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中国城市的特点
李零
（教授）
中国古代文明是个城市、金属、文字三大要素俱全的文明。这三大要素，年代最早，体系最完备，成就最突出，当属城市。
中国的城市是从中国早期的农业定居点发展而来。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地点，画在地图上，密密麻麻，就是这些定居点。中国的城市，龙山时期，遍地开花；商周时期，初具规模；春秋战国，形成体系；经过秦汉，大体定型。
秦汉以后的中国，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没有太大变化，以至后来的地方志，可以在同一个州县下，历述其沿革，一代一代排下来讲。
中国的筑城体系有八大特点，可以总结一下。
一、我国城市，城比市更突出
现代汉语的“城市”，见于古书，本来是个合成词，“城”是城墙，“市”是市场。古人使用这个词，总是把“城”放在前面，“市”放在后面，这很有意思。我国城市，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宫殿也好，坛庙也好，市场也好，民居也好，所有建筑都围在城里，“市”是围在“城”里。我们心目中的城市，从一开始就是指有城墙的城市。城墙，各国都有，但中国最突出。我国城市，不但外面有墙，里面的坊巷也有墙，哪怕很小的城邑，甚至村镇，都有墙。这和欧洲的传统不一样。欧洲各国的城市（city），多半指村（village）、镇（town）以上，人口比较多、规模比较大的定居点。这种城市，除了国家首都（capital），除了军事要塞（fort）和贵族城堡（castle），不一定有墙。现代城市更是如此，往往一马平川，拔地而起，有个楼群，楼群周围没有墙。它们的城市更强调“市”，和我国相反。
二、我国城市，军事功能很突出
城市是个复杂的中心，既是经济中心，也是政治中心，或宗教中心，各国的城市，差不多都是如此，但我国的城市，军事功能很突出，这点不容忽略。我国，历史上战争很多，内战多，外战也多，规模之大，死伤之众，世界上罕有其匹，特别是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对我国影响尤大。城市是定居农业的发明，但不是农业民族单方面的发明。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是老邻居。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受到来自东北森林、蒙古草原、中亚腹地和青藏高原的威胁。中国文明是应对这种挑战的产物。北方民族的入侵，一波接一波，有如洪水，也强化了这一发明。为此，秦汉帝国，因山为势，堑河为防，修筑了万里长城，有如拦洪的堤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说，“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长城确实是中国的象征。欧洲也有长城，如罗马帝国有对付北方蛮族的哈德良长城，波斯西北境也有对付中亚游牧民族的长城，但这些长城都不如中国宏伟。“高筑墙”一直是我们的特点。
三、我国城市，自古就强调以中心统摄四方
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有一个理想化的模型，就是周代的王城。《尚书》的《召诰》《洛诰》，还有今本《周礼》中的《考工记》，都讲到这个城市。周公卜宅洛邑，是把它当作天下的中心。司马迁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我们使用的“中国”这个词，见于西周铜器何尊，原来就是这个意思。我国的城市，不同于欧洲传统的自治城市，不是分散孤立、彼此平行的城市，而是分层设级、有统一的网络。比如先秦时代的城市，有国、都、县、邑四种。“国”是一个国家的首都，一个国家的中心（注意：当时“国”是首都，不是国家。汉代避讳，改“邦”为“国”，才把“国”当国家），“国”以下的次级城市，有“都”“县”（“都”是大县），“都”“县”以下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邑”。它们层层相套，最后归统于“中”。秦汉的郡县，“趋中”的倾向更明显。
四、我国城市，多建于近水的平地
中国古代，营建城邑，选址很重要。我国早期城市，三代王都和后来的咸阳、长安、洛阳、开封，基本上都在北纬35度线上。《汉书·艺文志》的“数术略”有一门学问，叫“形法”，就和城市选址有关。班固说，这门学问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我国城市选址，非常讲究环境。地理，川随山转，路傍川走，道路交汇处，往往会有城市。古人为城市选址，一定要依托山形水势，并考虑人口、物产、交通等因素。《管子·乘马》有段话非常有名。它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我国城市一般都选在高山之下、广川之上，这是个突出特点。虽然，我国的某些古城，因为位于黄土高原之上，只能利用地势较高的平地筑城，有所变通，但所谓通都大邑，一般都建在黄河流域的低平之地，很少像其他国家，把城修在山头或山腰上。
五、我国城市，一般都是土城，但很早就包砖
古代城防，主要靠三类设施，第一是城墙，第二是城壕，第三是城楼。城门有门楼，四角有角楼，马面有敌楼，都可用于守望。中国建筑，一般是以石材作房基和台阶，而以木制的梁柱为框架，四面用夯土或砖、墼为墙体，而以斗拱承覆屋顶，上面铺瓦。中国的筑城方法，是属于这一体系。中国古代的城墙多半是土墙。很多古城，还有断壁残垣存于地面，不仔细辨认，就像是旷野中的土垄。中国古代的城，很早就包砖。如北魏洛阳城的阊阖门就已经包砖。《水经注·浊漳水》讲邺城，说“其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还有唐代壁画上的城，宋《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的《城制图》，也都画着包砖的城墙。
六、我国城市，一般都是方城
中国早期城市，5000年前到4000年前（个别可以早到6000年前），有些是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但三代以来却日趋方正。我国城市设计，一直都把方城当作主流。古人理想的方城，都是坐北朝南，正方正位，四四方方。例如《考工记》描述的周王城，九经九纬十二门，就是反映这种理想。但早期古城，唯一接近这种设计的例子是曲阜鲁故城。虽然实际上，中国早期城市，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完全符合这一标准，《管子·乘马》说，“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古人并不傻，他们会根据山形水势和居住区的实际范围调整其设计，该曲则曲，该直则直，但这种理想总是隐含其中。中国最后的皇城标本，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七、我国城市，很高很大，自古已然
中国古代的城，文献记载，天子之城（首都）方九里（《考工记》），大都方三里，中都方一又五分之四里，小都方一里（《左传》隐公元年）。汉唐注疏，据以推论，说公之城方七里，侯伯之城方五里，子男之城方三里。方九里，是长宽各3742.2米，最大；方一里是长宽各415.8米，最小。城墙高度，文献记载，天子之城高九雉，诸侯之城高七雉，都城高五雉（《考工记》）。高九雉是20.79米。前人说，即使最矮的城，也没有低过三雉以下的。高三雉是6.93米。中国古城，早期（前3000—前2000）已经比较大，很多都属于方一里到方二里的大城。商周古城，像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则是方四里的大城。东周古城，一般都在方四里以上，大的可以超过方九里。如燕下都古城、齐临淄城、楚纪南城和中山国的灵寿古城，就都超过这个数字。很多后继的古城还不如这些古城大。郑韩古城，现存地面高度仍有16米，比明清北京城还要高出5米。
八、我国城市，人口多，也是自古已然
我国是农业古国，养育人口甚众，虽经战祸，死人无数，还是可以维持在几千万的水平线上。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我国人口数字是59,594,978人，将近60,000,000人（《汉书·地理志》）。城，西汉晚期，县、道、国、邑，全部加起来，有1587个。当时的县，一般只有一同大小。一同方百里，约合1728.9平方公里。人口平均到县，大县在万户以上，小县在万户以下，全国有七个四万户以上的大城，长安人口最多，可以达到246,200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公元2年前，我们没有可靠数字。但战争规模，可以提供参考。战国，很多大国都拥有几十万军队，秦国军队，甚至有百万之众。很多大战，杀伤是以十万为计。总体数字，估计与西汉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