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笔挑灯写青史的鄂州老人朱峙三
铁笔挑灯写青史
临江乡胡林大林山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这里却长眠了一位长者。在辛亥风云之中，他笔走龙蛇，担任当时的《中西日报》、《公论新报》的主笔，为反帝反封建和辛亥革命的成功写下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文章。他就是我市的辛亥报人朱峙三（亦名峙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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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峙三先生1886年出生在鄂州市城关镇一个世医之家。
1907年，武昌师范毕业后，他兼任《中西日报》记者、主笔，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的时评和论说文章。
1906年至1911年秋，朱峙三先生一面奋笔撰文，一面广泛接触校内外参加革命或倾向革命的进步青年和进步报刊。作为一代报人，朱峙三先生一直冒着被开除、追查、缉拿甚至杀头的危险而奋发写作。他时而作论说，时而写小说，时而写诗词，他不断变换笔名，如“素秋”、“愚谷”、“石谷子”、“玉衡”、“素行子”、“鹄谷子”、“朱景熙”、“半湖居士”等。1911年9月，他面对清政府的腐败黑暗和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以迸发的激情，署名“素秋”写了一首《满江红·金陵怀古》的诗，诗云：“遥望钟山，无王气，朱明绪绝。胡运胜，史公先败，三藩后灭。汉族原来无血性，虏酋遂使相残尽。太平军十四载冰俏，焚宫阙。戴名世，文字劫；吕用晦，全家血。恨曾胡李左甘心助桀，首倡江淮军事策，建彼一代中兴业。汉山何仍旧满酋居，天何日。”报馆负责人惊骇得一迭声说：“词太显露！”最终未予发表。
武昌首义成功后，朱峙三先生又无私无畏为在战火中诞生的革命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任编辑和主笔，以“臣骨宁无志不移”的革命气概撰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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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峙三先生不仅是一个耿介博学的报人，而且还是一个造诣深厚的艺术家。书坛圣手沈肇年于85岁高龄之际，撰联称赞朱峙三先生“诗书画三绝，经史辞一家”。
朱峙三先生之画深得“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等妙笔，却又有“脱尽窠臼”之自由。他的山水画善用粗笔，使用中锋，圆润挺健，厚重凝练，以“结构严谨多变化，用笔苍劲亦飘逸”而著称，真是个“秋树逼真王石谷，春花含笑恽南田”。其花卉、人物画更是栩栩如生，别具神采。他特别善于运用虚实变幻、动静统一、疏密相间的美学原理，在对比中突出主题；构图上他常常采用传统的“远近法”，在画面表现自然连续、引人入胜的情景时，又通过墨色浓淡的渲染，加强了空间感、质感和量感，丰富了轻重、抑扬的韵律，因而更富有艺术魅力。
早在辛亥首义风云际会的前夜，朱峙三先生将一幅《石榴花》画作发表在《中西日报》上：花蕊数点，乱红狂舞，如灼红的火珠迸放；绿叶恣肆，迎风劲动，如青锋直指云天。笔法流畅而律动着飞动的气势，构图机警而充满勃发的生机。更难得的是峙三先生还在画上题诗：“开扩赤心近晓日，未将弱质媚春风；光明照出三千界，一个蝉声一树红。”其语意双关，喻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日本投降后，朱峙三先生回到武汉。1946年秋，以“收取关山五十州”的喜悦之情，观看了丰子恺先生在武汉举办的画展。次日，丰子恺先生到朱峙三的住处保安街回拜，两人抚琴吟诗，把盏谈艺，并书赠朱峙三篆文一联：“祸兮福所倚，巧者拙之奴。”落款是：“峙三诗翁集子书联，试笔请正腕，丰子恺敬书，丙午新秋于汉皋。”丰子恺结束画展离汉去沪时，于依依惜别之际，又赠朱峙三立轴一帧，上面绘有虬松、壁崖、流泉，石上坐一翁抚琴。画上题词是：“高山俯流水，闲坐一鸣琴。”落款是：“试写峙翁诗意，后学丰子恺（阳文篆刻印记）。”两位艺术家“同明相见，同音相闻，同志相从”，真是个“知音偶一时，千载为欣欣”。
朱峙三先生的书法艺术，亦创造了独特的书意，即隐藏形象中的一种高妙意趣。他少年时仿效鄂州书法家陈炯阳的字体，后转学张裕钊字体，且崇尚“法自我立”，绝不泥古不化。他博采众长，兼包并蓄，对颜、柳、欧、黄、赵的书法均有深刻研究，从而使他的书法艺术凸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其用笔之刚柔有变，峻峭凝重，莫不令人流连忘返，曾深受学界友人沈肇年、唐醉石二老的赞许：“得张神骨，脱张板重，风润而矫，融为自体。”他生前所作不同书体的大小屏对、中堂、横批、立轴、琴条以及册页、便面数以万计，其中书写的张体字在抗战前还流传到日本。
2001年，鄂州市举办首届武昌鱼国际文化节时，日本书法代表团一行来鄂州参加张裕钊书法流派展，谈到朱峙三先生书法时，无不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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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朱峙三先生已是63岁的老人了。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老人在他生命最后的19年里，仍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任湖北省文物整理保护委员会委员和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之职，他惜时如金、寒暑不辍地把主要精力投放在文史编著工作上，案头上仍是青灯古砚，书斋里拥挤着诸子百家，他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以锲而不舍、老牛奋蹄的精神，先后编著了《历变记》、《生存者言》、《太平天国与湖北》、《太平天国与鄂城》、《清代科举制度》、《晚清见闻录》、《辛亥武昌起义回忆》等数百万字的著作，为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朱峙三老人的严谨治学精神、百折不挠的毅力和丰硕的学术成果，让文史学界许多有识之士钦敬、感叹。1959年，峙三老人74寿辰时，中央文史馆馆长、84岁高龄的商衍鎏先生从北京寄来寿联：“介寿百年，正大跃进；长江万里，力争上游。”还有文史专家饶校文老先生撰文赞曰：“人皆称其才文美，而不知其学之笃。”
峙三老人晚年工程浩大、700多万字的《峙山山人六十年日记》，更是让文史界专家们瞩目。我国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撰曰：“我对作者的真率感到由衷敬佩……年轻的读者也不妨看看这部日记，即使你不是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同志，从中亦可吸收某些有益的东西。看看那一代青年走过的道路是多么崎岖坎坷，经历的生活是多么惨淡艰难，这样才可以了然于他们何以那样欢欣鼓舞地迎接全国解放，何以历尽磨难挫折而仍然那样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
峙三先生在完成这部卷帙浩繁的日记中，经历了各种疾病的折磨，支气管扩张、咳嗽、吐血、顽固性的失眠……身在北京的董老至为关注，湖北省政府在峙三老人身体欠佳的时候定期送来营养品。日记全部装帧完毕后，恰逢1963年董老七十晋八寿辰日，峙三老人欣然寄诗祝贺。次年董必武又为峙三老人写来答谢诗两首：“七九初度接峙山庚兄贺诗，次韵答谢并以为祝。”其一：“朵云飞堕客庭隅，四座惊呼景气殊。集锦簪花看不足，行窝弹指即仙居。”其二：“去年生日荷鸿词，为报高情作谢诗。与子齐年望八十，登仁寿域在明时。”
站在峙三先生墓地前深深地鞠躬，笔者默祷着心灵深处吟就的两句诗：“铁笔挑灯写青史，铜砚煮墨铸忠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