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66天平后蜀，为何不进攻大理？真的存在“玉斧划界”吗？
公元964年11月，北宋王朝截获了后蜀给北汉的一封蜡书密信，建议联合抗击宋军。不久，在赵匡胤“西讨有名”的大笑声中，北宋将领王全斌统帅六万步骑，突破了剑门天险，一举荡平了后蜀。前后才66天，速度很快！但宋军却就此止步，未乘胜南进攻取大理国的所在地云南。对这个事实，后来传说纷纭。
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玉斧划界”，或者说“宋挥玉斧”。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六是这样记载的：
“大渡河，……宋乾德中，以为边界。……宋初乾德三年（965年），王会斌平蜀，以图来上。议者欲因兵威服越南（今四川凉山州）。艺祖(宋太祖赵匡胤)以玉斧画此河曰： '外此吾不有也。’于是为黎州（今云南汉源）之极边，昔时河道平广，可过漕船，自玉斧画后，河之中流，忽而隐下五六十丈，水至此澎湃如瀑，从空而落，舂撞号努，波涛汹涌，船筏不通，名为噎口，殆天设险以限中外。父老云，旧有寨将欲载杉木板由阳山入嘉定贸易，以数片试云，板三噎口，为水所舂没，须臾，片片白沫水浮出。蛮人闻之，益不敢窥视。”
可见所谓“玉斧划界”就是指赵匡胤查看了后蜀地图，决定放弃大渡河以外的地方，用手杖“玉斧”一挥，沿河划线说：“自此以外，朕不取” 。
其实，这个传说很难让人信服。提到“宋挥玉斧’’的史籍，除《读史方舆纪要》、《清波别志》外，还有《宋史·字文常传》、《宋会要辑编·蕃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5、《玉海》卷153等等，都是南宋及以后人的著作。《读史方舆纪要》显然不是作者亲眼所见；《清波别志》所记载是根据《西南备边录》，但后者年代不详；《宋史》也仅是追述到北宋徽宗时宇文常所说的话。因此，有理由认为，这个故事其实是好事者故意为之，不足为信。
宋军在平定后蜀以后，确实未乘胜南进，这不应从某个 “英雄”人物的举动来寻找原因，而应结合北宋初年的战略形势来解释。
当时北方还面临强大的契丹政权的威胁，东南方面还有好几个割据政权。尽管北宋王朝初年血气方刚，可是鞭长莫及，无论从财力人力来讲，或从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来看，要想立即用武力降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都有很大困难。何况大理国政权从北宋平蜀之初就立即表示友好，西南边当时不存在什么威胁。所以说，北宋在平蜀后，便把注意力放到东南，去结束五代十国数十年混乱的局面，完成统一大业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整个宋代对大渡河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一种低调态度，倒是事实。根源在于对民族关系问题患神经衰弱症的宋统治者，不可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宋代纷繁杂乱的民族问题。在西南，应从唐王朝与南诏政权的关系谈起。南诏政权是唐王朝扶持起来的“乌蛮” （今彝族先民）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唐后期，它向内陆发动了一系列掳掠战争，唐王朝不得不从广西到四川的漫长战线上设防，耗资非常大。公元868年，驻守在桂林防御南诏侵扰的军队因久戎不得归发生了兵变，几年之后，便爆发了席卷全国的黄巢大起义，彻底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根基。宋代的史家总结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新唐书·南蛮传》），错误地把唐王朝覆亡之“基”归之于南诏对内陆的侵扰，企图对南诏之后不久“白蛮” （白族先民）建立的大理国地方政权采取“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的政策，也是很自然的。
宋统治者的这种政策事实上是行不通的。有人所断定的“在北宋建国的最初百年之内，宋与大理双方的统治者之间没有任何来往”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整个宋代，不但云南和内陆人民之间的交往未中断，就是大理政权也始终对末王朝保持着一种臣属关系。史籍记载说：
太平兴国（976—984年）初，首领有百万者款塞气内附，我太宗册为云南八国都王 （杨佐的《云南买马记》）。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三月， “沼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 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
淳化（990—994年）末，宋王朝又特授大理国主驱诏为“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 （辛怡显《云南至道录》）。
这些事例说明，在北宋建立仅十多年后，双方已确立了隶属关系。
北宋建立五百年以后，双方统治者之间来往增多，包括大理政权继续受到宋王朝的册封，大理国也多次派使臣到宋王朝进行通商交涉和购买经书、医书等活动，是公认的历史事实。这些交流促进了云南和内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大理马、大理刀驰名全国；而大理国人民也努力学习内陆先进文化，“白蛮”的文化水平得以大大提高，几乎可以和内陆相比了。不过，宋王朝统治者出于防范心理，有时也拒绝大理政权的“朝贡”或通商要求，但这不过是交流，只能说明宋王朝统治者虚弱的本质。
所谓宋太祖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之说，始于北宋末年的宇文常。宋与大理交往当中，有人建议在大渡河以外设置城邑，以便进一步互市，《宋史·宇文常传》记载宇文常就提出意见说：
“臼孟氏（后蜀孟昶）入朝，艺祖（宋太祖）取舆地国观立，划大渡河方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边患。今若于大渡河外建立域邑，虏情携贰，边隙渐开，非中国之福”。
其实，宋太祖是否真正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以断绝大理国之间的交通往来，这是个问题。因为在事实上，北宋初年以来，大理国人都不断过大渡河而入贡于宋王朝。宇文常所说的宋太祖曾划大渡河为界，不过是在北宋末年全国政治形势复杂化的情况下，作为拒绝与大理国交往的借口罢了。
著名的昆明大观楼《长职》中，长叹道：“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杆、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我们不必为历史上的英雄们叹息。千古江山，人民自有“移山心力”，“玉斧”岂能划界！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早已是浑然成就不可分割的整体了。