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绍亭丨从云南看“历史的自然实验” ——环境人类学的视角

摘要：从环境人类学的角度比照贾雷德·戴蒙德的波利尼西亚群岛族群的考察，对哈尼族的分化以及云南特殊生态环境对族群交汇、分化、融合以及生计和社会形态、政治制度、人类与自然关系认知等进行研究。指出在传统农牧社会中，生态环境对于族群历史社会文化具有强大的塑造力和影响力，强调“环境塑造论”作为分析人类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一种理论工具，应当受到重视。

关键词：环境人类学；“历史的自然实验”；波利尼西亚；哈尼族；云南民族历史文化

作者简介：尹绍亭（1947—），男，云南腾冲人，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史的自然实验”是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本文将其引用为题目，是因为该书研究的查塔姆群岛上的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的分化与中国哈尼族等族群的分化十分相似。贾雷德·戴蒙德揭示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的生态环境及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给人以启发，其运用“历史的自然实验”这一概念进行研究和分析具有普遍意义，堪称是令人信服的“环境塑造论”。中国云南乃至整个西部特殊的生态环境和多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有多种理论予以阐释，而从环境人类学的角度并参考贾雷德·戴蒙德的波利尼西亚群岛族群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加深对生态环境的塑造力和影响力的理解。

一、哈尼族社会形态分化的“自然实验”

贾雷德·戴蒙德所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无疑是一本以“环境塑造论”解读世界历史文化的名著。和许多学者一直以来习惯使用的“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模棱两可的概念不同，贾雷德·戴蒙德在论述波利尼西亚群岛的族群时，明确提出的问题是“地理因素是怎样塑造波利尼西亚群岛的社会的”。为此，他以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的渊源和分化为例进行论证，首先介绍了这两个族群的渊源和分化。

（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这两个群体是在不到1000年前从同一个老祖宗那里分化出来的。他们都是波利尼西亚人。现代毛利人是公元1000年左右移居新西兰的波利尼西亚农民的后代。在那以后不久，这些毛利人中又有一批移居查塔姆群岛，变成了莫里奥里人。在这两个群体分道扬镳后的几个世纪中，他们各自朝相反的方向演化，北岛毛利人发展出比较复杂的技术和政治组织，而莫里奥里人发展出来的技术和政治组织则比较简单。莫里奥里人回复到以前的狩猎采集生活，而北岛毛利人则转向更集约的农业。[1]26-27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两个在1000年前有着相同族源的族群，后来分道扬镳，各自朝相反的方向演化，并在几个世纪后形成两个具有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的族群呢？对此，贾雷德·戴蒙德认为社会形态的分化是由于他们各自居处的不同的生态环境所塑造的。

要追溯查塔姆群岛和新西兰的不同环境是如何不同地塑造了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的，这容易做到。虽然最早在查塔姆群岛移民的毛利人祖先可能都是农民，但毛利人的热带作物不可能在查塔姆群岛的寒冷气候下生长，所以那些移民别无他法，只得重新回到狩猎采集生活。由于他们以采集狩猎为生，他们不能生产多余的农作物供重新分配和贮藏之用，所以他们无法养活不事狩猎的专门手艺人、军队、行政官员和首领……他们还通过阉割一些男婴来减少人口过剩的潜在冲突……相比之下，新西兰的北部（比较温暖）是波利尼西亚的最大岛屿，适宜于波利尼西亚的农业。留在新西兰的那些毛利人人数增加了直到超过10万人。他们在局部的地区形成了密集的人口，这些人长期从事与邻近居民的残酷战争。由于他们栽种的农作物有剩余并可用来贮藏，他们养活了一些专门的手艺人、首领和兼职士兵。他们需要并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工具，有的用来栽种农作物，有的用来打仗，还有的用来搞艺术创作。他们建造了精致的用作举行仪式的建筑物和为数众多的城堡。[1]29

笔者赞同贾雷德·戴蒙德的观点，因为我们从诸多研究案例中，也获得了与其相同的结论。这里仅举哈尼族的事例，即可见一斑。

哈尼族古称“和夷”， “和夷”之名首见于《禹贡》：“蔡、蒙旅平，和夷低绩。”意为“蔡山、蒙山的道路已经修好，在和夷地区治水也取得了成效”。南宋毛晃《禹贡指南》“和夷低绩”下注：“和夷，西南夷。”据考证，“蔡山、蒙山”在川西雅安一带。清代胡渭《禹贡锥指》说：“和夷，涐水南之夷也。”《说文》“涐水”指今“大渡河”。源自大渡河西岸连三海与雅砻江并行由北而南注入金沙江的安宁河，古代曾称“阿尼河”，被认为是因为历史上阿尼人（哈尼族先民）居住其地而得名。哈尼族传说,他们祖先的居住地是北方的“努玛阿美”，哈尼族原语称作“哈尼纠的怒玛阿美”,“纠的”意为“人种萌发”或“人的诞生”，即“哈尼人种诞生在努玛阿美地方”或“努玛阿美是哈尼人种萌发之地”。学者们的意见，“努玛阿美”就是大渡河、雅砻江、安宁河一带。史家认为，哈尼族祖先离开故乡“努玛阿美”，可能与战争有关。公元前3世纪，秦朝势力迅速扩张，发动了大规模征服邻近部落的战争，战火蔓延至川藏一带，迫使氐羌诸部落逃离驻地，移走南方，“和夷”随之迁往云南。哈尼族先民到达云南之后，历经数百年辗转，曾经分别到达过“谷哈”（昆明）和“轰阿”（滇池和耳海湖滨平原）等地[2]6,[3]41-42，后来分布于洱海地区的哈尼先民继续南下，沿澜沧江和红河中上游流域向滇南转移，辗转跋涉，最后把栖息地散布于今哀牢山、无量山区的景东、景谷、镇远、新平、元江、墨江、江城、景洪、勐海、勐腊、澜沧、孟连以及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北部山区这一广阔的空间。另一部分经滇中滇池地区南下到达石屏，建水，蒙自，开远，再渡过红河，大部分留在今红河流域南段的哀牢山区的红河、元阳、绿春、金平等地，也有继续南迁者，最后到达越南、老挝北部山地。值得注意的是，分别从滇西和滇中往南迁徙并落脚于不同地域的哈尼族先民，也和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一样，分化成为差异性很大的两种社会形态——定居梯田农耕社会和刀耕火种农耕社会。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哈尼族社会形态的分化呢？

上述哈尼族先民迁入云南继而分两路南下最后形成的分布，可以北纬22度为界，大致分为南北两个栖息地。云南的地理环境，北纬22度以北的无量山、哀牢山、邦马山山地，为云南地势自北而南逐级下降的第二梯级，系横断山南出支脉，山地海拔约在1000—2600米之间，多高峻条状山地和峡谷地貌，河流深切，沟壑纵横，峰峦叠嶂，溪水密布，平坝稀少。夏季受西南季风影响，迎风坡降雨丰沛，降水量可达1600mm以上，年均气温大约17℃。需要说明的是,该区地势即使为第二梯级山地，然而如红河等河流深切的河谷地带海拔却只有数百米，河流两岸冲积的盆地、台地，气候炎热，适于发展水田稻作农业，很早便成为发源于热带低地的稻作农耕傣族先民越人的家园。哈尼族先民到达该区，不可能在傣族开发的河谷地带立足，且作为北方移民并不适应河谷低地的炎热气候，因此只能避处高地山林。然该区山地少有平缓草场分布，且背风坡干旱少雨，岩石裸露，荒芜不毛，显然不适合规模性的游牧；迎风坡森林茂盛，可以从事刀耕火种，然而由于地势陡峭，气温寒凉，植被更新缓慢，也不可能支撑刀耕火种轮歇农业的长久持续。该区迎风坡坡面尺度大，降雨充沛，高山溪流常年不断，极富灌溉之利，具有开垦经营梯田农业的良好条件。哈尼族先民最初到达无量山、哀牢山山地一带，适应当地生态环境，森林茂密之初，先是从事刀耕火种农业，森林退化之后，不得不纷纷转而从事梯田灌溉农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较为发达的梯田农耕社会。

同为哈尼族，迁移到北纬22度以南地区之后却是另一番景象。北纬22度以南的滇南和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北部山地，地势明显和缓，山势降低为中低山山地，海拔一般在800-1000米左右。低地盆地相间，河谷开阔，海拔在500米左右。该区因距离海洋较近,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控制和太平洋东南季风的影响,常年湿润多雨，热量丰富,终年温暖，年平均气温在18—22℃之间。不过因海拔高度不同，气候垂直差异亦较为显著，海拔800米以下为热带气候，800～1500米为南亚热带气候，1500米以上为中亚热带气候。1年分为2季,即雨季和旱季，雨季长达5个月(5月下旬—10月下旬),旱季长达7个月之久(10月下旬至次年5月下旬),雨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80%以上。旱季降水少，但是雾浓露重，一定程度上补偿了降水不足。这样的地理环境，与哈尼族先民的繁衍地差距甚大。盆地河谷炎热，瘴疠肆虐，加之自古便是傣族等越系族群的分布地，受当地民族头人土司的管辖。被视为“流民”的哈尼族到达该区后，与去往红河流域的哈尼族一样，避处山林，可避免族群矛盾冲突，远离强权统治，不受外族侵扰和欺压，而且可以任意利用土地，又少苛捐杂税，这无疑是合符逻辑的理性选择。热带、南亚热带山地雨林、季雨林，遮天蔽日，大象、虎豹、豺狼横行，不宜畜牧；虽然多雨湿润，然而山势不高，雨水落地后多为雨林截留，然后缓慢通过地表渗透于低地，山谷中虽河流盘绕，然而山坡上却罕见溪流泉水，无灌溉之利，开凿梯田困难很大。相比之下, 由亚热带、热带森林环境提供的最为便利且可持续的生计，就是刀耕火种轮歇农业。此种生计，不需要水利和农田修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不需要积肥施肥等高成本投入，不需要开辟种植蔬菜等的辅助园圃，不需要过多养殖家畜，农作物的产量虽然不高但是种类远比水田丰富，大面积的轮歇地还有采集和狩猎之利，可长久支撑山地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需求。[5]

据上可知，历史上哈尼族为什么会分化成为南北两种社会形态，即从事刀耕火种兼狩猎采集的技术和政治组织较为简单的社会，以及经营梯田农业的技术和政治较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就在于生态环境的差异，在于人们对不同的生态环境的认知和适应，即不同的生态环境对于塑造不同的生计和社会形态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关于南北哈尼族社会形态的差异，一些文章曾有涉及，然而议论平平，总是习惯于沿袭“社会单线进化论”，将其视为“由生产力差异形成的社会进化阶段”。这种“从现象到现像”的是似而非论断，并未触及“成因”的实质。而关于北部哈尼族梯田农耕社会的形成，许多哈尼族历史研究者则如是论述：哈尼族最初到达无量山、哀牢山山地，先是从事刀耕火种农业，然后转而从事梯田灌溉农业。为什么转而从事梯田灌溉农业呢？那是因为哈尼族在迁徙到云南之前，便已经是开化的从事灌溉水田农业的农耕民，哀牢山梯田的开发，不过是历史记忆的复现或者说是其古代生计方式的“移植”。据载：“元阳哈尼族在唐代前很早就进入平坝农耕定居生活。唐代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时期，哈尼族丧失了农耕定居的大渡河原居住地，迁徙到红河南岸山大林深的哀牢山，为了生存，元阳哈尼族先民开始了原始的'刀耕火种’的山地农耕。但有着平地农耕定居经验的元阳哈尼族没有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农业方式上，哈尼族先民在红河南岸的崇山峻岭中首先选择较缓的向阳坡地，砍去林木，焚烧荒草，垦出旱地，先播种旱地作物若干季，待生地变熟，即把古老的平坝水田农耕经验和技艺移置到山地上，筑台搭埂，将坡地变成台地，利用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自然条件，开沟引水，使台地变成水田——梯田。”①一些学者为了强调这样的论点，还以历史文献加以证明：《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引《尚书·禹贡》记梁州：“……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厥土青黎。田上下，赋下中三错。”文中“和夷底绩”的“和夷”被认为是哈尼族先民，所居之大渡河畔“田上下”即梯田。又《山海经》卷一八《海内经》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据考证，黑水系指大渡河西南的雅砻江和金沙江，黑水之间的“都广之野”指的就是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西昌、越西等广大地区，这一地带曾经是哈尼族先民的集聚地。此外，有的学者还以历史传说为证：据哈尼族广为流传的古老故事《然咪检收》讲述，从前哈尼族居住的地方，有一块很大很宽的田，这块田的埂子有7围粗，一个出水口有7尺宽，从头看不到尾。从田的东边用7头牛耙田，西边的田水不晃动、不混浊；从东边的田中开始栽秧，栽到大田的西边，东边先栽的稻子先成熟。有学者认为，这个故事所说的大田在哀牢山区是不存在的，哈尼族所居的哀牢山区几乎没有一块宽广平地，田都是狭窄的梯田，这种大田只能存在于平坝地区，说明哈尼族在早期居住地是种稻谷的。这与《山海经》对哈尼族所居之“都广之野”的农作物的记载是相符合的。此外哈尼族的许多口碑资料都有关于稻谷起源的古歌，最古老的丧葬祭词《斯批黑遮》有专章记述稻谷的起源。迁徙史诗《普嘎纳嘎》唱道：“庄稼几十样，籽种带着走。好的稻种带着走，坏的稻种留后边。”即使被迫迁徙，离开古老家园，也没有忘记要带走稻种，可见哈尼族在再次迁徙前，即在定居农耕的大渡河畔已经开始了它的稻作文明。[3]42

认为哈尼族早在北方“努玛阿美”“肥美平原”生存之时，就已经从游牧社会“进化”到了水田灌溉农耕社会，到达无量山、哀牢山区后开垦经营梯田，乃是其古老农耕记忆的复现和再造。这样的论述，意在说明哈尼族文明开化之早，灌溉农业历史之悠久，从而得出哈尼族“是最早的梯田农耕民”的论断。

研究一个民族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的特定的生计方式，可以和其他环境和其他民族进行比较，可以参考其迁徙历史和古老的生存方式，但都不是问题的关键。不管你面对的生计形态是人们意识中的“先进”还是“落后”，不管该民族过去的历史是“文明”还是“野蛮”，都不能作为现实生计形成的依据。因为在传统社会中，任何一个族群的生计方式无一例外都是在其现实栖息的生态环境中形成的，都是对于其生境的适应方式。也就是说，无论何种生计形态，其成因的考察，都必须落脚到“适应”这一本质内涵上。世居民族如此，迁徙民也不例外。迁徙民族每移动到一个新的栖息地，无论存贮着多么丰富的生存手段和知识技艺的记忆，积累着多么高明的谋生经验与智慧，都不可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陌生的生境中原样复制或移植记忆中的生计模式，都必须重新认识新的生境，根据新的生境的自然禀赋和资源条件等重新探索设计尝试开发新的适应方式。历史上滇西南的布朗族、德昂族等，早先曾经是在坝子河谷生活的灌溉稻作民，由于族群纷争，有的迁移到山地，环境变了，生计方式随之改变，灌溉稻作农耕民变成了刀耕火种狩猎采集民，尽管灌溉稻作农业被认为是“高于”刀耕火种的文明，然而在新的生境里它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历史上此类例子极多。如果不同意这样的观点，那么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是哈尼族，同样来自“努玛阿美”，同样具有所谓“历史悠久的灌溉农业的记忆”，然而迁徙到北纬22度以南的哈尼族，却无纯粹从事水田灌溉农耕者，而全部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呢！所以在哀牢山地哈尼梯田社会形成的问题上，“历史记忆”可以参考，然而却不能以之为主要依据，深层的原因还必须从生态环境人类学的文化适应中去探索追寻。

二、云南民族历史文化的“自然实验”

贾雷德·戴蒙德研究的查塔姆群岛和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历史的自然实验”，不是一个特殊的孤立的经验，而是可以向给人们提供解释世界人类社会差异性的“一个模式”。贾雷德·戴蒙德对此论述如下：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两个岛屿社会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的原因，我们也许就有了一个模式，用于了解各个大陆不同发展的更广泛的问题。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的历史构成了一个短暂的小规模的自然实验，用以测试环境影响人类社会的程度。

这种实验在人类定居波利尼西亚时展开了。在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以东的太平洋上，有数以千计的星罗棋布的岛屿，他们在面积、孤立程度、高度、气候、生产力以及地质和生物资源方都大不相同。……波利尼西亚人的历史构成了一种自然实验，使我们能够研究人类的适应性问题。[1]27-28

贾雷德·戴蒙德的“历史的自然实验”，既着眼于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关系的“小规模的自然实验”，同时又着眼于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中等规模的实验”。如果说哈尼族南北两部分社会差异的形成是一个较小的“历史的自然实验”的话，那么整个云南的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则可以视为一个中等规模的“历史的自然实验”，其可以纳入“实验”的丰富内容，不亚于波利尼西亚群岛。从环境的角度看，波利尼西亚群岛之间至少有6种生态环境。云南的生态环境，按地貌划分有盆地、河谷、丘陵、草原、低中高山山地、纵横峡谷、高原雪山8种以上；按气候划分有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所有气候类型；云南从热带到高山冰原荒漠等各类自然生态系统，共计14个植被型，38个植被亚型，474个群系，囊括了地球上除海洋和沙漠外的所有生态系统类型，是中国乃至世界生态系统最丰富的地区。[6]那么, 历史上云南的生态环境为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提供的实验体现在那些方面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族群交汇的环境实验

春秋战国以前，云南尚很少为外界所知，那时云南的土著，主要两大古老族群——百越和百濮。《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即在秦汉时期，在从云南南部直到濒临东海的这一广阔地带，分布着一个名为“百越”的族群。该族群作为古老的南方民族，是一个喜欢居住于海拔较低、气候温暖、水资源丰富、地势平坦、利于从事定居稻作农耕和渔捞的族群。云南适于越人选择的生存发展的环境，主要是滇中以南纬度较低、海拔约800米以下的亚热带、热带盆地、河谷，此外还有金沙江、怒江等低热河谷。又据《逸周书·商书》等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在楚国、包括今云南、贵州、四川以致江汉流域以西的地带，还分布着一个统称为“百濮”的许多古老部落，秦汉时期他们被称之为“闵濮”“滇濮”等，史家认为古代“百濮”包括了广布于云南与东南亚北部地带的孟高棉族群。濮人亦为古老稻作民族，多与越人交错杂居于云南南部湿热低地，盆地河谷人满为患，便移居中低山地。濮人进入山地，除种植稻谷之外，还种茶，是最早的茶农。云南较大规模的外来移民见于秦汉，氐羌族群自北南下，云南为他们提供了适于他们生存和游牧的多样性空间，如适宜种植荞、麦、粟、稷等温带作物的滇西北和滇东北的山地高原等。汉族移民晚于氐羌族群，自秦汉以后逐渐增多，明朝汉移民达到鼎盛，以致彻底改写了云南人口历史，使得“主客颠倒”，汉民人口数量开始超过当地住民人口，成为了云南人口最多的民族。云南为汉民提供的移居环境，主要是适于农耕和商业、交通便利、海拔约在1000米以上的滇中等地的坝子河谷。元代回族等随元军进入云南，他们对环境的选择大致与汉民相似，他们中的大多数杂居到汉民的分布区。明清时期大量进入云南的移民还有苗瑶民族，他们来自湖南、湖北、贵州、广西等地，云南为他们提供的环境，只剩下滇东北至滇南人烟稀少且较为贫瘠的山地了。至清朝末年，云南人类迁徙分布的环境实验业已定格，形成了平面和垂直两种分布大格局。平面分布大格局从南到北大致为越人濮人族群——汉人回人苗瑶及部分氐羌族群——氐羌族群，垂直分布大格局大致为越人族群（海拔1000米以下）——濮人和部分汉人苗瑶回人氐羌族群（海拔1000~2000米）——汉人回人和部分氐羌族群（2000~3000米）——氐羌族群（3000~4000米）。此外，每个地区还有显著的垂直分布小格局，不同族群依海拔高度而分布。②

（二）族群分化的环境试验

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貌使之成为南北族群以及随后而来的东西族群的交汇地带，然而其复杂多变的地貌和气候却不利于各族群的大融合。突出的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崎岖散碎，相互隔离、空间狭隘，不可能形成大的人类共同体，亦不可能发育高度发达的文明，反之，却利于促进族群的分化、变异，利于小而丰富多彩的文化类型的产生。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西南分属北越、百濮、氐羌、苗瑶。四大族群的无数部落不仅没有合而为一，反而越分越细，支系繁生。尤其是氐羌族群，由于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分散于千差万别的生态环境之中，在不同生境的影响和塑造下，分化更是厉害。仅据20世纪50至70年代由国家主导的民族识别，云南被认定民族26个，其中百越系民族4个，百濮系民族3个，苗瑶汉等民族6个，而氐羌系的民族为13个，占第一位。然而这只是粗略的划分，根据自称和他称，每个民族还可以分出若干支系。例如氐羌系的拉祜族，自称有“拉祜纳”（黑拉祜）、“拉祜西”（黄拉祜）和“拉祜普”（白拉祜）三个大的支系，他称有锅锉、果葱、苦聪、黄古宗、倮黑、黄倮黑、缅、目舍等分类。又如氐羌系的彝族，其远古先民最早的分类有武、乍、糯、恒、布、慕六个分支。他们分别迁徙到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之后，经过长期历史演变，形成了阿细、撒尼、阿哲、罗婺、土苏、诺苏、聂苏、改苏、车苏、阿罗、阿扎、阿武、撒马、腊鲁、腊米、腊罗、里泼、葛泼、纳若等较大的几个支系。据《彝族简史》的统计，彝族自称有35种，他称有44种。不过这只是彝族繁杂的自称体系中的一小部分。彝族历史上有诺苏、聂苏、纳苏、罗婺、阿西泼、撒尼、阿哲、阿武、阿鲁、罗罗、阿多、罗米、他留、拉乌苏、迷撒颇、格颇、撒摩都、纳若、哪渣苏、他鲁苏、山苏、纳罗颇、黎颇、拉鲁颇、六浔薄、迷撒泼、阿租拨等上百个不同的自称。再如氐羌系的哈尼族，自称哈尼、卡多、雅尼、豪尼、碧约、布都、白宏等自称的人数较多。另外还有糯比、糯美、各和、哈鸟、腊米、期的、阿里卡多、阿古卡多、觉围、觉交、爱尼、多塔、阿梭、布孔、补角、哦怒、阿西鲁玛、西摩洛、阿木、多尼、卡别、海尼、和尼、罗缅、叶车等数十个自称和他称。③

（三）族群融合的环境试验。

上面说过，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貌，其复杂多变的地貌和气候不利于各族群的大融合。突出的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崎岖散碎，相互隔离、空间狭隘，不可能形成大的人类共同体，亦不可能发育高度发达的文明，反之，却利于促进族群的分化、变异，利于小而丰富多彩的文化类型的产生。然而另一方面，在云南大环境所形成的各族群大杂居的格局中，却有着无数的小集聚人文景观。这种小集聚往往是单一族群的栖居地，然而如果追根溯源，这样的“单一”族群却往往是多族群的融合体。有名的事例如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以长之。”“变服，从其俗”，就是入乡随俗，融合到当地的滇人之中。历史上在小集聚的环境中，民族融合可以说无处不在。某地的汉族可能是少数民族的变种，某地的少数民族也可能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杂交”。例如傣族有“旱傣”的支系，一些旱傣就不排除是汉族“变服，从其俗”的结果。德宏傣族景颇族州历史上有名的南甸龚姓傣族土司，就是明代来自江南的汉族大姓。李克忠对哈尼族形成的论述，为民族形成提供了另一种思维。又如，通常认为，“哈尼族是由来自西北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发展而来的，其发展顺序为'和夷’—'和蛮’—'俄泥’—'和泥’—'哈泥’—'哈尼’族称族源的基本的脉络。”但有学者指出，就目前汉文史料与哈尼族地区口碑流传相互印证及历年来的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考察民族志资料、民俗资料、体质人类学资料来看，哈尼族并不完全是北迁而来的氐羌后裔，也不是云南的土著民族的分化，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例如绿春县县城附近的哈尼族村寨的高氏、卢氏、陆氏、陶氏家族，据老人说他们的祖先是从东边南京来的，自称“哈欧”，显然是汉族移民。[7]多样性的不同尺度的生态环境，就像大大小小的“坩埚”，通过岁月的凝练，将无数的不同族群融为一体，这也是云南环境的实验的另一种“魔法”。

（四）生计和社会形态的环境实验。

人类生计是环境的适应方式。云南各民族适应不同的环境，有的从事水稻灌溉农业，有的从事刀耕火种陆稻农业兼行狩猎采集，有的从事种植玉米、荞麦等旱作农业，有的依靠捕鱼捞虾为生，有的从事半农半牧或称混农牧业，有的专营种植茶等经济作物的园艺业。人类社会形态建立于经济形态之上，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云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社会形态的差异性十分突出，可以说有多少民族就有多少差异。根据20世纪50年代学者们的调查研究，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类，其时云南最主要的社会形态有5种：分别是基诺族、布朗族、佤族、拉祜族、景颇族、克木人、苦聪人、部分哈尼族苗族瑶族等的农村公社原始社会；傣族等的农奴社会；凉山彝族等的奴隶社会；汉族白族纳西族等的封建社会。此外还有介于5种社会形态之间的诸多过渡社会形态。

（五）政治制度的环境试验。

生态环境不仅是提供历史的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实验的平台，而且还是提供了历史的政治制度实验的平台。如上所述，生活于不同生态环境中的云南各民族，历史上有的实行村落血缘家族长管理体制，有的实行地缘村社氏族头人管理体制，有的实行部落农奴主统治体制，有的实行部落奴隶主统治体制。作为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实验，先后有秦汉时期在云南部分地区实行的郡县制。虽然设立了郡县制然而由于无法对边远蛮荒瘴疠之区实行直接有效统治而采取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首领为朝廷命官，以实行间接统治。随着时代的变化，对能够实施直接统治的地方实行“流官”制，即朝廷任命官员进行直接统治；而对于权力依然无法到达的地区则实行“土官”制，即任命各地少数民族土司为朝廷命官进行间接统治。随着王朝实力的增长，于是采取“改土归流”政策，以实现对某些蛮荒瘴疠之区的直接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国家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双重体制。

（六）人类与自然关系认知的环境试验

迄今为止，关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已经产生了多种理论，诸如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天人合一论、二元对立论、人定胜天论、文化适应论、生态文明论等等。上述各种理论，在云南丰富的自然环境里均有“历史实验”的呈现，而且这些“实验”还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之中。

结  语

本文从环境人类学的角度，比照贾雷德·戴蒙德所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对查塔姆群岛上的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的研究，借用其提出的“历史的自然实验”概念，结合哈尼族的考察以及云南特殊的生态环境和多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指出在传统农牧社会中，生态环境对于族群历史社会文化具有强大的塑造力和影响力。由此提出的问题是，生态环境的塑造力在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中是否依然强势，“环境塑造论”作为分析人类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一种理论工具，是否具有跨时代的普遍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参考文献

[1]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M].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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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M].王晓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5]尹绍亭.人与森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49,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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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