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年谱及其做法（上）
年谱这种著述，比较的起得很迟；最古的年谱，当推宋元丰七年吕大防做的《韩文年谱》《杜诗年谱》。做年谱的动机，是读者觉得那些文字感触时事的地方太多，作者和社会的背景关系很切；不知时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读诗文，是领会不到作者的精神的：为自己用功起见，所以做年谱来弥补这种遗憾。不过初次草创的年谱，组织自然不完密，篇幅也非常简单；拿现在的眼光去看，真是简陋的很。
但是自从吕大防那两部年谱出世以后，南宋学者做年谱的，就渐渐加多了，到明、清两代简直“附庸蔚为大国”，在史学界占重要位置。起初不过是学者的专利品，后来各种人物都适用了；起初不过一卷二卷，后来却增至数十卷了。就中如《阿文成公年谱》有三十四卷，比较吕大防的作品相差就很远。做年谱的方法，经过许多学者的试验发明，也一天比一天精密；自从初发生到现在，进步的迅速，不能不使我们惊异。
甲 年谱的种类
年谱的种类可从多方面去分：
（一）自传的或他传的
本人做自传，欧洲、美洲很多，中国比较的少；但中国也不过近代才不多，古代却不少。《太史公自序》便是司马迁的自传；《汉书·叙传》便是班固的自传；《论衡·自纪》、《史通·自叙》，便是王充、刘知几的自传；《汉书·司马相如传》《汉书·扬雄传》所采的本文，便是司马相如、扬雄的自传，这可见自传在中国古代已很发达了。
由自传到自传的年谱，路子自然很顺；但自传的年谱起得很晚，清康熙时孙奇逢恐怕是最早的一个。孙奇逢做得很简单，只有些大纲领；后来由他的弟子补注，才完成了一部书。同时稍后，黄宗羲也自做一部年谱，可惜毁了，不知内容怎样。
此外，冯辰做的《李恕谷年谱》前四卷，实际上等于李塨自己做的，也可归入自传年谱一类。我们知道李塨是一个躬行实践的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毫不放松的。他平时把他的事迹思想，记在他的《日谱》上面，用来做学问的功夫，和旁人的日记不同。这种《日谱》不但可以供后人仿效，不但很有趣味，而且可使后人知道作者思想的进步，事迹的变迁，毫无遗憾。所以冯辰编《李恕谷年谱》，单把李塂《日谱》删繁存要，便成功了。这年谱完全保存了《日谱》的真相，而且经过李塨的手定，简直是李塨自著似的（但第五卷是刘调赞续纂的，不是根据李塨的《日谱》，所以又当别论）。
为研究历史的方便起见，希望历史的伟大人物，都能自做《日谱》，让后人替他做年谱时，可省许多考证的工夫。然而这种希望何时达到呢？在这上，他传的年谱便越发需要了。
他传的年谱又可分同时人做的和异时人做的二种：
（1）同时人当然是和谱主有关系的人，或儿子、或门人、或朋友亲故。这类人做的年谱，和自传的年谱价值相等，其中最有名的要推《王阳明年谱》，那是许多门人搜辑资料，由钱德洪编著的。他们把王守仁一生，分作数段，一个人担任搜辑某年到某年的事迹，经过了许多人的努力，很长久的时间；后来有几个人死了，幸亏王畿、罗洪先帮助钱德洪才做成。这部年谱总算空前的佳著。但后来又经李贽的删改，添上了许多神话，便不能得王守仁的真相了。前者在《王文成公全书》内，后者在《四部丛刊》内，我们须分别看待。
此外，《刘蕺山年谱》最值得我们称赞，因为是蕺山的儿子刘汋（伯绳）做的。邵廷采（念鲁）谓可以离集别行，不看本集，单看年谱，已能知谱主身世和学问的大概。这类有价值的很多，如李塨的《颜习斋年谱》，李瀚章的《曾文正公年谱》。
（2）异时人做的年谱真多极了。他们著书的原因，大概因景仰先哲，想彻底了解其人的身世学问，所以在千百年后做这种工作。这里边最好的要算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和同时人做的有相等的价值。固然，有许多事情，同时人能看见，而异时人不能看见；却也有许多事情，异时人可考辨得很清楚，而同时人反为茫昧的：所以一个人若有几部年谱，后出的常常胜过先出的。现在姑且不讲，留在下节讨论。
（二）创作的或改作的
同时人所做的年谱固然是创作；异时人所做的年谱，若是从前没有人做过，便也是创作。创作的年谱经过了些时，常有人觉得不满意，重新改做一部，这便是改作的年谱。改作的大概比创作的好些，只有李贽的《王阳明年谱》是例外。但我们要知道改作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如果没有特别见地，自然可以不用改作；改作了，也不可埋没作者的艰苦。因为创作者已做好了大间架，改作者不过加以小部分的增订删改而已。无论什么历史，我们固然不能说只可有创作，不可有改作；但也不能因有了改作的以后，就把创作者的功劳没了去。
有些人不止一部年谱，甲改做了乙又改做。如《朱子年谱》有李方子、李默、洪去芜、王懋竑四种；《顾亭林年谱》有顾衍生、吴映奎、徐松、胡虔、张穆五种；《元遗山年谱》有翁方纲、凌廷堪、张穆三种；《陶渊明年谱》有吴仁杰、王质、丁晏和我做的四种，大概越发晚出，越发好些。
（三）附见的或独立的
我们如果想做一部某人的年谱，先须打定主意，到底是附在那人文集后面呢，还是离集而独立。附见的要使读本集的人得着一种方便，独立的需要使不读本集的人能够知道那人身世和学问或事业的大概：主意定了，才可以着手去做。
本来年谱这种书，除了自传的或同时人做的以外，若在后世而想替前人做，非那人有著述遗下不可。没有著述或著述不传的人的年谱，是没有法子可做的，除非别人的著述，对于那人的事迹，记载十分详明才行。所以年谱的体裁不能不有附见和独立二种。
这二种的异点，只在详略之间。附见的年谱应该以简单为主，注重谱主事迹，少引谱主文章。因为读者要想详细知道谱主的见解和主张，尽可自己向本集去寻找。专传后面，有时也可附录年谱或年表；那种年谱也和附见本集的一样，越简越好。独立的年谱却恰不同，越简越不好。他的起源，只因本集太繁重或太珍贵了，不是人人所能得见、所能毕读的；为免读者的遗憾起见，把全集的重要见解和主张，和谱主的事迹，摘要编年，使人一目了然。这种全在去取得宜，而且还要在集外广搜有关系的资料，才可满足读者的希望。合起二种来比较，独立的恰似专传，附见的恰似列传；列传与附见的年谱须简切，专传与独立的年谱须宏博。
（四）平叙的或考订的
倘使谱主的事迹，没有复杂纠纷的问题，又没有离奇矛盾的传说，历来对于谱主事迹，也没有起个什么争辩，那么，简直可以不要费考订的笔墨；纵使年代的先后不免要费考订的工夫，但也在未落笔墨之前，不必写在纸上，这种叫做平叙的年谱。它的重要工作，全在搜罗的丰富，去取的精严，叙述的翔实。《王阳明年谱》《曾文正公年谱》便属这种。创作的固然可以平叙，改作的也未尝不可。
翻回来说，要考订的年谱，正多着呢。约计起来，共有三种：
（1）谱主事迹太少，要从各处钩稽的 例如王国维作《太史公系年考略》，因为太史公的事迹在《史记》《汉书》都不能有系统的详细的记载，所以很费了一番考订工夫，而且逐件记出考订的经过，记载的理由来。这是很应该的。因为不说个清楚，读者不知某事何以记在某年，便有疑惑了。倘若要做孟子、墨子一般人的年谱，这是很好的模范。但做起来却不容易：孟子在《史记》虽有传，却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如先到齐抑先到梁？主张伐燕，在齐宣王时代抑在齐湣王时代？都是要费力考订的。墨子的事迹更简，《史记》只有十余字，我们应该怎样去钩稽考订叙述呢？总说一句，年代久远，事迹湮没的人，我们想替他做年谱或年表，是不能不考订的。
（2）旧有的记载把年代全记错了的 例如陶渊明，《宋史》、《昭明太子》、《晋书》各传，都说他年六十三，生于晋兴宁三年，其实都错了。我替他做年谱，从他的诗句里找出好些证据，断定他年只五十六，生于晋咸安二年。这么一来，和旧有的年谱全体不同了。旧谱前数年的事，我都移后数年。这种工作，和《太史公系年考略》稍异。他用的是钩沉的工夫，我用的是订讹的工夫。前人做了不少的《陶渊明年谱》，都不会注意到此。其实无论哪个谱主的生年数一错，全部年谱都跟着错了。此外如谱主的行事，著作的先后次序，前人的记载也不免常有错误，都值得后人考订。例如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说那些文章是朱子晚年做的，其后有许多人说他造谣：这实是一大问题。假使朱子的行事及著作的先后，早有好年谱考订了，便不致引起后人的争辩。专传列传都不能做详细考订工作；年谱的责任，便更重大了。
（3）旧有的记载故意诬蔑或观察错误的 如《宋史·王安石传》对于王安石的好处，一点不说，专记坏处，有些不是他的罪恶，也归在他身上了，因为做《宋史》的人根本认他是小人。后来蔡上翔做《王荆公年谱》，把《王荆公文集》和北宋各书，关于谱主的资料，都搜辑下来，严密地考订一番，详细地记述成书。我们看了，才知道做《宋史》的人太偏袒王安石的敌党了，把王安石许多重要的事迹都删削了，单看见他的片面，而且还不免有故入人罪的地方。像这种年谱，实有赖于考订。倘无考订的工夫，冒昧地依从旧有的记载，那么，古人含冤莫白的，不知有多少了。但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似乎不免超过了考订的范围，有许多替王安石辩护的话，同时写在考订的话之后；辩护虽很不错，却和考订的性质有点不同了。
总结上面四种年谱种类说几句话，就是我们要想做年谱先要打定主意，想做的是哪一种，是创作的呢，还是改作的？是独立的呢，还是附见的？是平叙的呢，还是考订的？主意定了，才可以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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