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喻理：养心殿燕喜堂内檐槅扇书画的历史沿革与保护
自故宫博物院启动养心殿研究性保护工程以来，文保科技部对该区域内各建筑内檐贴落及槅扇书画进行了系统的调查、著录以及科学保护。作者从燕喜堂碧纱橱槅扇书画残片入手，通过调查现状、考订文献，得出以下结论：燕喜堂碧纱橱及其纸本槅扇书画安设于同治二年，与东西围房及后殿西梢间槅扇书画的创作年代相近；燕喜堂绢本书画约创作于宣统元年，与后殿其他房间及工字廊槅扇书画的创作年代相近。此外，本文通过科技检测手段，揭示了燕喜堂槅扇书画受损严重的原因。
养心殿燕喜堂内檐槅扇书画的历史沿革与保护
喻 理
一 燕喜堂碧纱橱槅扇书画概述
燕喜堂为养心殿后殿西耳房，其命名屡经改动：明代曾称“臻祥馆”，清雍正年间称“后殿西正房”，乾隆年间称“顺山殿”，道光时称“养心殿西耳房”，咸丰二年（1852）易为“平安室”，咸丰五年里间（1855）挂“大雅斋”匾[1]，同治九年（1870），“平安室”易名“燕喜堂”[2]。该居室本为嫔妃居住之所，慈禧为懿嫔、懿妃、懿贵妃、皇太后时，皆曾居住于此。
从建筑形制来看，燕喜堂为黄琉璃瓦卷棚硬山顶，面阔五间，前出廊，西端接西围房，南面为养心殿正殿西耳房“梅坞”〔图一〕。屋内明间北面设炕，明间与东、西次间衔接处为黑漆楠木碧纱橱隔断。东次间、梢间连通，东侧有万字炕、落地罩，西次间和西梢间之间有板壁，西梢间北设有床罩。
〔图一〕 燕喜堂匾额及平面位置图
燕喜堂殿内槅扇书画多安设于碧纱橱、落地罩横楣、床罩等处。其在室内主要起空间分隔的功用，最为华美者当属明间东西两侧的碧纱橱[3]。其槅扇采用楠木灯笼框，框架加纱，槅眼配以臣工书画，书画四周装饰梅花蝴蝶卡子花，绦环板、裙板亦贴雕梅花、蝴蝶、花篮作为装饰，庄重典雅〔图二〕。槅扇上下安有鹅项、碰铁等金属件用于固定，且开合转动自如，必要时可将所有槅扇门全部打开或摘下。中央两扇作为主要通道，外安帘架，可悬挂门帘[4]。
〔图二〕 燕喜堂碧纱橱修前全貌
1. 东侧东向 2. 东侧西向
3. 西侧东向 4.西侧西向
槅扇木框由内外两层组成，一贴活扇，其一贴死扇。如需更换，需将一侧书画与活扇木框一起取下〔图三〕。而另一侧槅扇书画则粘绷在死扇木框上，需闷润后揭取。
〔图三〕 修复人员正在摘下明间东侧碧纱橱帘罩
燕喜框”结构〔图四〕。
〔图四〕 养心殿燕喜堂碧纱橱槅扇构造示意图
喻理制图
二 燕喜堂碧纱橱槅扇书画更陈线索的发现
文保人员在对燕喜堂明间碧纱橱槅扇书画进行揭取的过程中，发现一些木框与槅扇画粘接处存有隐约字迹〔图五〕。
〔图五〕 黏附于槅扇木框上的题记残片 （示意图）
一般情况下，清内府造办处装潢槅扇书画时，往往在书画边缘以蝇头小楷题写该件作品的位置、尺寸及作者等信息。绷贴时，题记便可隐于木框之后。从现场情况判断，〔图五〕所示的残片似乎是在揭取槅扇心时，由于边缘质地糟朽而导致题记断裂残存于木框之上。然而，经修复师比对，从该位置取下的槅扇画边缘并无断裂迹象，题记也保留完好。此外，该位置揭取下来的槅扇画为绢本〔图六〕，这段残片却为纸本，材质并不相同。
〔图六〕 马骏花卉槅眼画
根据《木结构遗产保护准则》：“移除的文物古迹的部件应当记录归档，有代表性的取样应永久保存作为记录档案的内容。”[5]修复团队随即对这些残片进行记录、分析与评估。修复师对残留的字迹进行小心剥离，并暂时托裱保护。
题记所在槅扇画边缘在纸张老化变色与残留浆糊的共同作用下，污渍、漫漶严重，已难以判断残片字迹内容。X射线能谱仪对呈色元素的分布检测显示，污迹所在位置铁元素含量较高，初步判断应为碧纱橱所用木框做色时，褐色颜料层的残留物及积尘所导致〔图七〕。鉴于这种情况，文保科技部采用多光谱摄影，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墨迹影像。经释读，题记内容为：“养心殿平安室殿内明间，西槅扇横楣子向东用字槅眼一张，净高七寸一□，□□寸五分，着黄钰写。”题记注明了该槅眼位置、尺寸，并注明残片所属槅扇书画的作者为“黄钰”。
〔图七〕 碧纱橱槅扇木框上的残片
1. 照片 2. 线图 3. 模拟拼对效果
然而在本次揭取之前，此处所贴的槅扇书画作者并非黄钰，而是马骏。这进一步证明该字迹并非马骏绘画所脱落。
对燕喜堂槅扇画进行系统整理后，笔者发现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如［表一］所示，YYm(w)007A[6]槅扇心边缘残纸通过多光谱成像可辨识出“养心殿平安室殿内明间西槅扇⋯⋯净高⋯⋯徐郙写”，然而该位置现存槅扇心作者为朱汝珍。再如YYm(w)008A残纸可清晰辨认出“张恺画”字样，而该位置现存槅扇心作者为马骏。
［表一］ 残片所注作者名与同位置现存槅眼书画名款比对表
三 燕喜堂碧纱橱与养心殿各区域槅扇书画装潢时序
题记残片内容显示，碧纱橱槅扇书画创作前应经过统一规划，每幅所用纸、绢均以宫殿名、位置、朝向及尺寸为参考进行归类并精确下料，再交由指定人员进行创作。譬如题记“养心殿平安室殿内明间，西槅扇横楣子向东用字槅眼一张，净高七寸一□，□□寸五分，着黄钰写”中提到“横楣子”，揭示燕喜堂碧纱橱槅扇书画在创作时已对三种规格作出区分[7]。同一位置槅眼正反两面往往为一书一画，相邻位置槅眼亦鲜见同为书画者。题记中的“向东”字样，说明每一件槅扇书画在创作前已经统一规划，即便是同一面碧纱橱中的槅扇书画，也不可轻易调换朝向与位置。残纸中的“平安室”字样，则可揭示出燕喜堂大致的装潢时间。笔者推断残片所属纸本槅扇画的装潢时间应在同治二年（1863）左右，原因如下：
首先，装潢时间应在燕喜堂命名为“平安室”期间，即咸丰二年至同治九年这十九年间。
其次，咸丰十一年七月，皇帝在热河行宫去世，唯一的皇子载淳继位，帝号“祺祥”（后改“同治”）。慈安、慈禧两位皇太后联合留守京师的恭亲王奕䜣发动宫廷政变，抓捕肃顺等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控制朝政，开始“垂帘听政”——此时燕喜堂正式作为皇太后的临时居所使用。燕喜堂从两位妃嫔共用改为皇太后独享，因此在内檐部分需进行较大规模的糊饰见新。庄立新女士根据咸丰十一年八月奏折认为此次装潢以赞襄政务八大臣为主导，此时慈禧尚未掌握朝政，因此未能对装修风格提出意见。慈禧于“祺祥政变”后对原方案不满，对诸多细节进行重新设计[8]，其中就包括将明间两侧的八方门改为碧纱橱，据庄立新女士推测，这一改建应在同治二年[9]。
内廷贴落、槅扇书画的创作，一向由当朝进士及靠近皇权中心的心腹臣工担任，因此，从高不盈尺的槅扇书画中可以想见纷繁复杂的官场生态。八大臣所提出的“八方门”设计理念，其中暗藏的政治隐喻应不言而喻。想必这次慈禧授意推翻“八大臣方案”，并不仅仅以审美为主导，更牵扯“祺祥政变”后的政治格局。
其三，另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同治二年造办处确曾对养心殿区域内檐装饰进行大规模糊饰见新，这里略举几例[10]：
同治二年九月十七日，库掌庆桂懋勤殿太监崔进玉传旨：养心殿攸芋斋能见室殿内所有现贴挂御笔臣工字画，俱请摘揭下，按件量尺寸，栓票开写清单，活存本殿。候糊饰完竣，仍还原处贴挂，钦此。匣裱作、铜鋄作。
又见[11]：
同治二年九月十七日，库掌庆桂懋勤殿太监崔进玉传旨：造办处于九月二十三日进匠赴养心殿后殿明殿，现贴御笔臣工字画俱请揭下，按件量寸，栓票开写清单，活存本殿。钦此。匣裱作。
以及[12]：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主事纲增懋勤殿太监崔进玉传旨：养心殿后殿攸芋斋臣工字条三张、臣工字斗二张，能见室臣工字条三张、字横批一张、平安室臣工字横批四张、字条六张、字对二副，俱用一寸蓝绫边托裱，钦此。匣裱作呈稿。
可见，同治二年九月因对内檐进行糊饰，养心殿区域的贴落等“臣工字画”被揭下。两个月后，俟糊饰完毕，造办处对二十一件作品进行装裱并贴挂于养心殿。其中“平安室”中有十二件书画用于内檐装饰，说明其室内必经过重新糊饰，属于大规模的装潢。
同治二年这次由慈禧主导对“平安室”（今燕喜堂）进行的改造，造就了我们今日所见的碧纱橱楠木框架的最初面貌。此次施工恰巧在该建筑命名为“平安室”时期，与槅扇残存题记相符。同治二年碧纱橱装潢完毕至同治九年平安室改名燕喜堂，间隔只有七年，再次更换槅扇书画的可能性不大。可见，黄钰等人创作的纸本槅扇画，应安装于同治二年进行的“八方门改碧纱橱”工程，同时，这也是碧纱橱装潢的首批槅扇书画。
笔者陆续对现场以及修复中所见残片进行整理，发现黄钰、张恺、徐郙、沈全、童华[13]、章鋆[14]等人参与了养心殿燕喜堂碧纱橱首批槅扇的制作［表二］。
［表二］ 养心殿槅扇书画创作者名单
上述黄钰等人的作品除燕喜堂残片外，在东、西围房还存有其署名的完整槅扇作品，且均为纸本。此外，东、西围房的作者名单亦高度重合，推测作品应装潢于同一期段。若养心殿区域其他建筑槅扇书画的参与者处于同一期段，那么槅扇书画的创作者是否以固定的组合完成任务？若参与者处于不同期段，是否可以根据供职时间，判断出养心殿区域槅眼书画的不同装潢年代？厘清这些问题，首先要分析其作品在各处殿座的分布规律［表三］ [15]。
［表三］ 养心殿区域槅扇书画创作者及其作品分布
根据参与画家名单和创作媒材来分析，以燕喜堂（平安室）原槅扇书画的作者黄钰、张恺、徐郙等人组成后殿西梢间以及东、西围房槅扇书画的制作班底，其作品均为纸本；而后殿其他空间则与工字廊、燕喜堂现存槅扇作品的创作班底相近，作品均为绢本。体顺堂的情况比较特殊，创作者与前后两批画家各有一名重复，体顺堂现存槅扇书画的绘制年代应该介于燕喜堂首次和再次装修之间[16]〔图八〕。
〔图八〕 养心殿区域槅扇书画创作成员及工程分布示意图
《清史稿》记载了部分东西围房及燕喜堂碧纱橱纸本书画的创作者的大致生平，此处略举三例[17]：
潘祖荫，字伯寅，江苏吴县人，大学士世恩孙。咸丰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迁侍读，入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除大理寺少卿。左宗棠被劾，召对簿罪不测，祖荫上疏营救，且密荐其能，狱解，乃起独领一军⋯⋯
孙诒经，字子授，浙江钱塘人。咸丰十年进士，选庶吉士。闻杭州城陷，乞假归，奉亲辟居定海。参宁绍台道张景渠军，平浙东有功，还授检讨。以倭仁荐，入直南书房。同治四年，擢司业⋯⋯
黄钰，安徽休宁人。咸丰三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六年，散馆，授编修。八年七月，命在南书房行走。十月丁父忧，十一年服阕，命仍在南书房行走。同治元年，充署日讲起居注官，并充实录馆编纂。旋署提调。二年，提督山西学政。
上述三位作者均为进士出身，且供职于南书房的时间亦与燕喜堂（平安室）八方门改造为碧纱橱的同治二年基本吻合。
四 燕喜堂现存槅扇书画的装潢时代
如前文所述，养心殿区域各殿座槅扇的装潢时代及所用材料不尽相同。燕喜堂现存绢本槅扇书画的创作时间和人员与同治二年纸本槅扇书画不同，而与后殿、工字廊相近。那么，燕喜堂现存槅扇书画是何时装潢的？
本文试以朱益藩、朱汝珍为切入点，此二人作品在燕喜堂绢本槅扇书法中占比最大，朱益藩作品二十件，约占18%；朱汝珍作品二十四件，约占21%，二人生平资料亦比较详尽，可资参考。
朱汝珍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殿试一甲第二名，钦点榜眼及第，诰南书房行走、奏翰林院编修。包含朱汝珍作品在内的这批槅扇书画的创作时间最早不会超过其参加科考的光绪三十年，这将碧纱橱书画的改换时间缩小至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三年（1911）这七年之间。现将该时间段朱汝珍、朱益藩两人在京供职的情况罗列如下［表四］ 。
［表四］ 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三年期间朱汝珍、 朱益藩供职对照表
可见，燕喜堂现存碧纱橱槅扇书画的创作年代应处于光绪三十三年朱益藩回京之后。然而这一时期的活计档中却并未记载燕喜堂碧纱橱被再次装潢。其原因，大抵为清末所录活计档案及皇帝旨意的详细程度大为减弱，漏记、误记的情况较之鼎盛时期大大增加。
正如上文所述，燕喜堂现存槅扇书画与后殿及工字廊槅扇心的绘制者名单重合，装潢时间应也相近，这为锁定燕喜堂槅眼书画的重绘时间提供了线索。查考活计档，光绪三十五年（宣统元年）正月恰有工字廊“槅扇做底糊面”的记录[18][19]：
光绪三十五年正月初六日，值班库掌荣锟接收催长文敏持来报单一件，内开匣裱作为具报题头事，今为懋勤殿传旨造办处进匠将仪銮殿内大匾一面据补从新包镶蓝绫边并糊饰，养心殿内工字殿横眉五扇槅扇二扇做底糊面。钦此。为此具报等因呈明总管准行钦此。匣裱作呈稿。
养心殿工字廊落地罩现存有横楣及槅扇书画装饰〔图九〕。横楣之上（北向）为五件御笔书法：从右至左分别为缂丝“福”〔图十〕、“知人则哲安民则惠”、“与物皆春”、“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寿”。左右两侧槅扇为“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后钤印四枚：“咸”、“丰”、“御书”、“庄敬日强”[20]。养心殿内工字殿横楣仅此一处，且与文献所言“横眉五扇”、“槅扇两扇”相合。左右两扇槅扇之后各有两件绢本绘画。由南向北望，左侧由上至下为郭续良“花卉”、刘书勋“山水”，右侧从上到下分别为李廷标“葡萄”、吴庆云“山水”。这几件绢本槅扇画位于咸丰御笔缂丝的背后，糊于活扇之上〔图十一〕。
〔图九〕 养心殿工字廊槅扇揭取前
〔图十〕 养心殿工字廊缂丝五扇横楣之“福”
〔图十一〕 养心殿工字廊槅扇（南向） 及东西两侧活扇揭取前、后面貌
此应即光绪三十五年活计档记载中所谓“槅扇两扇做底糊面”。
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中虽未出现对燕喜堂槅扇书画进行更换的直接描述，但经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将更换时间范围缩小至光绪三十五年即宣统元年（1909）左右，理由如下：一、朱汝珍和朱益藩两位主要参与者此时已在京任职；二、鉴于朱汝珍的政治身份，其参与燕喜堂槅扇书画创作的时间极可能在慈禧去世（光绪三十四年，1908）后；三、以同一班底在养心殿其他区域参与槅扇创作的时间为参考；四、宫中于宣统年间出现重新装潢案例，如景祺阁横楣匾额、贴落多为隆裕皇太后及宣统帝师手书。可见宣统虽为末代皇帝，在其登基之年仍对内廷进行糊饰见新，燕喜堂碧纱橱或为一例。
综上所述，燕喜堂碧纱橱的安设应在慈禧亲自授意下完成，时间为同治二年。包括碧纱橱在内的燕喜堂内檐槅扇纸本书画，与东、西围房及后殿西梢间槅扇书画的创作时间应在此年或距此不远。燕喜堂现存槅扇绢本书画的创作时代，应在宣统元年左右，与后殿（除西梢间外）、工字廊槅扇书画的创作时间相近。
五 燕喜堂槅扇书画材料检测与病害成因分析
〔图十二〕 燕喜堂槅扇伤况图
燕喜堂现存槅扇书画装潢年代虽相对晚近，但其受损程度却在养心殿中最为严重〔图十二〕。为探究其原因，文保科技部实验室专家对养心殿区域槅扇心所用材料进行抽样检测，样本如下：槅扇YYm(w)001A（燕喜堂）、YXb4(w)003B（西围房北四间）、YXb4（w）010B（西围房北四间）、YXb4(w)012A（西围房北四间）、YXb5(w)001A（西围房北五间）、YXb5（w）008B（西围房北五间）、YXb6（w）004B（西围房北六间）、YXb7(w)016A（西围房北七间）、YXb8（w）002B（西围房北八间）、YXb8(w)009A（西围房北八间）、YDb3(n)009A（东围房北三间）、YDb5(n)001B（东围房北五间）、YDb6(n)002B（东围房北六间）、YDb6(n)003A（东围房北六间）、YDb7(n)006B（东围房北七间）、YDb7(n)011B（东围房北七间）、YDb7(n)015B（东围房北七间）、YDb7(n)016A（东围房北七间）、YDb8(n)007B（东围房北八间）。将燕喜堂槅扇心纸本字迹残片与绢本槅扇心剥离，两边各自皆可剥离为画心和托纸两层，纤维显微结构如图〔图十三，图十四〕：
〔图十三〕 燕喜堂残片及现存槅扇心材料纤维观测
〔图十四〕 样品纤维原料鉴定YYm(w)001A
1. 题记残片之草纤维 2. 题记残片之皮纤维
3. 现槅扇心画心绢经纬层 4. 现槅扇心托纸竹纤维层
分别检测残片（即原纸本槅扇书画）与现存槅扇书画（绢本）所用背衬纸张的材料纤维种类，一方面有助于辨别燕喜堂残片与东、西围房与后殿西梢间现存槅扇心所用材料的相似性，另一方面有助于判断燕喜堂区域槅扇心的病害成因。检验结果如下：燕喜堂残片检出皮纤维与草纤维，即用宣纸背衬；燕喜堂现存槅扇检出绢与竹纤维，即用竹纸背衬[21]。竹纸短纤维的特性决定了在有害气体及光照影响下，易酸化并导致文物脆化以致断裂。在对燕喜堂槅扇书画进行清洗揭背时，发现其背衬纸已与浆糊混为泥浆状，纸纤维无法提供足够的强度。初步推测，燕喜堂槅扇心背衬材料的特性，很有可能是导致此处为养心殿区域断裂现象最为严重的原因之一。
此外，养心殿区域各殿槅扇心的厚度也不尽相同［表五］：
［表五］ 养心殿区域槅扇书画样品厚度调查
从上表可见，养心殿区域各宫殿中燕喜堂槅扇书画材质最薄，厚度均值位于0.2mm以下。后殿现存的槅扇书画材质则最厚，均在0.4mm以上（后殿槅扇书画背衬有明显更换痕迹）。东、西围房及体顺堂厚度则位于二者之间，在0.2－0.3mm浮动。数据呼应前文对养心殿各宫殿不同装潢时间的推测，可知不同期段所使用的材料与装裱工艺有明显差别。
经过观察，可发现养心殿各建筑中的槅扇书画背后大多使用纤维较长，拉力、韧性更好的宣纸托心并用桑皮高丽纸进行覆褙，以增强纸绢材料的强度。然而燕喜堂槅扇书画背后仅使用单层竹纸进行装裱，而未加覆褙纸，降低了作品的厚度。且从建筑结构及碧纱橱功能考量，碧纱橱位于内檐空间衔接处，气流扰动频繁。由于其背衬过薄，增加了断裂的风险，且纤维特性对作品的长久保存较为不利。根据故宫博物院现存各个区域槅眼书画的保存情况来看，燕喜堂碧纱橱这套晚清时期的装潢方法，应该是一种省工省料的简化做法，从中可清晰地看到国运盛衰对宫廷内檐装潢的影响。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杨泽华先生、马越女士大力协助，王允丽女士、魏乐女士及陈先生亦惠赐资料，在此一并感谢。
［附表一］ 光绪三十年后养心殿内檐装潢记录
材料来源：《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
（责任编辑：盛 洁）
[1]周苏琴：《“大雅斋”匾的所在地点及其使用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2期。
[2]“燕喜堂匾派孙家鼎写，照同和殿尺寸做，换平安室”，见《清宫杂件（旧整）·匾联》第143包，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参见纪立芳、杨红、曹明璐：《养心殿区燕喜堂彩画年代考略》，《故宫学刊》2017年第1期。
[3]此处碧纱橱档案称：“燕喜堂楠木灯笼框、梅花蝴蝶卡子花、加纱臣工书画贴落横批心隔心，贴雕梅花蝴蝶绦环板，梅花蝴蝶花篮裙板隔扇”，为行文流畅，本文使用“碧纱橱”代称。
[4]黄希明：《金铺玉户，绮窗玲珑——清宫内廷槅扇（上）》，《紫禁城》2004年第3期。
[5]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木结构遗产保护准则》，国家文物局编《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页197，文物出版社，2007年。
[6]该编号为文保科技部施工时，为记录其位置所采用的临时编号。
[7]横楣：横30厘米，纵23厘米；槅扇门：横23厘米，纵36厘米；帘罩：横60厘米，纵20厘米。
[8]庄立新：《花飞蝶舞春风吉庆——养心殿燕喜堂的内檐装修》，《紫禁城》2016年第12期。
[9]前揭庄立新《花飞蝶舞春风吉庆——养心殿燕喜堂的内檐装修》，页139。另据奏案可证“平安室明间后檐隔断板撤去，两边安八方门，冰梅花样圈口成做，高六尺。”《清宫内务府奏案》808卷54号，“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呈为养心殿等处工程估需工料银两清单”，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0]《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卷宗目录445，顺序号3099，活计库胶片第35号，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1]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卷宗目录445，顺序号3099，活计库胶片第35号。
[12]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卷宗目录445，顺序号3100，活计库胶片第35号。
[13]修复时发现YYm(e)014A有童华字样纸残片，该位置现为朱汝珍书法。
[14]于YYm(e)015A位置发现，现槅扇书法作者为袁励准。
[15]画家沈振麟地位颇高，据活计档记载：“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库掌兴诚持来报单一件，内开如意馆为报题头事：同治二年八月初一日，恭王爷面谕旨，着如意馆五品画士沈振麟在主敬殿恭绘孝静成皇后圣容一轴，钦此。如意馆。”参见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卷宗目录445，顺序号3099，活计库胶片第35号。
[16]后殿西梢间现存二十件中有十二件背纸颜色较深，应该为原背纸。而另外八件的背纸颜色较浅，可能曾采用新纸修复。
[17]三人的生平分别出自：《清史稿》列传二二八，页12415，中华书局，1977年；前揭《清史稿》列传二二八，页12417；《清史别传》大臣画一传档后编九“黄钰”条，页4195，中华书局，1987年。
[18]江西省莲花县政协文史办编：《末代帝师朱益藩》页89，中国海洋出版社，1993年。
[19]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卷宗目录469，顺序号3270，活计库胶片第58号。
[20]“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出现于圆明园正殿楹联，本为雍正帝所书。而养心殿工字殿横眉有咸丰诸玺印，应为咸丰皇帝手书，并由匠作制为缂丝。
[21]张美芳在《历史档案及古籍修复手工纸的选择》一文中曾对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档用纸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清朝各个时期竹纸皆是制作档案的主要载体，且咸丰、同治时期几乎是唯一载体。参见张美芳：《历史档案及古籍修复手工纸的选择》，《档案学通讯》2014年第2期。
文章由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