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至北宋早期青瓷与白瓷上的深剔刻装饰工艺
南朝 越窑青釉刻花莲瓣纹唾壶 浙江余姚市丈亭凤村南朝墓出土（图1）
南朝 越窑青釉刻花莲瓣纹盖罐 浙江瑞安市南朝梁天监九年（510年）砖室墓出土（图2）
五代 越窑青釉刻花龙纹罂 杭州市玉皇山五代天福七年（942年）钱元璜墓出土(图3）
北宋早期 越窑青釉刻花莲瓣纹带托茶盏 苏州市虎丘塔出土（图4）
北宋早期 越窑青釉刻花卷草莲瓣纹熏炉 黄岩市头陀灵石寺塔出土（图5）
北宋 越窑青釉刻花花鸟纹盒 余姚市博物馆藏（图6）
越窑是我国烧瓷历史最早、规模最大的青瓷窑场，在工艺、造型、装饰等方面往往起到示范作用，其影响遍及大江南北。深剔刻莲瓣纹最早见于南朝青瓷，浙江余姚市丈亭凤陆村南朝墓出土的青釉刻花莲瓣纹唾壶（图1）浙江瑞安市南朝梁天监九年（510年）砖室墓出土的青釉刻花莲瓣纹盖罐（图2）就是采用深剔刻技法。但这种独特的刻花技法隋唐时期并未流行，直到五代才再度出现在越窑青瓷上。(图3)是杭州市玉皇山五代天福七年（942年）钱元璜墓出土的越窑青釉刻花龙纹罂，通体采用深剔刻技法雕刻龙纹，龙身微微凸起，线条流畅，刀法相当娴熟。北宋早期，越窑青瓷上的莲瓣纹大多采用深剔刻技法，如苏州市虎丘塔（建成于961年）发现的青釉刻花莲瓣纹带托茶盏（图4），黄岩市头陀灵石寺塔（建成于998年）出土的青釉刻花卷草莲瓣纹熏炉（图5）。之后随着刻花技法的日益成熟，单一的深剔刻逐渐减少，更多的是采用刻花、划花相结合或刻花、篦划花相结合的装饰方法（图6）。
北宋早期 耀州窑青釉刻花缠枝牡丹纹执壶 铜川耀州窑遗址出土（图7）
耀州窑深剔刻技法显然是受越窑影响，尤其是碗类外壁的莲瓣纹，无论构图还是刀法都与越窑非常相似。但最能代表耀州窑特色的当属大朵缠枝花卉纹，这种纹饰通常装饰在执壶、瓶、纖大花大叶，颇具气魄，花纹轮廓棱角分明，凸起的效果十分明显。耀州窑深剔刻大多采用偏刀深挖与划花相结合的手法，纹饰轮廓用偏刀，将纹饰以外的地子削掉，形成一个明显的斜面，由此形成的反差使花纹看上去具有明显的立体感。花蕊、叶脉等细节采用划花技法，用浅细的阴刻线来表现，两种刀法深浅有致， 刚柔相济，具有极佳的装饰效果（图7）
北宋早期 耀州窑青釉刻花盖罐 西安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李保枢夫妇墓出土（图8）
耀州窑这种具有浅浮雕效果的刻花主要流行于五代末至北宋早期，内蒙古巴林右旗床金沟5号辽墓（辽怀陵）出土的刻花葫芦形执壶，平泉小吉沟辽墓出土的刻花执壶，西安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李保枢夫妇墓出土的青釉刻花盖罐（图8），都是采用这种风格的偏刀深挖技法。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图案风格的变化，构图曰趋繁复致，刀法也随之改变。纹饰轮廓虽然仍采用偏刀技法，但用刀力度巳明显下降。纹饰细节采用划刻或篦划，其中带有篦划纹的时代相对较晚。
北宋早期 定窑白釉“官”字款刻花莲瓣纹碗 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图9）
北宋早期 定窑白釉“孟”字款刻花莲瓣纹碗 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图10）
北宋早期 定窑白釉刻花莲瓣纹净瓶、长颈瓶、罐 定州静众院塔基地宫出土（图11）
唐代定窑在烧造工艺以及器物造型方面主要受邢窑影响，邢窑不尚装饰，因此定窑早期白瓷也大多光素无纹。到了北宋早期，受越窑与耀州窑影响，采用深剔刻技法的刻花开始在定窑流行。北宋早期定窑的纹饰相对比较贫乏，所见最多的是莲瓣纹。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白釉“官”字刻花莲瓣纹碗（图9）和白釉“孟”字款刻花莲瓣纹碗（图10），外壁的莲瓣与苏州虎丘塔越窑刻花莲瓣纹带托茶盏上的莲瓣如出一辙。静志寺塔基出土定窑白瓷100余件，其中刻莲瓣纹的只有寥寥数件。定州净众院塔基（995年）比静志寺（977年）略晩，虽然出土瓷器的总数只有40余件，但刻莲瓣纹的比例却大大增多。长颈瓶盖罐，净瓶等器物的腹部多刻有瘦长的莲瓣，一般为三层仰莲，瓣脊棱线凸起，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图11）。此外北京顺义辽开泰二年净光舍利塔（1013年）、内蒙古昭乌达盟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辽宁朝阳辽开泰九年耿延毅墓等辽代塔基和墓葬中，都出土过这类刻莲瓣纹的定窑白瓷。可见定窑刻莲瓣纹装饰的鼎盛时期在11世纪初。
北宋早期 定窑白釉刻花带温碗葫芦形执壶 定州市出土（图12）
北宋早期 定窑白釉刻花缠枝牡丹纹龙首执壶 定州市出土（图13）
图12是定州市出土的定窑刻花带温碗葫芦形执壶，腹部的牡丹大花大叶，纹饰轮采用偏刀深挖技法，花蕊、叶脉采用短细的浅阴刻线。与耀州窑同类执壶相比，壶体造型、壶柄以及纹饰构图风格、刻花刀法都十分相似，显然是模仿耀州窑的风格。但是无论刀法力度还是凸起的立体效果，都不及耀州青瓷。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法国巴黎国立亚洲美术馆收藏的定窑刻花葫芦形执壶。此外定州市出土的定窑刻花缠枝牡丹纹龙首执壶（图13)亦采用深剔刻刀法，但细节部分已改用篦状形工具划刻浅阴刻线，因此其时代应略晚于上述两件葫芦形执壶。
综上所述，深剔刻作为一种独特的刻花工艺，首先出现在越窑青瓷上。杭州市玉皇山五代天福七年钱元璀墓出土的越窑青釉刻花龙纹罂，剔刻刀法已经相当成熟，由此推断，深剔刻工艺至少出现于五代，甚至可能早到晩唐。耀州窑的深剔刻装饰在越窑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尤其是大朵缠枝花冉，用刀深重，凹凸分明，立体感强，代表了深剔刻工艺的最高水平。定窑的深剔刻装饰明显受越窑和耀州窑影响，但用在白瓷上的效果显然不如青瓷。
受越窑深剔刻技法影响的实际上远不止耀州窑与定窑，包括青白瓷窑系、磁州窑系等诸多窑场，都或多或少受到过越窑的影响。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刻花工艺的成熟，刻花手法越来越丰富，所用刀具也不断翻新，加之薄胎器物增多，单纯的深剔刻技法逐渐淡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