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可以把大臣训的服服帖帖而明朝不行？
雍正有一个封建统治术上的重大创新，他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这一创新是划时代的，彻底打断了中国文人的脊梁骨。
从此，清朝所有的大臣都战战兢兢，以自居奴才为荣。
如果和清朝的大臣相比，明朝的言官简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下面我们就来深入分析、比较一下明朝和清朝的不同。这种巨大的差异会令人感慨万分，明清之间也就只隔了一个朝代，人性的变化竟如此巨大。
希望大家能看完。
胆大包天的明朝言官。
明朝的言官骂皇帝，虽然可能会被廷杖，轻者被打得皮开肉绽，重者可能当场毙命。但他们却因为敢骂皇帝，能在同僚中赢得巨大的名声，树立威望，所谓“文死谏”，让他们义无反顾。
中国历代的贤臣良相、忠臣、诤臣，每一个朝代都层出不穷，就算有的被皇帝冤杀，马上就会有新的人顶上来。这是因为：做一个敢于讽谏皇帝的名臣，能够使自己青史留名。而杀害忠臣的皇帝，却会承担巨大的道德上的风险。可能会被后世人骂为昏君。
这个现象，在明朝被发挥到极致，到了清朝，却彻底灭绝。
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篇奏章：《酒色财气疏 》。
准确地说，这不能算是奏章。因为奏章的目的，是提出建议、解决问题。而这一篇所谓的奏章，侧重点并不在提建议，主要就是肆无忌惮地对皇帝进行人身攻击。
雒于仁上这篇奏章，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搞不好就会人头落地。不过这个风险冒得值，正是由于这篇奏章，他在青史上留下名声了。
这篇奏章堪称奇文，雒于仁对皇帝展开了全方位的开骂，而所骂的很多内容并不属实，有的完全是捕风捉影。
对雒于仁而言，骂得真不真、对不对，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我已经开骂了。
这篇奏章一上去，朝臣们一片叫好。大家纷纷称赞：这真是一个勇敢的忠臣啊！骂得太好了！皇帝确实太不像话了，不骂不行了。
雒于仁一下子火了起来，人气大增。
明朝的“言官”，虽然品级不高，但专门负责对朝政挑刺，找茬。作为封建王朝的一种监察制度，“言官”制度在明朝发展到了顶峰。成为朝廷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这些言官，敢于揭露皇帝和权臣的一切阴暗面。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纯粹是为了出名。他们非常崇尚历史上的那些著名的诤臣，追求舍生取义，虽然他们所取的，并不一定是真正的“义”。
正因如此， 方孝孺宁可被灭十族也要开骂；海瑞提前准备好棺材，给皇帝上《天下第一直言事疏》，把嘉靖骂得狗血喷头、一无是处；“大礼仪”之争，百余名大臣，不惧嘉靖的廷杖，宁可被打死，也要提出自己的意见。
在他们眼中，因为提意见被打死光荣，如果有意见不提，就算能升官发财也是耻辱，会被同僚瞧不起。因此，天王老子也剥夺不了我说话、提意见的权利。
但这也容易造成他们立论偏激，言辞夸张，甚至哗众取宠。
雒于仁在这篇奏章中，指出：万历“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得了“酒、色、财、气”四种大病，现在我就是你的医生，给你开了四副猛药，希望你早点把药吃下去，治好你的病！否则，你就快要亡国了！并把他比喻成隋炀帝等亡国之君。
雒于仁当官二十年，只见过皇帝三次，完全是出于义愤而上疏，很多情况他根本就不了解，有的纯粹是道听途说。他骂皇帝“沉醉之后，持刀弄枪”。说皇帝好女色，宠幸“妖姬”：
艳彼妖姬，寝兴在侧，启宠纳侮。
而且他痛骂皇帝和10个小太监搞同性恋。说这10个小太监：
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
他指出：皇帝不仅早晚和这些小太监睡在一起，而且昏庸无道到了极点:
幸十俊以开骗门。
他又说，万历行为十分荒唐，上行下效，整个大明王朝的风气，就是被你给带坏了！
万历皇帝气急败坏，十分委屈：“这几个小太监，为人机灵，使唤得比较顺手，凭什么说我搞同性恋?”
万历同时进行自我辩解：
“朕好酒，谁人不饮酒?……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 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
郑贵妃小心侍奉，对我的生活起居照顾得比较好，这就叫好色？我喝了几杯酒，就是害了大病？
万历想把他投入大牢治罪。首辅大学士申时行仗义直言，讲了一通歪理:
“雒于仁的目的就是想出名，陛下处置他，就中了他的奸计，让他出了名，同时变相承认他奏章内容属实。反正他是瞎说，不如放了他，让大家都知道陛下是一个明君。”
时行等对日：“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轻率读奏。”上日：“他还是出位沽名！”时行等对日：“他既沽名，皇上若重处之，适成其名，反损皇上圣德。唯宽容不较，乃见圣德之盛。”复以其疏缴置御前。上沉吟答日：“这也说的是。到不事损了朕德，却损了朕度。”时行等对日：“圣上圣度如天地，何所不容。”上复取其流再授时行，使详阅之。时行稍阅大意。上连语日：“联气他不过，必须重处！”时行云：“此本原是轻信讹传，若票拟处分，传之四方，反以为实。臣等愚见，皇上宜照旧留中为是。容臣等载之史书，传之万世。使万世领皇上为尧舜之君。”
明朝大臣骂到皇帝，皇帝气急败坏准备办罪时，总会有大臣说这一类的话：你要处罚他，就中了他的计，他正希望让你处罚，来成全自己的名声，同时让你在历史上留下不纳谏的恶名。皇帝一听这些话，立马就泄气了。这种事在明朝发生过不止一次两次。
这一席话虽然在逻辑上并站不住脚。但万历也只好自认倒霉：如果办他的罪，显得我肚量太小！后来雒于仁主动辞职，没有被治罪。天启初，被追赠光禄少卿。
雒于仁的奏章虽然有哗众取宠的成分，但其敢说敢为敢当，还是值得肯定的。
“多磕头，少说话”的清朝大臣。
明朝的言官制度，在清朝是不可想象的。
在清朝，皇权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皇帝的统治御下之术，也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雍正皇帝“高屋建瓴”地指出一个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
类似明朝言官那样的，为了博取自己的名声而骂皇帝，那是万万不可取的。
雍正皇帝指出：作为做臣子的，应当做的，就是忠实执行皇帝的命令。至于皇帝有什么缺点，皇帝是可以自我改进的，轮不到由大臣来指出。
如果大臣想通过指出皇帝的缺点，而为自己博取名声，那就说明有私心，进而会影响到皇帝的权威，必须予以严厉打击！
清朝前期的帝王，都是从小接受专业帝王统治术的训练，个个都是雄才大略，在统治术上不断出现创新性的成果。
比如，乾隆皇帝提出的“宽严相济”的统治理念，就算摆到今天，从国家的刑事政策角度来看，也不过时，仍然很有借鉴意义。
雍正皇帝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就会给帝国的统治带来问题。同时有可能会妨碍他们做一个忠实的奴才，进而影响到他们不折不扣地为皇帝服务。
雍正皇帝决定：必须把所有的能臣、贤臣、诤臣，彻底改造成奴才，这样才能有利于大清的江山永固。
清朝在皇帝的培养方面确实很有一套，往往培养出来的都是专业的统治型人才。乾隆25岁当皇帝，这个年龄现在才刚刚大学毕业。但乾隆一上台，立即体现了他极其成熟老道的政治手腕，他励精图治，深喑帝王之术，极其精明，并且能做到严格自律。很快就把手下的一帮大臣们调教得服服帖帖。
正由于清朝前期的皇帝都很厉害，所以雍正皇帝认为，以大清培养皇帝的制度，可以确保皇帝是英明的，大臣们只要执行好皇帝的英明决定就可以了。至于历朝历代那些有自己政治主见的名臣名相，在清朝不允许出现，清朝只需要奴才。他说：
“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
在这里，名和利都成了贬义词。
而中国古代一直提倡“重名轻利”。
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士尚志，圣人贵精。——摘自《庄子·外篇·刻意》。
庄子说：世俗的人看重利益，而廉洁的人却看重名声，贤明的人崇尚的是志气，圣明的人追求的是精神修养。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提倡、遵守的为人的节操标准。但是，雍正认为这些都不是大臣们所应当具有的品质。
雍正指出：好利固然不可取，好名也不可行。名利都不追求，才是一个合格的奴才。
雍正朝和乾隆朝，凡“好名”的大臣，都少不了被皇帝严厉打击！
雍正年间的政治家杨名时，为人非常有操守，在打击科甲朋党等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同。他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也做了许多好事。老百姓对他很称颂。
这就引起了雍正帝的恶感！雍正认为：老百姓应该感谢的是皇恩浩荡。百姓得到实惠是皇帝的政策好。而杨名时竟然以此作为资本，邀取自身名声，实在是罪不可恕！遂找理由把他抓进大牢，并怒斥他：
“性喜沽名钓誉……，欲以君父成己之名”。
有鉴于此，清朝末期的名臣曾国藩对此有很深刻的认识，据《曾国藩家书》，他说：
“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立不世之勋而终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阳一人而已”。
曾国藩说，历史上除了郭子仪，很少有立有大功的大臣，能够善终。都是因为追求名位权势，因此，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对清朝立有大功，他却始终低调做人，从不敢张扬为自己去博取什么名声。
雍正、乾隆朝的重要大臣张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错。他不想做一个政治家，只想做一个奴才，主动把自己降格为皇帝忠实的秘书。他不做思想者，只做执行者。他在工作中，绝对避免在政治思路上与皇帝发生冲突。一切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唯唯诺诺，一生谨慎小心，缄默持重，坚守“多磕头，少说话”的信条。他说：
“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清史稿》称他：
“英性和易，不务表襮，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所居无赫赫名”。
张廷玉向皇帝举荐了某一个人，却绝对不敢向对方邀功，这就让被提拔的人感到：所有的恩宠都来自于皇帝。这也正是皇帝所希望的。
乾隆皇帝比其父亲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历史上的名臣，比如魏征，范仲淹等人，乾隆认为都不可取，他认为这些人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给自己博取名声，而不是为了皇帝。这些人的名气太大了，给人的感觉好像皇帝做什么事都是听了他们的建议。如果任由这样下去，就必然会削弱皇权。他牢牢抓紧最高权力，不使稍有分散，坚持“以一人之力治天下”，他曾说：
“我朝纲纪肃清，皇祖皇考至朕躬百余年来，皆亲揽庶务，大权在握，威福之柄，皆不下移，实无大臣敢于操窃。……。盖权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
乾隆确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乾纲独断”。
乾隆朝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只有明君没有名臣。因为乾隆认为自己很厉害，不需要什么名臣、也严厉反对所谓的“名臣”。所有的光环都集中在乾隆一个人身上，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是乾隆一个人拍板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