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何为致良知,如何致良知

王阳明晚年提出的“致良知”思想,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思想,也是阳明心学的学术宗旨,王阳明自认良知学说出自百死千难,是学问头脑,故而对此极为珍视。王阳明晚年在起征思田的军事旅程中,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时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此外,他还在诗中感慨道:“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 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从中可见良知学说在阳明哲学思想的核心地位。

何为“致良知”

“良知”一词始于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将良知一词引入自己的哲学体系,在本体层面上赋予了其多重的蕴涵,在阳明哲学体系里,良知的本体义表现为存在的根据,德性的本原,先天理性原则等多方面的统一。“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重点,“致良知”是他思想成熟后所大力提倡的工夫,这从明代起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为了深入了解王阳明致良知的原本思想,我们有必要对致良知的基本涵义进行深度剖析。

王阳明是以至、极、尽之义来解释“致”字,也就是说,“致良知”就是扩充推行自己先天禀赋的、发见于日用之中的良知,使良知全体充拓得尽,得以充塞流行,“必致其知如何为温清之节者之知,而实以之温清;致其知如何为奉养之宜之知,而实以之奉养,然后谓之致知”。因此,致良知的基本意义就是拓展自己的良知,将自己的良知扩充到底,把良知推广到日用生活当中去。这是致良知的至极义,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尽性,在《大学》里叫做致知,从这个意义上说,“致良知”的至极义就是从良知本体向良知发用的展开。

那么“良知”字面的意思是什么呢? 所谓“良”,朱熹将“良”解释为“本然之善也”,也即是先天本然的东西。所谓“知”,王阳明解释为“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因此,王阳明“良知”的真正意思也就是他在天泉桥对弟子钱德洪和王汝中所说的“知善知恶是良知”。

虽然我们清楚地知道了良知的基本含义,但是良知与致知有区别吗? 在王阳明先生看来两者之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并且进一步举《大学》中例子来说明,他说:“'所恶于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把握住良知这个根本,然后加以所向无敌的推导,便是王阳明教导学生的最简易直接的方法。“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勘尽破矣”。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首先是一个扩充、恢复的过程。良知是不虑不知、不学而能的东西,是每个人都有的。凡人和圣人都一样,都具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及恻隐之心,但是有了善端,不一定能成为圣人。因为虽然人天生皆有良知,“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然而对一般人来说,不可能没有私欲迷惑,所以必须用格物致知的功夫,战胜私欲恢复天理。这样,人心的良知就再也无障碍,就能够充分显示,这就是致其知。

如果一念发动在好善上,就实实在在去好善;一念发动在憎恶恶上,就实实在在去憎恶恶。如果知道善,却不依循这个良知去做,知道不善,却不依循这个良知不去做,那么这个良知就是被蒙蔽了,这就不能致知。个体的良知既然不能扩充到底,即使知道好善,也不能切实去喜好,即使知道憎恶恶,也不能切实去憎恶,又怎么能使意诚呢? 所以致知是意诚的根本。又据孙应奎记载,王阳明在谈到《大学》的格物致知时说:“知者,良知也,天然自有,即至善也。物者,良知所知之事也。格者,格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格之,斯实致之矣” 。这里可以看到“致良知”之“致”的第一层含义:到良知本身之中去,也就是说到事情本身之中去。

王阳明本身已将致良知阐释得极为清楚,同时为了避免误解,更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以进一步诠释致良知。这也就是致良知的第二层含义。“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王阳明举例加以说明,“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 。总之,王阳明是要人们时刻省察内心,不仅在行为已经发生时而且要在发生前就做好了内心的清理,将意念和行为都归于天理,使行为朝着合乎伦理道德的方向发展。

总而言之,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实际上是一种返求诸己的道德修养论,主张存心养性,追求一种当下自知自觉的良好状态。强调人们每时每刻都要做反省的工夫,惟有如此,才能达到圣人境界。

如何“致良知”

明白了致良知的基本涵义,接下来就必须明了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致良知。王阳明是个具有理论修养又有教学实践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不把自己限制在仕途之路上,而是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活动。王阳明倡导在实践中,内以完成儒家要求的人格修养,外以建立经世济民的功业。因此,王阳明的学说可以说是实践的良知学。

01

立志

要立志,即要心中常存天理。王阳明说:“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他说:“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工夫。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 。立志就如同树的种子,只管培养下去,自然会日夜滋长,生机日益完备,枝叶日益茂盛。树刚长出来时,就有繁枝,必须剪掉,然后树干才能长大。但是立志贵专一。所谓专一用王阳明的话说也就是主一,但如何才能主一呢? 梁日孚为此专门请教于王阳明。王阳明答道:“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无事时便是着空。惟其有事无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 。

立志不是空言,而是立心,立心也不是悬空有一个想法,而是着于事务,即心事相合,即心之所之,专注于某一事物而不分心旁骛,儒家之立志当是在事事务务上专注于效仿圣贤,所谓“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其实也就是要有一个专心向学的心,有这个心立志就是主一,犹疑彷徨,反复不定或若即若离都是不能立志或志之不坚的表现,立志坚定就能一心而入,不再动摇倾斜。

在王阳明的修养工夫中,立志是他反复讨论的第一环节 ,王阳明从早年至晚岁反复教导学者的就是为学必须首先立志,这是为学的前提,因为这涉及到你要学什么的问题,立志又是为学的功夫,立志并守志就是修身之道,因为所谓的志,其中一个意义就是人的灵明觉知,能开发它、持守它当然就是为学了,良知也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呈露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它就是第一良知。

02

静坐省察

宋明儒者特别重视静坐功夫,静坐也是王阳明教导学生时的入手处,并且曾作为一项重要修养功夫让其弟子们普遍实践。这至少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初学者在朱子学的影响下,往往外求于物而寻理,常务训诂记诵之学,故通过教其静坐以减少朱子学的负面影响;二是初学者往往拘泥于个人名利得失,不专注于修养心性之学,教之静坐以实现对私欲的超越。

在《王阳明全集》中提到“静坐”这二个字大概有三十七处。最早可考的是在正德五年,这也和王阳明早年对佛道的深入研究有关。王阳明甚至让学生看佛教和道教典籍,与儒学相互参详。静坐是古人对宇宙和人生进行体悟所采取的方式,在先秦即有之。如颜回之“坐忘”,道家之“冥冥渺渺”,乃至后来佛教禅定。这种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深入到人的无意识之中的思维训练,产生一种特殊的与宇宙合一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使人体认自己的内心成为可能,因而有助于人们对于内心深处的体察和对道德的更深的理解。

王阳明提倡的静坐并不是一无所知,如佛道两家一心要去掉外面的影响,静坐能收一时之功,如果误而入于枯寂或流入玄妙中者,则不能致良知。刘君亮要在山中静坐,王阳明曰:“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汝若不厌外物,复于静处涵养,却好。”静坐时必须做省察克治的功夫,省察克治的功夫就是没有间断的时刻,如同除盗贼,要有彻底杜绝的决心。“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省察就是不管有事无事,都要自觉地自我反思、内省。省察的反思可以使自己始终处于先天道德法则的监督之下,通过道德自律使自己的意志、语言和行为与先天至善的良知始终保持一致。王阳明说:“良知愈思索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 。

03

事上磨练

实现致良知,还要有明的工夫,即要事上磨练。他认为良知天理如明镜,其本体全体是晶莹透彻的,但由于个体昏迷而没发现,因此必须时时勤拂拭。在致知过程中,他强调的是在事上磨练。所谓事上磨练,是指在道德实践中用功,也指在闲暇无事时的内心反思。一方面,他认为道德法则并不存在于道德行为所指的对象上,先验至善的本心本体才是道德法则的根源和基础。另一方面,王阳明主张打破“心”与“物”的二元对立,强调“事”是“良知”自然发露的场所、载体,是体现其良知功夫用力所在。这里所说的“事”是多层面和随时随地的。除读书、习字外,更重要的是个人日常的行为举止、事亲敬长的洒扫应对、事君教民的政治活动、修身养性的闲适活动、爱怜生物等不同层面,而贯穿其中的是良知发用下的道德实践。

“人须在事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 。王阳明反对终日只是光说不做,倡导应当在具体的问题上去发现天理。“诸君听吾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话说,虽听之亦何用”。只有在事上磨练,不断克己,才能在任何时候都气定神闲,不乱方寸,稳步前进,方能到达天理。

例如,王阳明在回答一长期听其讲学的下属官员说他每天都要处理文件,没有时间做学问时说道:你既然要断案,就从断案的事上学习,如此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处理文件与诉讼,全是切实的学问,如果丢开事物去学,反而是不着边际。良知的实践性取向,为各项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如此也无怪乎讲求内圣功夫的王阳明,在外王层面如此虔诚地推进,只是建功立业不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成了实现个人德性实践的场域。由此可知,注重在时时事事上去致良知,也是阳明心学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赵国利),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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