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促进中国考古的外国考古学家
安特生这个名字，乍一听，你可能会觉得陌生。不过，如果说几个中国文明史的标志性发现，比如北京周口店猿人、仰韶文化，你肯定非常熟悉。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发现，都来自于安特生。
安特生是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他曾被中国评价为“了不起的学者”，也被骂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最终还是回归为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
1874年出生于瑞典的Kinsta。1901年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取得地质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并从此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他先后两次参加了南极考察活动，从中结识了后来对其考古生涯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同时在这两次南极考察中安特生所表现出来的专业素养和组织能力，更使其成为名噪一时的地质学家，在此期间他所主编和编写的《世界铁矿资源》和《世界煤矿资源》两本调查集更是安特生在地质学研究上硕果累累的好例证。安特生曾任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1914年受聘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
1914年 的春天，这个春天对瑞典著名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教授来说，无疑是一个再美好不过的季节。因为正是在这个春天的某个清晨，安特生怀揣中国政府的聘请书，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中国探险考察之旅，同时也踏上了他最辉煌的人生之路。
1902年，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06年在该校任教，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当安特生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时，他毅然辞去了在瑞典的一切职务，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发，先到印度，再经过千里辗转，进入新疆，然后沿塔里木河向中国内陆前进。
据史料记载，安特生进入塔里木河的时间，是1914年4月的一个上午。那个上午，中国西部的天气很好，阳光灿烂，春风拂面。安特生乘一叶小舟在淡淡的晨雾和暖融融的阳光中，顺着暗蓝色的塔里木河缓缓划行，飘然而下。整个航行途中，安特生总是独坐船头，从顺水漂行的木船上观赏着两岸的景色。在尽情欣赏塔里木河两岸风光的同时，安特生认真阅读刚刚出版便轰动了整个欧洲的考古巨著——《丝绸之路》。读着这本书，安特生心中如塔里木河水一般悠悠荡起的，是对神秘中国的连连感叹和对自己姗姗来迟的遗憾。
安特生工作照
安特生受邀成为中国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第一年，就发现了一处大型铁矿。他因此受到了袁世凯的接见，并顺利得到中国政府的续聘。随着1916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北京的成立和此后的发展，一系列令人激动的发现接踵而至。当年4月，地质调查所的第一批毕业生结业并参加田野考试。6月，安特生赴山西考察，在古生物研究方面有重大发现。
1918年 安特生继续寻找铁矿，终于在北京附近的河北宣化发现了烟筒山铁矿。由于靠近现成的交通网络，采矿可以马上取得效益，因此安特生受到中国方面的极高赞誉，这也为他在中国寻找所谓“龙骨”的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
关于安特生一行人是怎样发现周口店龙骨山这一古人类圣地的，他的著作《黄土的儿女》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正当我们发掘(鸡骨山)的时候，一位老乡走了过来。他打量了我们一下说：'在这里呆下去没有什么用。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去处，你们可以在那里采到更大更好的龙骨。’我深知要在中国寻访龙骨，绝不能轻易放过任何线索。于是我立即向那个人作进一步的了解，他所介绍的情况看来很可信。于是我们立刻收拾工具，跟着他向北面的一座石灰岩小山头走去……我们在那里搜索不大一会儿，就发现一件猪的下颌骨。这是一个好兆头，说明我们来到了一处比鸡骨山希望大得多的化石地点。当天傍晚，我们满怀希望地返回住地，好像重大的发现已经向我们招手……次日，阳光普照，我们沿着一条直路，从我们下榻的小庙向那处名叫'老牛沟’的新地点漫步走去。这个地点总有一天会变成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就在这次考察中，安特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他认为，凭借它们那锋利的刃口，用来切割兽肉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它们会不会被我们人类的老祖宗用过呢？安特生轻轻地叩着岩墙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因此，安特生可以说是“北京人”的发现者，是他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的序幕。
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学史上，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1920年 深秋，安特生把助手刘长山派往河南洛阳以西地区考察。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带回数百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类型的石器。这些石器均购自一个地点——仰韶村。安特生早就注意到日本学者在中国东北等地发现了石斧，他本人也已经发表过一篇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石斧”的短文，因此，他对刘长山带回的这些石斧十分重视，他觉得这里面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从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发掘仰韶遗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了不起的开始，这一发现是革命性的：安特生证明了在今日中国这个地方确有史前史的存在。
安特生的身上充满了矛盾，正如他地质专业出身，却从事考古工作一样。他既被称赞为“仰韶文化之父”，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又被很多人称为“文物贩子”，总之毁誉参半这个词用在他的身上，再合适不过。安特生的贡献使得中国的传统史学家意识到考古是了解中国古史的必由之路，尤其是田野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