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青花瓷器纹饰图案的分析解读

元青花瓷器的纹饰，不仅再现了元代艺术家的艺术才华，真实地再现了元代社会的艺术取向，更是今人鉴赏元青花瓷器的艺术标尺，读懂读通元青花瓷器的纹饰图案，对于我们理解元青花瓷器的真伪有着事半功倍的作用。

关于树叶

元青花瓷器的树叶，既是辅助纹饰，又往往出现在器表的主要部位，它对画面的影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缠枝还是扎枝，其叶片一般分成带芽或带剌两种。

14-21带芽的树叶

14-22带剌的树叶

带芽的树叶，往往肥硕，而带剌的树叶一般比较精干，如图14-21和图14-22所示。当然它们还有各自的变形状态。不同树叶的画法，可能和当时师徒的传承有关，有的画师其树叶喜欢画成带芽肥硕状，有的喜欢带剌状，他所传承的徒弟也就秉承这种画风，从而造成了不同元青花瓷器树叶的不同风格。不过，不同的画法也可能和树叶衬托的相关花种有关，带芽的树叶多数作为牡丹花的陪衬，而带剌的树叶多数作为菊花或莲花的陪衬。

14-23浓笔涂抺

元青花瓷器上作为陪衬的树叶，既有浓笔涂抺的写意，也有细描清淡的精致。前者如图14-23的树叶，只见苏来麻尼料呈色特征—晕散、黑斑和串珠现象，而不见叶脉茎筋。后者如图14-21所示，叶脉清晰，茎筋毕露。这显然也是不同画师的不同画法。读者既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也不能相反处之。从树叶的不同画法上，可见元青花瓷器纹饰图案的多样性。

关于蕉叶

蕉叶的图案最早出现在青铜器上，作为一种传统纹饰，它在元青花瓷器上得到广泛的应用。这里所指的作为辅助纹饰的蕉叶图案，是已经抽象成长三角形的那种纹饰，而不是指自然状态的植物蕉叶图案。因为作为辅助纹饰的蕉叶纹和作为主要纹饰的岁寒三友或者池塘芭蕉纹中的蕉叶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

蕉叶纹出现在玉壶春瓶上最多，在我们统计的22件元代玉壶春瓶上，有10件绘有蕉叶纹，占45.45％。而玉壶春瓶上，绘有全器龙纹（不包括分区龙纹）、凤或孔雀纹以及人物纹的，一般都不会出现蕉叶纹。其他绘有蕉叶纹的器物有觚、盏托、高足杯和执壶等。一般都出现在器物的颈部或足部。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统计的土耳其12件元青花瓷器和伊朗的22件元青花瓷器中，没有发现绘有蕉叶纹的辅助纹饰，这说明，在当时外销国外的元青花瓷器中，这种作为辅助纹饰的蕉叶纹，并不受国外市场的认可。至所以不把其他国家的元青花瓷器中的蕉叶纹辅助图案统计在内，是因为只有伊朗和土耳其的元青花瓷器是从元代一直传承至今的，而其他国家的元青花瓷器都是几经周折才在今天出现在收藏国度的，和上述两国的收藏在传承上没有可比性。当然这个论断还不完全可靠，因为我们必竟没有完全统计伊朗和土耳其的全部馆藏元青花瓷器。

14-24线状双框蕉叶纹

14-25齿状双框蕉叶纹

14-26齿状单框

蕉叶纹的画法分单框和双框两种。叶的边缘又分成线状和齿状两种。图14-24是线状双框的蕉叶纹，图14-25是齿状双框蕉叶纹，而图14-26是齿状单框蕉叶纹，这些蕉叶的中茎都一笔沟通上下，再在中茎两侧画出用细线勾勒画出如鱼骨状叶脉。这种中茎直线至叶尖的画法被称为元青花瓷器蕉叶纹的典型，也就是论者所谓元代中茎单线色绘[1]和明初中茎拔白[2]的区别。应该说，这种用蕉叶纹中茎来区分元代瓷器和明初瓷器的鉴定方式在相当时期内为业内区分元末明初的瓷器起到了相当不错的成绩。问题是不能把这样的认识作为唯一的标尺，如果用线性思维的方式来鉴定元青花瓷器，那么，凡是蕉叶纹出现中茎拔白而又有典型元代其他纹饰或者说是典型元代器型的元瓷，就会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臆造品。图14-27就挑战这种说法。这是一件蕉叶纹明显中茎拔白的元青花玉壶春瓶，这是甘肃省临洮县衙下乡寺洼村出土的器物，目前收藏于临洮县博物馆，因它是一件科学发掘的出土器，曾于2011年初和2012年末分别展出于浙江省博物馆《丝绸之路文物展》和上海博物馆《元青花瓷器大展》。这件中茎拔白的蕉叶纹元青花玉壶春瓶，出身可靠，权威认可，它的蕉叶纹拔白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需要说明的是，这件元青花玉壶春瓶并未从头到尾参加上海博物馆的展出，中途12月份就被甘肃相关单位撤走，以至许多藏友未能仔细地观察这个细节）。那么我们是否就此认为，凡是中茎拔白的青花瓷器就一定是元代的呢？显然不能，如果还是用线性思维的方式来对待出土物，我们又将陷入机械唯物论的泥坑。

14-27中空蕉叶纹

就蕉叶纹的不同画法，足以让我们明白，对待元青花瓷器的鉴定，任何单凭一点“标准”得出的结论，都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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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草千里，《元明青花瓷器鉴定》，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12页。

[2]朱裕平，《元代青花瓷》，文汇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