入，由此才有将更多资源能投入到对疫情的防御和进攻之中。
社会舆论另一方面，还需要实现疾病科普与辟谣的高效传递、互动与管理。而以媒体融合的手段，是实现社会舆论正向引导的基本方法。
成功迈过前两道坎的国家，才有资源投入到对疫情的管理之中。和战争一样，我们需要划分战线，通过建立稳固的防御阵地，将战区分为前线和后方。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所以，建立巩固的后方，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才可能取得战役的胜利。
在传染病向我们进攻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建立防线。从医学的角度，是实现对患者的分层管理。而从公共卫生角度，是根据疫情的严重程度，实现不同区域的差异化管理。这种网格化管理模式，发展到现代社会，除了简单的行政区域隔离之外，部分国家政府已有能力实现对每个小区、每栋楼的差异化管理。
所以，第三道坎公共预防的核心是划分战线。将战区切分得越小，分层管理才能做得越细致，对疫情的打击方能越精确。在实现更为精确的分片管理之后，才能由此实现防疫关键资源的差异化投放和重点投放。优秀的医药企业也是这样不断发展的。对适应症患者群切分得越细，并在不同地域对客户群切分得越细，同时还能保持合理的管理费用（不在第二道坎跌下），一定会迈向更大的成功。
因为职业原因，我们认为医药企业很重要。确实如此。在对传染病的诊断和治疗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诊断试剂与设备、医疗耗材和药品。我们非常自豪的是，在对新冠病毒的诊断和治疗诸多环节，我们并没有出现全国性的药品奇缺场景。
试想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我们大输液产品不幸短缺了，危急重症病人的治疗必将陷入窘境，死亡率也必将攀升。在对重点疫区的管理过程中，能看见的报道是我们投入了大量的医护人员。没有武器的战士，提着烧火棍上战场，连自保都难。而我们医药企业为白衣战士们提供了充分的武器，是战役胜利的重要保障。
恰如当年我们总结：“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据统计，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支前民工达543万多人，共向前线运送了自己生产的粮食2.85亿公斤，弹药730万公斤，油盐77.8万公斤，猪肉43万公斤，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军用物资。
而在本次疫情期间，我们医药生产和流通企业，就相当于生产和运输那“730万公斤弹药”的新时期“支前民工”和后方生产群众。我们一方面展现出了强大的生产和流通能力，另一方面快速研发能力也得以展现——快速而低廉的检测方法研制和生产，治疗药物的寻找、试验和应用，使得局势得以加速扭转。
同时，我们除了尽本分之外，还通过多种方法展现出了社会责任。除了对疫情的直接资金、药品和物资捐赠外，很多药企还加入到了保障常见病、慢性病和肿瘤等病人的药品供应上。
特殊时期，慢病病人出门不易，部分不敢上医院，甚至部分医院开诊时间和数量也降下来了。对这些病人，保障和增加药店、网络销售等的多渠道供应，甚至减免和赠送相关药品，是践行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而一些癌症病人，在这一特殊时期，也感受到了来自药企的人文关怀。
最后，向我们中国药企的责任与担当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