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 中国近代哲学(下)

中国近代哲学(下)

知行观

中国近代哲学的认识论思想比较丰富，魏源虽曾提倡“彻悟心源”，但也主张“及之而后知”，强调“行”在认识中的重要性。谭嗣同在解决名实关系问题时认为，名决定于实，概念决定于客观实际，但在知行问题上却主张“贵知不贵行”。严复则宣传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主张读宇宙“无字之书”。章太炎早年肯定人们通过感官可以认识客观事物，后来接受了佛学的影响，宣扬“现量感觉，一切唯心”，陷入了唯心主义。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学说，以大量实例论证了行先知后、知行转化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在认识论上的最高成就，但也没有科学地解决知行统一问题。

知难行易

中国近代革命家、思想家孙中山的认识论学说。中国古代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说法，历来为人们所遵奉。然而孙中山深感这种传统旧说不但不能激励人们的进取精神，反而助长一种畏难苟安的心理。为了破除这种旧的传统观念，鼓舞人们“无所畏而乐于行”的勇气，孙中山提出了相反的命题：“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并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作为论证，说明人们在求得某一种科学知识以前，早就在那里实际地行动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已经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运用。李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社会学大纲》中写到：人类的认识是物质世界在人类意识中的反映。人类的认识是一个辩证的过程，由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其中包括着由物质到感觉及由感觉到思维的认识发展过程。他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实践的动因。实践不但证明认识的真理性，并且依据认识的真理性，积极地变革客观世界。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撰写了《实践论》等著作，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提出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的认识论学说，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他认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后来，他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定义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泽东这些论述，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概括，是对中国哲学史中知行问题的科学总结。他的认识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