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捡到圣旨金牌，儿子欲卖钱抵债，教授6300美元买下

四十多年前，一块雕刻着神秘文字的金属牌，在内蒙古洮儿河谷被村民偶然发现。村民去世后，他的儿子欲出售这块金属牌还债。

面对金属牌上的奇特文字，收藏家们迷惑不解。

随着神秘文字的破解，专家断定这是一块传达元代皇帝旨意的圣旨金牌，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块。

围绕这块圣旨金牌，一系列跌宕起伏、曲折迂回的离奇事件，随之展开。

【1】

老农临终留遗言

地窖金牌要传承

1998年，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索伦镇一位姓李的农民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临终前，他将儿子李献功叫到床前，告诉他地窖里有一枚金牌，一定要传承下去。儿子李献功听完惊诧万分，他从没听说过家里还有传家宝。

事情还要追溯到三十年前的一天，老李在洮儿河索伦大桥下无意发现一块金属牌。

牌子上刻有文字，像是蒙古语。老李看不懂，就请教村里的老人帮忙看一看，可是老人也不认识，只知道家里挂的成吉思汗的画像上也有类似的文字符号。

老人由此猜测，金属牌子可能和成吉思汗有关系。如果是真的，那这块牌子可不简单，一定很值钱。于是他就将这块牌子藏在地窖中，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是家人。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老李早已年迈，临终前想起地窖中的金属牌子，便交给了儿子李献功。

【2】

儿子经商赔了钱

欲拿金牌还外债

后来，李献功做生意赔了钱，想到父亲给他的金属牌子，几十年不生锈，材质一定不一般。于是便将牌子拿出来，心想着能不能当了还债。

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李献功在乌兰浩特市找到了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刘振春和张国林。他们带着李献功来到银行对这块金属牌做成分分析，经过光谱分析仪分析，这块金属牌含金量达到58.44%，其余成分为银。

看到成分分析结果后，刘张两人异常兴奋，虽然现在还不能判断牌子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但是就凭制造牌子所使用的贵重金属和巧妙的配比，就足以证明它非比寻常。

可以想象，持有这块金牌的人，当年的地位是何等尊贵！于是，两人打算合伙买下这块金牌。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刘振春、张国林和李献功达成了以12000元成交的口头协议。

在给李献功写下收条，并预付了2000元定金后，刘振春终于将金牌暂时拿到了自己手里。

刘振春有一个习惯，每次收到藏品后都会把它再仔细翻看一遍，这一次也没有例外，他在金属牌的圆孔处看到了一行文字：“张字九十六号” 。

刘振春看到这行文字时，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块金牌极有可能是从博物馆里盗窃出来的赃物。

于是，他用硫酸纸给金牌上的文字打拓片，发往全国各大博物馆、文物站，询问是否有类似的文物被盗。几周后，各地博物馆和文物站相继传来消息，都说没有类似的文物被盗。

后来，李献功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认为这块金牌有可能远不止刘振春和张国林开出的价格，他想找更有权威的文物专家，对金牌做进一步的鉴定。于是，交易不欢而散。

为了能将金牌尽快换成现金，李献功再次委托朋友打听把牌子熔化掉，单卖黄金看能值多少钱。

当地一家金银首饰加工店的店主答应以黄金的市面价格收购整块金牌，比刘振春和张国林开出的12000元价格整整高出了5000元，李献功爽快地答应了。

但就在检验的时候，首饰店想做手脚少算钱，被李献功的朋友发现了，交易再次不欢而散。

【3】

鉴定专家齐护宝

上交之路困难多

这边，错失良宝的刘振春、张国林也不甘心，他们再次联系李献功，并找乌兰浩特市文联原副主席江川鉴定金牌。

幸运的是，江川认出了金牌上面的文字是元代忽必烈年代的巴思巴文（忽必烈为了统一中国的文字，特命帝师巴思巴创立的）。

如果确定了这块金牌上刻的文字就是巴思巴文 ，单凭成吉思汗去世时间与巴思巴文颁布时间的年代差别，就足以证明它不是成吉思汗时期的文物。但是，有巴思巴文的文物，大多数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有多年收藏经验的刘振春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能够保证这块金牌的安全，刘振春告诉李献功，现在只能将这块金牌交到相关的研究部门。

李献功没有想到，几经周折找到了一家研究所，竟然被拒之门外。抱着一线希望，他将装有金牌照片和拓片的信封，悄悄地放在了研究所的一张办公桌上。

这家研究所的负责人看到照片上的金牌时，他的手开始颤抖起来。他将电脑中被研究所视为镇所之宝的文物——元代银制圣旨牌的图片放大与拓片比较，结果连文字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位负责人深知，圣旨金牌的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尚属首次，它的文物价值毫无疑问已经远远超出了研究所里的这块银牌，它的学术价值，是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于是，研究所召开了紧急会议，如果有人在文物市场看到这块金牌，研究所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收购回来。

【4】

大学教授揭谜底

元代圣旨价值高

直到2000年三四月份的一天，时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的包祥教授接到该校图书馆宝音图的电话，说有一个人带了一块金牌过来鉴定，上面的文字他不认识。

当天，宝音图给包祥教授送去了照片。第二天，宝音图带着李献功把金牌拿给了包祥教授鉴定。

包祥教授看了金牌很惊奇，上面的巴思巴文他太熟悉了。包祥教授随口读出了金牌上面的巴思巴文，并用汉语进行了翻译： “在至高无上的神的名义下，皇帝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谁若不从，问罪处死 ”。而且他指出，这枚金牌应该是当时某位高官的“工作证”。

包祥教授很想买下这块金牌，考虑到自己和李献功讨价还价不合适，就叫来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中心主任齐木德道尔基来协商价格。

齐木德道尔基手捧金牌大吃一惊：“这是国家一级文物！” 经过协商，金牌以6000美元成交。

李献功向包祥教授诉苦：“我们来回跑花了不少钱，您看能不能多给两三千？”包祥教授爽快地答应了：“好，再给你们300美元。”最后，包祥教授付给了李献功6300美元，把金牌买下了。

元代金牌圣旨的价值是不能用数字衡量的，对比现在随便一些明清的圣旨，就在拍场上拍出数千万的天价，这件元代金牌圣旨，价值难以估量，保守估计上亿！

不少人都劝包教授转手卖了，可包教授却坚定的说：“金牌到我这里就算到地方了，再高的价钱也不能卖了。”

后来 ，包祥教授将八思巴文圣旨金牌捐赠给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

如今这枚金牌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该馆的镇馆之宝。只不过大家现在去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只能见到仿制品，真品被藏在保险箱里不对外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